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在亞洲那片濕熱的叢林裡，中國遠征軍和盟軍，真是拿命在拚。經曆了整整一年半的浴血奮戰，在付出了屍山血海般的巨大傷亡之後，終於把中印公路這條“抗日生命線”給打通了。你可以想象那個場麵，一輛輛滿載著汽油、彈藥、藥品和各種物資的卡車，從印度出發，越過險峻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轟隆隆地開進了中國的雲南。
對於已經苦苦支撐了多年的中國軍民來說，這簡直就是天大的喜訊。前線的士兵們終於不用再數著子彈打仗，後方的工廠也有了運轉的燃料。源源不斷的物資，就像是給一個瀕臨枯竭的巨人注入了強心劑。抗日戰爭的天平，從這一刻起，開始真正地、不可逆轉地倒向了我們這一邊。一個積蓄已久的大反攻，號角已經吹響。
然而，就在亞洲戰場迎來勝利曙光的同時，世界的另一頭，歐洲的戰火雖然剛剛熄滅，但新的陰雲卻在悄然聚集。
1945年7月17日，德國柏林郊外一個叫波茨坦的地方，迎來了三位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男人。他們分彆是：剛剛接替羅斯福、第一次登上國際舞台的美國新總統——哈裡·杜魯門；叼著雪茄、象征著大英帝國不屈精神的“老獅子”——溫斯頓·丘吉爾；以及眼神深邃、讓人看不透心思的蘇聯最高領袖——約瑟夫·斯大林。
這已經是“三巨頭”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坐在一起開大會了。會議的桌麵上，擺著兩份大大的議程：
怎麼處理戰後的德國和整個東歐？德國已經投降，納粹的旗幟被踩在了腳下，但這個曾經的戰爭機器，現在成了一個巨大的爛攤子。是把它徹底拆散，永絕後患？還是幫它重建，讓它重新做人？還有那些被蘇聯紅軍“解放”的東歐國家，它們的未來又該由誰說了算？
怎麼儘快把還在太平洋上死扛的日本給乾掉？雖然日本已經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但他們的抵抗異常瘋狂。美軍估計，如果強行登陸日本本土，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傷亡。這個代價，誰都承受不起。
說起來，這兩件事在之前的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上，三巨頭就已經聊得七七八八，基本有了個框架。這次波茨坦會議，按理說，就是把之前畫好的草圖，最後精修一下，敲定所有細節，然後大家簽字畫押，分頭去落實就行了。
事情卻遠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
一個非常簡單，甚至有點殘酷的道理開始顯現出來：當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昔日的戰友往往就會變成潛在的對手。以前，有希特勒這個共同的、能威脅到大家生死存亡的大壞蛋在，美、英、蘇這三個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完全不同的國家，才能暫時放下分歧，捏著鼻子組成“偉大聯盟”，一致對外。
可現在，希特勒已經在地堡裡自殺，德國也投降了。那個把大家捆在一起的“靶子”沒了，三巨頭之間深刻的矛盾，就像退潮後海邊的礁石一樣，一下子全都暴露了出來。
這就好比三個獵人，齊心協力打死了一頭猛虎。老虎活著的時候，大家背靠背，共同對敵；老虎一死，三個人就開始互相瞅著對方，心裡各自打起了小算盤：這虎皮歸誰？這虎肉怎麼分？誰分得多，誰分得少？每個人都想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三巨頭都安了什麼樣的心思？
哈裡·杜魯門：這位老兄，人送外號“意外的總統”。羅斯福突然一走，他這個副總統就被推上了c位，可以說是“趕鴨子上架”。對他來說，波茨坦會議是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是一場超級大考。他心裡憋著一股勁兒，一定要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斯大林證明：彆看我是個新人，但我可不是好糊弄的軟柿子。
