但他話鋒一轉，也呼籲斯大林能對“弱小的波蘭”表現出慷慨。然而，相比於邊界線，丘吉爾更關心的，是波蘭的主權和獨立，這關係到大英帝國的“榮譽”。他動情地說道：
“我對波蘭主權獨立的關切遠甚於邊界問題——我希望看到波蘭人擁有自己的家園，在那裡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組織生活。”
“彆忘了，大不列顛是在最危急的關頭為了保衛波蘭免受德國侵略而投入戰爭的，這幾乎讓我們喪失了立足之地。英國對波蘭沒有物質利益可圖，此問題關乎我們國家的榮譽。因此，凡是不使波蘭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的解決方案，我們政府都斷然不能接受。”
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建議：能否就在雅爾塔，現場成立一個新的波蘭政府，把倫敦流亡政府和蘇聯支持的盧布林政府的人，都包括進來？
丘吉爾話音剛落，斯大林平靜地要求，暫停會議十分鐘。
這是一個經典的、斯大林式的談判策略。他讓緊張的空氣在房間裡發酵，讓對手去揣測他的意圖。短暫的休息後，斯大林重新開口，開始了他那係統性的、邏輯清晰、且不容置疑的反駁。他的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像一塊沉重的石頭，砸在談判桌上。
首先，他回應了丘吉爾的“榮譽說”。“丘吉爾先生說波蘭問題對大英帝國是榮譽問題，我理解這一點；但對於我們俄羅斯人而言，它既是榮譽問題，更是安全問題。這關係到俄羅斯過去許多舊恨要不要一筆勾銷，更關係到國家安危。波蘭與我們接壤，在曆史上一直是侵略俄羅斯的走廊。僅過去三十年間，我們的德國敵人就兩次穿過這條走廊發動進攻。”
他提高了語調，目光掃過羅斯福和丘吉爾。
“波蘭之所以成為走廊，就是因為她太弱了。俄羅斯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獨立、民主的波蘭。……光靠俄國的軍隊從外部是鎖不上這道大門的，隻有波蘭自己才能把它從內部關上。因此，讓波蘭獨立、強大和民主，對俄羅斯來說不僅關乎榮譽，更是生死攸關。”
接著，他逐條反駁了美英的提議。關於邊界，他明確拒絕了在利沃夫問題上做出任何讓步。
“關於寇鬆線，對利沃夫省讓點步的建議——我必須提醒你們，這條線可不是俄國人定的，而是寇鬆和克裡孟梭這些外國人在19181919年搞出來的。當時我們俄國人根本沒被邀請，這條線是在我們反對的情況下定下來的。……我們難道要比寇鬆和克裡孟梭還不顧俄羅斯的利益嗎？要是那樣，我們回到莫斯科還怎麼見人？人們會說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還不如寇鬆、克裡孟梭會為俄羅斯著想呢。”
“所以，提議對寇鬆線作出的這些修改，我們絕不可能同意。我要說，我寧可讓戰爭多打一些日子，用德國的土地去補償波蘭，也不會在我們這邊讓步。……我可以坦率地說，我堅持讓波蘭的邊界一直延伸到西尼薩河，並請求本次會議支持這一主張。”
然後，他轉向了更棘手的政府問題。他半開玩笑地，駁斥了丘吉爾想在雅爾塔“創造”一個政府的想法。
“首相先生剛才說在這裡創建一個波蘭政府。我看他這話是說走了嘴——沒有波蘭人的參與，是不可能創建出波蘭政府的。……都說我獨裁、不民主，可我還是有一點民主素養的，不會在沒有波蘭人參與的情況下就去扶植一個波蘭政府。”
他隨即話鋒一轉，開始為蘇聯支持的盧布林政府辯護，並猛烈抨擊倫敦流亡政府。
“有倫敦政府派來的特工，自稱是地下抵抗力量。他們對我們毫無益處，倒是壞事做絕。截至目前，他們已經殺害了我們212名軍人，還襲擊我們的後勤基地來獲取武器。……如果他們再繼續在我們後方興風作浪，我們會按照軍法把他們就地槍決。”
“軍人需要的就是一個和平安寧的後方。我們蘇聯）將支持任何一個能給我們穩定後方的波蘭政府，在這一點上我彆無選擇。”
斯大林這番長篇而有力的表態，軟硬兼施，有理有據，讓會議室的氣氛一時變得十分凝重。
丘吉爾沉默了片刻後，沙啞地開口回應。他坦言，英蘇雙方，顯然掌握了截然不同的關於波蘭的情報。“也許我們的報告有誤，”他固執地說，“但以我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我不認為盧布林政府，能代表哪怕三分之一的波蘭民眾。如果讓人民自由發表意見，我覺得這個政府，根本無法繼續維持。”他重申，英國絕不能接受以盧布林政府為基礎，來代表整個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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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圍繞波蘭問題的初次較量，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暫告一段落。會議進行了許久，直到羅斯福疲憊地提醒時間已近晚上八點，三巨頭才同意，把這個棘手的話題，留到第二天繼續。
