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波蘭問題的辯論，是一場在聚光燈下上演的、充滿了激情與道義呼喊的公開大戲；那麼，接下來這場關於遠東未來命運的交易，則更像是一場在後台小房間裡，進行的、隻有少數幾個核心人物參與的、冷酷而高效的秘密交易。
上一回咱們說到，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圍繞著波蘭的邊界和政府問題，展開了一場堪稱史詩級的唇槍舌戰。最終，他們達成了一份充滿了外交辭令的協議，暫時將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包裹了起來。丘吉爾，扞衛了他眼中的“榮譽”；羅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民主承諾”；而斯大林，則牢牢掌握了通往控製波蘭之路的所有鑰匙。
然而，就在丘吉爾為了波蘭的命運而殫精竭慮、羅斯福為了他的聯合國理想而苦心斡旋之時，另一場同樣將深刻改變世界格局的交易，正在悄然進行。這場交易的主角，是羅斯福和斯大林，而交易的籌碼，則是遙遠的亞洲，以及中國的未來。
之前咱們在講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就已經向羅斯福，做出了一個口頭上的承諾：在德國戰敗後，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對於美國而言，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承諾。
當然這隻是一個口頭承諾並沒有簽任何協議。
整個1944年，美國的外交官們，一直在莫斯科，像一群勤勞的蜜蜂一樣，嗡嗡作響地努力著，試圖將斯大林這個模糊的承諾，轉化為一份具體的、可以執行的軍事計劃。然而，蘇聯方麵，卻始終像一個精明的商人，不緊不慢，含糊其辭，一直在拖延。
斯大林非常明確地表示，在他的那份政治“願望清單”得到完全滿足之前，他不會作出任何具體的軍事承諾。這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長期的戰略布局。他極其巧妙地，將蘇聯參戰，描繪成是對盟國的一種“巨大恩惠”，而非蘇聯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的追求。因此，既然是“恩惠”，那就理應獲得豐厚的、相應的報償。
決定性的時刻，發生在1944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的克裡姆林宮，斯大林與美國駐蘇大使，埃夫裡爾·哈裡曼，舉行了一次極其關鍵的會談。這次會談，才是雅爾塔遠東秘密談判的、真正的序曲。
在那次會談中，斯大林不再有任何的含糊其辭。他“極其詳儘地”，向哈裡曼闡述了蘇聯在遠東的領土野心。他甚至在一張巨大的地圖上，親自為哈裡曼指出了他所要求的權益範圍。這套方案，幾乎就是後來雅爾塔密約的完整藍本。
斯大林的這份“價目表”，傳回華盛頓後，美國國務院的遠東問題專家們，對此表示了深深的警惕和不安。他們建議，不應將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直接割讓給蘇聯，而應考慮將其置於戰後的國際托管之下。
在雅爾塔會議召開前夕的馬耳他，當美英代表團做最後準備時，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更是直言不諱地向美國國務卿斯特蒂紐斯建言，美國根本無需為換取蘇聯的參與，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艾登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之所以決定參戰，完全是出於其自身的利益考量——他們絕不希望，看到英美兩國，單獨贏得太平洋戰爭的勝利，並主導戰後的亞洲新秩序。因此，莫斯科的參戰是必然的，根本無需用重大的領土讓步來換取。
然而，這些來自專業外交官的、清醒而理性的建議，最終都被最高決策層，擱置了。
斯大林在談判正式開始前，就提前亮明所有底牌的策略，堪稱一次大師級的博弈。他成功地，將整個議題的框架，從“我們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來換取蘇聯參戰？”，巧妙地轉變成了“我們能否接受蘇聯開出的這些條件？”。