所以，他一上來就跟羅斯福完全不一樣。羅斯福喜歡那種繞來繞去的、講人情的個人外交，杜魯門不來這套。他自己管自己的風格叫“心裡有啥就說啥”，主打一個直來直去。開會之前，他把自己關在屋裡，埋頭看了堆積如山的文件和外交報告，對蘇聯在東歐乾的那些事兒，心裡已經充滿了懷疑和警惕。
同時，他腦子裡還裝著一個曆史教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約》。他覺得，就是因為當年對德國的經濟懲罰太狠了，把德國往死裡整，才把老百姓逼急了，給了希特勒這種極端分子上台的機會。所以他下定決心，這次可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從杜魯門後來寫的日記裡能看出來，他一方麵壓力山大，生怕搞砸了；另一方麵，他又在這場跟老江湖的博弈裡，慢慢找到了自信，越來越強硬。
約瑟夫·斯大林：這位蘇聯大元帥，可就是真正的老江湖了。從德黑蘭會議，到雅爾塔會議，再到波茨坦會議，所有戰時盟國的巨頭峰會，他是唯一一個全勤獎得主。在這盤世界地緣政治的大棋裡，他就是那個頂級的棋手。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斯大林心裡最在乎的是什麼？兩件事：安全和賠償。為啥呢？因為蘇聯在戰爭裡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慘了。超過2500萬條人命沒了，國家三分之一的財富被打成了廢墟。這種刻骨銘心的傷痛，讓他覺得必須乾兩件事。第一，他要在蘇聯的西邊，拉上一串“小弟”國家，搞一個“緩衝區”。這樣一來，萬一將來再有誰想從西邊打過來，得先過了這幾關，蘇聯本土就安全多了。第二，他急需從德國那裡拿到巨額的賠款，不管是拆工廠設備也好，還是拉走原材料、抓勞工也好，都得拿過來，用來重建自己那個被打爛了的國家。
在會議上，斯大林表現得非常沉著冷靜。他有時候說兩句冷幽默，有時候又突然變得非常強硬，但不管怎麼變，他都死死地盯著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寸都不肯讓。丘吉爾手下的一個部長形容他，說他“說話又短又有力……直接得很，一點都不妥協”。他來波茨坦，兜裡揣著非常明確的目標，背後還站著控製了半個歐洲、威風凜凜的蘇聯紅軍。
溫斯頓·丘吉爾：這位帶領英國度過了最黑暗時刻的戰爭巨人，在波茨坦會議上卻顯得有點心不在焉。他倒是非常想趕緊開會，好想辦法遏製一下蘇聯的擴張。但他的心，更多地是懸在英國國內的選舉上。
原來，英國在7月5日就已經舉行了大選，但是因為要統計海外軍人的選票，結果得等到會議開到一半的時候才能公布。這種政治上的不確定性，讓他根本沒法集中精力。好多人都觀察到，他在會上顯得又累又沮喪，甚至連手下人遞給他的簡報文件都懶得看。這一下子就大大削弱了他在談判桌上的分量。
可以說，丘吉爾在波茨坦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時代的象征。他代表著那個即將落幕的大英帝國，一個偉大的、但正在漸漸老去的背影。
三巨頭坐下來開會的時候，世界正上演著兩場截然不同的戰爭結局。
一頭是廢墟裡的歐洲：在歐洲，戰爭是打贏了，但勝利的喜悅一點兒都感覺不到，反而是揭開了一個巨大的爛攤子。就說德國自己吧，已經徹底成了一片廢土，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都散架了。盟軍接手的，是一個艱巨得不得了的管理任務。得把幾百萬德軍的武裝給解除了，得把那些戰爭罪犯抓起來審判，還得搞什麼“非納粹化”和“民主化”改革，想想都頭大。
整個歐洲大陸上，有差不多四千萬的難民，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到處亂撞，想找個安身的地方。其中，還有幾百萬德國人，正從東歐被趕出來，往德國西部跑，這又引發了一場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經濟崩潰，糧食短缺，整個社會秩序都搖搖欲墜。盟國必須一邊管著這個戰敗國，一邊還得想辦法應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混亂。
另一頭是太平洋戰場的殘酷收尾：在世界的另一邊，戰爭還在以一種嚇人的烈度進行著。盟軍花了巨大的代價，搞了個“跳島戰術”，一個島一個島地啃，好不容易把戰線推到了日本家門口。