第一天的交鋒，就在這樣一種劍拔弩張的僵局中，暫告一段落。
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當三巨頭再次坐到會議桌前時，氣氛依然緊張。羅斯福首先表態，他依然認為，政府組成問題，比邊界問題更為重要。他巧妙地暗示，倫敦流亡政府的“法統”地位，並非神聖不可侵犯，關鍵是要組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新政府。
就在這時，斯大林主動拋出了一個橄欖枝。他透露說，莫洛托夫已經連夜起草了一份關於波蘭問題的新提案，在相當程度上，接近羅斯福的建議。
下午，在處理完其它議題後，莫洛托夫取出了那份準備好的文件，用他那特有的、毫無感情色彩的平穩聲音，逐條宣讀了蘇方的六點方案。
方案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同意在寇鬆線的基礎上，劃定波蘭的東部邊界；波蘭將在西部獲得巨大補償；最關鍵的是第三條——“認為應當給現在的波蘭臨時政府盧布林政府），增加一些來自波蘭僑民界的民主領袖人物。”
聽完莫洛托夫的報告，羅斯福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說道：“我必須說，按照莫洛托夫外長的這些提議，我們確實取得了進展。”但他立刻敏銳地指出了一個讓他感到不滿意的詞——“流亡僑民”。
“我覺得，根本沒必要去找什麼流亡國外的波蘭人，”羅斯福強調道，“在波蘭境內，就有足夠的人可以勝任。”
丘吉爾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作為一位語言大師，他現場給大家上了一堂生動的英語詞源課。他鄭重地解釋道：“流亡僑民’這個詞，來源於法國大革命。在我們的英文裡，它的意思，是在本國人民逼迫下，被迫流亡國外的人，帶有強烈的貶義。”
“但波蘭這些流亡人士，情況並非如此！”丘吉爾強調說，“他們是由於德國人的野蠻進攻，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所以我寧願不用‘僑民’這個說法，而稱他們為‘暫時在海外的波蘭人’，這才更為恰當。”
接下來，丘吉爾又談及了波蘭的西部邊界。他再次祭出了他那個生動的比喻：“我一向支持將波蘭邊界向西移動，但不能多到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把波蘭這隻鵝，塞得吃進太多德國的糧食，把它給撐出病來，那可不好！”
這句話的意思是：波蘭吞並德國領土不能過多，否則可能超出其承受和治理能力，反而自找麻煩。
聽到這裡，斯大林冷冷地插了一句：“那些地方的大多數德國人，早就望風逃命去了。”
丘吉爾一挑眉毛，倒也鬆了一口氣：“那當然就使問題簡單多了。”他強調，隻要遷移的規模與承受能力相稱，他並不害怕。最後，他又回到政府組成問題上，建議在蘇聯的提案中，明確加上“以及波蘭國內的民主人士”的字樣。
斯大林對此，表現出了驚人的“合作”態度，當場同意，並指示莫洛托夫，立刻在提案上，加上這句話。
2月8日，雅爾塔會議的最後階段。由三國外長組成的小委員會，連夜磋商，終於擬定了一份最終的、折中的方案文本。
政府問題：承認目前在波蘭運作的臨時政府即盧布林政府），應在“更廣泛的民主基礎上進行改組”，吸收來自“波蘭國內和波蘭僑界的民主領袖”加入。這個新政府，將被命名為“波蘭民族團結臨時政府”。美英蘇三國，將在其成立後，予以承認。
選舉問題：這個新的臨時政府，必須承諾，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儘快舉行“自由而不受乾涉的選舉”。
邊界問題：波蘭的東部邊界，應沿“寇鬆線”劃定。而在西部，“波蘭將從德國獲得大幅領土補償”，但具體的邊界範圍，須留待日後與新的波蘭政府協商決定。
至此，這個在雅爾塔會議上，耗費了最多時間和精力的、最棘手的波蘭問題，終於達成了一個字麵上的、皆大歡喜式的解決方案。羅斯福和丘吉爾，可以說服國內，他們為波蘭爭取到了“自由選舉”和“民主政府”的承諾。而斯大林，則牢牢地掌握了“改組”政府的主導權，並確保了波蘭未來的親蘇走向。
每個人，都從這份協議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或者說，每個人，都從這份協議中，看到了自己願意看到的東西。
當這一切硝煙散儘之後回望雅爾塔，人們不禁對當時會議室內的激烈交鋒唏噓不已——正是羅斯福、丘吉爾與斯大林在這場唇槍舌劍、討價還價中留下的原聲對話，讓曆史進程中的關鍵一幕如此鮮活地展現在我們麵前。
那麼，波蘭問題處理完了，接下來，關於如何處置戰敗的德國，以及蘇聯是否同意對日作戰等一係列同樣重要的問題，又將如何解決呢？我們下回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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