這使得美國代表團，在抵達雅爾塔時，就已經處於一種極其被動的、隻能回應的地位。他們不是來開啟一場新的談判，而是來對一份已經擬好的價目表，進行最終的確認。軍事上的迫切需求，最終壓倒了外交上的審慎。羅斯福總統決心要達成這筆交易，他前往雅爾塔的目的，已不是為了討價還價，而是為了敲定一份他認為，對贏得戰爭、拯救成千上萬美國士兵生命，至關重要的協議。
這場決定遠東命運的交易，其核心場景，在1945年2月8日下午3點30分，正式上演。
地點，是羅斯福下榻的裡瓦迪亞宮，他個人的書房裡。氣氛私密，卻又充滿了曆史的沉重感。房間裡，除了羅斯福和斯大林，隻有各自的貼身翻譯——美國的查爾斯·博倫和蘇聯的弗拉基米爾·巴甫洛夫，以及哈裡曼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在場。丘吉爾，被刻意地排除在了這場密會之外。
羅斯福總統身體的極度虛弱，是房間裡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據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觀察，此時的總統，“看起來又老又瘦，麵容憔悴”，仿佛一陣風就能吹倒。然而，比他身體的衰弱，更沉重的，是壓在他心頭的那份關於太平洋戰爭的、巨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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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美軍的軍事策劃者們，正麵臨著一個恐怖的夢魘：進攻日本本土的“沒落行動”。根據最保守的估計，這場行動，可能造成美軍總傷亡人數，從數十萬，到接近五十萬。
剛剛結束的硫磺島戰役，讓這些冰冷的數字，變得無比真實和恐怖。在這些小島上，日軍近乎瘋狂的、玉碎式的抵抗，和美軍付出的慘重代價硫磺島陣亡近7000人），讓華盛頓的每一個決策者，都感到不寒而栗。情報顯示，日本已經在九州，集結了超過90萬軍隊和近萬架“神風”特攻隊飛機，準備進行最後的、血腥的本土決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蘇聯出兵，從背後，猛擊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被華盛頓的軍事和政治高層，視為能夠迅速結束戰爭、挽救數十萬美國年輕生命的，唯一有效的途徑。
斯大林一開口，便直奔主題。他靠在沙發上，平靜地說道：“蘇聯在何種政治條件下，將參加對日戰爭。他說，他已就此問題，與哈裡曼大使，進行過一次會談。”
這句話，開門見山，直接點明了去年12月的那次關鍵會晤，並強調了：這並非一場新的談判，而是對既定議程的最終確認。
羅斯福的第一個讓步，來得迅速而徹底。當談及庫頁島和千島群島時，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便答道：“關於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戰後歸屬俄國一事，將不會有任何困難。”
“不會有任何困難”，這句斬釘截鐵的措辭，清晰地暴露了他急於達成協議的迫切心態。這並非天真的表現，而是一個清晰的戰略信號，意在告訴斯大林：“我是來做交易的，讓我們直接談重點，不要浪費時間。”
接著，討論轉向了不凍港和滿洲鐵路的問題。這涉及到另一個主權國家——中國的利益。羅斯福為大連港，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直接從中國租借，二是在國際委員會的管理下，將其變為一個對所有國家開放的自由港，並表示，他個人更傾向於後者。對於中東和南滿鐵路，他也提出了兩個選項：由蘇聯直接租用經營，或由一個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經營。
此時，斯大林拋出了他那早已精心準備好的、完美的政治托詞。他解釋說，如果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他和莫洛托夫同誌，將很難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何俄國要參加對日戰爭。”他聲稱，蘇聯人民完全理解對德國的戰爭，因為那威脅到了蘇聯的生存，但他們不會理解，為何要與一個“沒有給我們帶來大麻煩的國家”——日本，去開戰。
當然，他這就是裝出來的姿態。事實上，斯大林此時內心對對日作戰早已躍躍欲試。要知道，早在幾十年前的日俄戰爭中，俄國和日本就曾為爭奪東北亞的利益而在中國土地上爆發激烈衝突。那場戰爭最終以沙俄海軍在對馬海峽遭到日本海軍毀滅性打擊而告終，不僅讓俄國丟掉了遠東的戰略主動權，更被視為斯拉夫民族的一大奇恥大辱。