但是，日本人是越打越瘋狂。他們的軍事頭頭們已經搞出了一個叫“決號作戰”的本土防禦計劃，準備讓“一億國民”都豁出命來，跟登陸的美軍拚了。雖然日本的經濟因為被海上封鎖和飛機轟炸，已經快要崩潰了，但他們軍隊那種“玉碎”的戰鬥意誌，一點都沒減弱。
盟軍這邊呢，也正在準備一個代號叫“沒落行動”的本土登陸計劃。根據估計，真要打起來，雙方的傷亡可能會高達一百萬人。這種可怕的前景，給波茨坦會議的這幾位大佬施加了天大的壓力。他們必須得想個辦法，趕緊把這場血腥的戰爭給結束了。也正是這種壓力，直接導致了後來《波茨坦公告》的發布，並且最終讓美國人下決心扔了原子彈。
開會在哪兒開，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地點的選擇，就是一次沒有硝煙的外交交鋒，裡麵全是算計和象征意義。
按理說，柏林是納粹德國的“千年帝國”的首都，在這兒開會，象征意義多強啊——就在你希特勒的老巢裡，決定你的下場！但是，現實情況不允許。那時候的柏林，已經不能算是個城市了，就是個“鬼城”。經過盟軍幾個月的地毯式轟炸，再加上最後蘇聯紅軍那場慘烈的巷戰，柏林的基礎設施，什麼水電、交通、房子，基本上都沒了。想在這種地方開個大型國際會議，連個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相比之下，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市，情況就好多了。尤其是市裡的一個叫巴伯爾斯貝格的區，在戰爭裡受到的破壞很小。而且這地方的街道很容易防守，能給來開會的各個代表團提供一個既安全又舒服的落腳點。
最後，會議地點就選在了采琪蓮霍夫宮。這個選擇，充滿了曆史的諷刺和象征性。
這座宮殿，是德國最後一個皇室——霍亨索倫家族——蓋的最後一座宮殿。1917年才完工，僅僅過了一年，德意誌帝國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中垮台了。更有意思的是，這座宮殿是典型的英式都鐸莊園風格，這對於馬上要來的英國代表團來說，真是一種奇特的巧合。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
現在，這座見證了老德意誌帝國黃昏的建築，馬上就要變成決定這個帝國殘骸命運的舞台了。
這個地點的選擇，背後其實是作為東道主的蘇聯人精心安排的。因為波茨坦在蘇聯占領區裡，所以整個會議的籌備工作，都由蘇聯方麵負責。他們非常細致地把宮殿修繕一新，還給每個國家的代表團都分配了獨立的辦公區和生活區。
蘇聯人乾這些，不僅僅是出於地主之誼，更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展示。當杜魯門和丘吉爾坐著飛機、坐著汽車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進入了斯大林的地盤。
這種權力展示，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蘇聯士兵在宮殿中央的院子裡，用鮮花精心修剪出了一個巨大的紅色五角星花壇。這可不是簡單的搞搞園藝，美化一下環境。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符號，是把蘇聯的錘子鐮刀印記，深深地烙在了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心臟地帶。
這個花壇，等於是在向美國和英國這兩個盟友發出一個毫不含糊的信號：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了，在東德這片土地上，一切都由我們蘇聯說了算。
從7月17號到25號，會議總共開了九次全體大會。這第一階段，充滿了試探、角力和火藥味十足的辯論。大家吵得最凶的，就是戰敗的德國，未來到底該怎麼辦。
1945年7月17號下午5點，會議正式開鑼。三巨頭在那個著名的圓桌前，開始了他們的曆史性會麵。這張圓桌，還是蘇聯人特地從莫斯科空運過來的，為啥呢？就是為了避免因為誰坐主位、誰坐次位這種小事鬨出外交糾紛，象征著大家是平等的夥伴。
但是，表麵上的平等，根本掩蓋不住底下深刻的分歧。
在開全體大會之前，杜魯門和斯大林先私下裡見了一麵。這是兩位大佬的第一次“單挑”。杜魯門後來在日記裡寫，他告訴斯大林，自己不是個職業外交官，說話直來直去，習慣聽完所有人的意見後，就直接說“行”或者“不行”。斯大林聽了好像還挺高興。杜魯門當時感覺，“我能跟斯大林打交道”。
然而，當斯大林拋出他準備好的一堆議題，比如意大利以前的那些殖民地怎麼處理啊，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怎麼辦啊，杜魯門立馬警惕起來。他在日記裡寫道：“這家夥拋出了一堆炸藥——不過我手裡也有些炸藥，先不引爆。”這就清楚地說明了，這兩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在互相摸底，試探對方的底線在哪裡。
會議的第一個正式議程，是提議建立一個由美、蘇、英、中、法五國外長組成的“外長理事會”，專門負責給未來的和平條約做準備工作。這個提議倒是很快就通過了，但這其實也預示著，很多真正難啃的硬骨頭，都會被暫時擱置，留給這個理事會去沒完沒了地吵架。
德國的賠款問題，是整個會議上吵得最凶、最能看出三方根本分歧的一個議題。這可不光是個錢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德國的未來、歐洲的力量平衡，甚至是兩種意識形態誰輸誰贏的政治大問題。
早在雅爾塔會議上，大家就初步同意過，說德國大概得賠個200億美元，其中一半給蘇聯。但是到了波茨坦，情況完全變了。
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的態度非常堅決，沒得商量。他親眼看到了納粹德國的入侵給蘇聯帶來了多大的毀滅性破壞，所以他要求，德國必須用實物的形式來賠償。啥叫實物形式？就是拆德國的工廠設備，拉走他們的原材料，甚至把他們的勞動力也抓去蘇聯乾活。在斯大林看來，這既是重建蘇聯的救命錢，也是把德國徹底搞殘廢、讓他永遠沒能力再發動戰爭的根本手段。他希望看到的，是一個統一的、但被徹底解除武裝和工業能力的德國。
杜魯門看這個問題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和他手下的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腦子裡一直記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教訓。他們堅信，就是因為當年《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賠款要求太狠了，把德國的經濟給壓垮了，才激起了德國老百姓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給希特勒這種戰爭狂人上台創造了機會。
杜魯門後來在一次廣播講話裡說得非常明白：“我們不打算重蹈覆轍，先跟德國要一大筆錢的賠款，然後再借錢給德國，好讓他們有錢來還我們。”他主張，賠款可以要，但主要是拿走德國那些用來打仗的工業資產，不能把他們發展民生經濟的能力也給掐死。美國的目標，是把德國改造成一個“體麵的國家”，最終能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的大家庭裡來。
因為兩邊的立場差得太遠，關於賠款到底要多少錢，討論直接卡住了。最後，大家想出了一個看起來很巧妙，但其實隱患無窮的妥協方案：咱們彆爭總數了，乾脆實行“分區賠償”。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誰占了哪塊地，就從自己占的那塊地裡拿賠償。美國在自己的占領區拿，英國在自己的占領區拿，蘇聯也在自己的占領區拿。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但這裡有個問題：蘇聯占領的德國東部地區，主要是農業區，像樣的大工廠沒多少，根本撈不著什麼油水。為了“平衡”一下，協議裡又加了一條：蘇聯可以額外從美、英、法這些西方國家的占領區，拿走10的工業設備，這部分是白送的；另外還可以用自己那邊的糧食、煤炭這些東西，再換取另外15的設備。
這個方案，表麵上是解決了眼前的爭吵，但它帶來的長遠影響是災難性的。它實際上是把德國的經濟，活生生地切成了兩半。蘇聯占領區，被係統性地拆解和掠奪，能拿走的全拿走了。而西方占領區呢，則在美國的主導下，開始為未來的經濟複蘇做準備。