想象一下——作為一個自詡為歐洲列強的大國，竟然在戰場上被一個亞洲的小國日本打得落花流水，顏麵儘失，這種恥辱在整個俄國上層久久揮之不去。就好比學生時代，班裡的“惡霸”被一個一向安分守己、沉默寡言的“乖學生”當眾痛打了一頓——你說，這以後他還怎麼在班裡抬得起頭？
斯大林當然清楚這一仇未報，蘇俄的臉麵便始終蒙著一層羞辱的陰影。如今借助反法西斯戰爭的名義，借盟國之手打開遠東戰場，對日複仇、奪回舊日榮光，可謂天賜良機。他表麵鎮定，實則已暗藏鋒芒。
在會談中，羅斯福反複強調他的一個掣肘，或者說，是他為自己向中國主權做出讓步，尋找的一個台階：“他還沒有機會，同蔣介石元帥討論此事”，並且抱怨說，任何告知中國人的事情，“不出二十四小時，就會為全世界所知”。
斯大林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步步緊逼。他說：“如果能帶著一份由三強商定的書麵條件，離開這次會議，那將是非常有益的。”
羅斯福幾乎沒有猶豫，立刻表示：“他認為這可以辦到。”
這次密會，與其說是一場唇槍舌劍的談判，不如說是一場冷酷交易的、正式的簽約儀式。羅斯福是在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來“購買”蘇聯的幾十個師，以換取美國士兵的生命。在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的那份、觸目驚心的傷亡預測報告麵前，遙遠的滿洲的未來歸屬，顯然，已經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
在羅斯福與斯大林達成原則性的諒解之後兩天，2月10日下午，一場關鍵的、卻常常被曆史忽略的外交交鋒，在哈裡曼和莫洛托夫之間展開了。它揭示了蘇聯在獲得原則性同意後，試圖在文字的細節中，進一步擴大戰果的、經典的談判策略。
莫洛托夫向哈裡曼，遞交了一份由蘇方起草的協議草案。這份書麵文件，暗藏玄機。其條款，比兩天前斯大林與羅斯福口頭商定的內容，又更進了一步。草案中，提到蘇聯對旅順港的“占有”，而不僅僅是“租借”；並暗示，蘇聯將單獨控製滿洲的鐵路，而非羅斯福所提議的、由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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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既有條款的一次重大的、悄無聲息的升級。
然而，哈裡曼，這位比羅斯福更強硬、也更具疑心的談判者，立刻識破了對方的意圖，並予以了堅決的抵製。他當即表示，這些條款超越了總統的授權，他必須立刻請示總統。他堅稱，大連和旅順，必須是自由港，鐵路必須由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運營，而最關鍵的是，所有這些，都必須征得蔣介石的最終同意。
莫洛托夫雖然同意做出一些修改，但在旅順港的問題上，寸步不讓。
這一回合的交鋒，凸顯了高層政治共識與具體外交執行之間的巨大差異。它也證明了，像哈裡曼這樣一位警覺且注重細節的職業外交官，作為防止蘇聯過度索取的“防火牆”，所起的關鍵作用。
哈裡曼製造的僵局，迫使斯大林親自出麵，為這場談判畫上最後的句號。這一幕，是整場博弈的高潮，斯大林通過一次精湛的、充滿了個人魅力的外交表演，最終鎖定了協議的條款。
斯大林直接找到了哈裡曼。他表示，他“完全願意，讓大連成為一個在國際監督下的自由港，但旅順的情況不同。它將是一個俄國的海軍基地，因此，俄國需要租借它。”
哈裡曼立刻建議，斯大林將此想法，直接告知羅斯福。於是，兩位首腦再次會麵。結果是：“總統同意了斯大林元帥修改後的提議。”
這是最後的、也是最關鍵的一次讓步。羅斯福接受了將一個國際化的商業港口大連），與一個蘇聯獨享的、戒備森嚴的海軍基地旅順），區彆對待的方案。斯大林通過將兩個港口的問題，巧妙地拆分，製造出一種“相互妥協”的表象，讓羅斯福感覺自己贏得了一個要點大連的國際化），而斯大林自己，則毫發無損地，實現了其核心的戰略目標：在遠東，獲得一個不受任何限製的、常年不凍的軍事基地。
隨後，羅斯福詢問斯大林，是否應由他來將此事告知中國方麵。斯大林的回答，堪稱神來之筆。他答道，既然他自己是“利益相關方”，他更希望，由總統先生來做這件“困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