這種經濟上的各走各路，為後來德國在政治上的永久分裂，埋下了最關鍵的一顆定時炸彈。一個本來是為了統一管理德國的協議，最後卻成了一張分裂德國的藍圖。
如果說賠款問題決定了德國的經濟命運，那麼波蘭的邊界問題，就直接撕裂了歐洲的地理版圖，並且引發了會議期間最激烈的爭吵。
根據雅爾塔會議那個說得模模糊糊的協議，波蘭因為東邊有一大塊領土被蘇聯給吞了，所以應該在西邊得到“實質性”的領土補償。到了波茨坦，斯大林就把這個“補償”給具體化了。他提出，德國在奧得河尼斯河這條線以東的全部領土，都應該劃給波蘭。這片地方可不是什麼窮鄉僻壤，而是包括了西裡西亞和波美拉尼亞這些非常富饒的工業區和農業區。
當杜魯門和丘吉爾對這個提議表示反對時，斯大林用一種近乎輕蔑的口氣回答說，這事兒已經定了，沒什麼好談的了。他宣稱，蘇聯紅軍解放了這些地區以後，已經把行政管轄權交給了波蘭的臨時政府，而且，原來住在那兒的德國老百姓，“已經全都跑光了”。
當杜魯門堅持說，德國的邊界應該還是按照1937年的來算時，斯大林冷冷地懟了一句：“德國就是它戰後變成的那個樣子。”言下之意，現在德國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彆拿以前說事兒。
杜魯門和丘吉爾被斯大林這種蠻橫的態度給激怒了。杜魯門警告說，如果德國的領土被這麼“零敲碎打地送人”，那咱們之前談的賠款協議，可就不好辦了。丘吉爾則從人道和經濟的角度來反對。他指出，那片地區明明還有“兩三百萬德國人”留在那兒，你把德國四分之一的耕地都給割走了，德國拿什麼養活自己的人民？更彆提付賠款了。他甚至警告說，這麼乾，可能會導致一場“比德國集中營規模還要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麵對丘吉爾的嚴重警告，斯大林根本不為所動，隻是輕描淡寫地建議道：“那就讓德國人多從波蘭買點麵包嘛！”
這場辯論的背後，是歐洲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人口遷徙。幾百萬的德國人，被迫離開了他們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園，被強行驅逐了出去。儘管西方領導人對此非常擔憂，怕這麼多難民一下子湧進西方占領區會造成巨大的混亂和不穩定，但他們根本沒有能力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最後簽的《波茨坦協定》裡，關於這件事，隻加了一條軟弱無力的條款，說人口的轉移應該“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進行”。這基本上就等於是對已經發生的大規模驅逐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認了。
這場關於奧得河尼斯河線的爭論，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盟國在地緣政治的鐵腕現實麵前，是多麼的無力。斯大林一句“這個風險，我們來承擔”，清晰地表明，在1945年的歐洲，誰的拳頭硬，誰的軍隊占了地，誰就說了算，什麼外交辭令都是白搭。
就在會議開始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號，杜魯門在波茨坦收到了他手下的陸軍部長史汀生發來的一份加密電報。電報內容很短，但足夠震撼：“今天早上的手術很成功……結果看起來很滿意，而且超出了預期。”
這封電報說的“手術”，其實就是個暗號，它宣告了人類曆史上第一顆原子彈，已經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裡試爆成功了。這個消息，立刻成了杜魯門手裡的一張“王牌”，他準備在最關鍵的時候，把這張牌打出去。
7月24號下午的全體會議結束以後，杜魯門抓住了一個機會。他裝作若無其事地從圓桌旁邊站起來，很隨意地走到了斯大林的跟前。這一幕，被好幾個在場的人記錄了下來，不過他們的回憶稍微有點不一樣。按照杜魯門自己的說法，他“順便跟斯大林提了一下，說我們現在有了一種威力特彆嚇人的新式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