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見老張慘兮兮地說,“醬菜廠那個家屬院我沒買真是後悔啊,一倒手什麼也不乾就能掙不少錢。早知道振強這麼有本事,當時非要請教景蓮了。”
我一聽李振強如此厲害,心中不禁一動:自己如今手頭上也有一些資金,或許也可以考慮購置一套房產。然而,由於我平日裡對房價並未過多關注,所以對於購房所需的具體金額並不是很清楚。
就在這時,一個念頭突然閃過我的腦海——為何不趁著這個機會向李振強請教一下呢?畢竟他對房地產市場似乎頗為了解。於是,我毫不猶豫地開口問道:“振強啊,你看現在買一套房子大概得花多少錢呢?”
振強笑著說,“一聽你老兄問這麼簡單的問題,就知道你什麼也不知道。我給你說,掙錢難,理財更難,人不理財,財不理人。如果你現在不理財,手裡的錢會越來越不值錢,而買房子置辦不動產呢,是保值升值的有力手段。你現在想買房子,說明你開竅了。你現在手裡有多少錢?”
我當時心裡其實有點忐忑,畢竟五六萬塊錢對於我來說已經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但是,當我看到周圍人的目光時,我突然覺得如果說少了可能會顯得我很沒麵子。於是,我一咬牙,決定多說一點。
我想起了我老爹存在銀行裡的那幾萬塊錢,雖然那是他辛苦積攢下來的養老錢,但此刻我卻顧不得那麼多了。我毫不猶豫地把那幾萬塊錢也加了進去,然後裝作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大模大樣地說道:“十萬塊錢吧。”
說完這句話後,我心裡其實有些發虛,不知道其他人會怎麼看待我這個“大款”。但同時,我也暗自鬆了一口氣,至少我沒有在眾人麵前丟了麵子。
老張和關景蓮都說,沒看出來我一個無業遊民還有那麼多錢呢。
李振強不管他倆竊竊私語,說道,“十萬塊錢如果想位置好點,隻能買個一居室了;要是去通州石景山,說不定還能買個兩居室。”
我說位置太遠咱住著不方便啊,老頭子年紀越來越大,住的離他太遠照顧起來也不方便啊。
李振強笑著說,“沒瞧出來你還是個孝子。你彆著急,說起來你這些錢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但看怎麼用了。我給你出個主意,像北京這種大城市,核心地塊是極其有限的,可以說是不可複製,用一點少一點,建設用地會越來越緊張,下一步肯定要迎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更新,通俗點就是把舊平房拆了蓋新樓房,樓房占地少住的人多啊,天空現在還不值錢呢。據此我可以估計,現在胡同裡的房子,肯定能升值。你這些錢,買一間好地段的平房還是可以的。”
我苦笑著說,“我是從大雜院長起來的,對大雜院的居住環境最清楚不過了,你肯定也知道啊,冬天冷夏天熱,下雨就漏雨灌水,平常解個手都要去公廁,遇到公廁人多,眼巴巴得看人家拉屎撒尿,彆提多寒磣了;洗澡更是要光著膀子趁沒人在院子裡衝涼解決,遇到大姑娘小媳婦,臊的自己臉都沒處擱。你讓我買大雜院房子,我還不如繼續跟我爹住一起呢,省下錢我乾什麼不好。”
老張搖著頭,滿臉不屑地說道:“振強啊,你這主意真是太平庸了,簡直就是小兒科,完全體現不出你應有的水平嘛!你看看現在的社會,誰不想住樓房啊?大街上隨便拉個人問問,哪一個不是對樓房心馳神往的?胡同裡的那些人,更是眼巴巴地盼著能住上樓房呢,簡直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樣,連做夢都在想著上樓的事。住樓房多好啊,乾淨又衛生,上廁所還有抽水馬桶,冬天還有暖氣供應,那日子過得多舒坦啊!再看看這大雜院,又臟又亂,住起來可真不得勁!”
景蓮明顯是向著自己丈夫說話,幫腔道,“你倆是腦袋嗎,我看就是榆木疙瘩。振強的意思你們壓根沒明白,他是讓吳克投資,而不是單純買一間房子住,找個住的地方簡單,關鍵是能掙錢!什麼叫投資?就是用今天少量的錢,去掙明天大量的錢,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風險投資,各種投資裡麵,就數風險投資回報最大,彆有眼不識金鑲玉不知道好歹!”
我似懂非懂地說,“大雜院的房子真能值錢?”
九十年代末的北京大雜院,房價賤得像胡同口菜攤上蔫了的白菜幫子。灰撲撲的院牆上爬山虎遮著“危房”告示,公用水龍頭旁摞著蜂窩煤的殘渣,晾衣繩上飄蕩著跨世紀的花褲衩與的確良襯衫,隔出幾平方的逼仄天空。穿堂風裹著油鹽醬醋的煙火氣,在七扭八歪的自建小廚房之間流竄,東家炒白菜的熗鍋聲剛落,西戶煮豆汁的酸餿味又漫過碎磚壘的隔牆。房管所每月來收租的老頭兒,總把皺巴巴的票據夾在搪瓷缸沿上,那數字還不夠半條紅塔山煙錢,倒讓院裡的老太太們心疼得直嘬牙花子。
那時的房子不叫資產,倒像是公共澡堂裡被無數人捂熱的長條板凳。某個倒爺用三車皮走私皮鞋換的裡外套間,轉手就塞進八戶人家,石膏板隔斷薄得像煎餅果子的麵皮,半夜撒泡尿的動靜都能驚醒三戶鄰居。剛畢業的學生揣著報到證就能撬開房管科的門,領到的鑰匙串上掛著的或許曾是貝子府丫鬟的耳房,雕花門楣早被煤煙熏成黑黢黢的牙雕,但每月十八塊五的租金,比簋街的鹵煮火燒還便宜三分。總有人抱著鋪蓋卷蹲在垂花門下等空房,看門大爺拿粉筆在影壁上寫“南屋三平米可住”,那數字還沒他孫子的小學算術本上的習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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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房產像在早市上換糧票般隨意。穿皮夾克的中年人揣著鼓囊囊的牛皮紙袋,在公廁牆根下就能完成半套房子的交割,沾著油漬的買賣合同上,鋼筆字洇在“自願轉讓”的紅戳旁,像極了夏天槐樹上滴落的蟲膠。房改的風聲在公共電視天線裡滋滋作響時,精明人開始囤積煤棚雜房,把房本上的平米數攢成撲克牌似的厚遝,卻不知那些蓋著街道辦鋼印的證明文件,日後會在土地拍賣會上化作燙金的入場券。
大雜院的夜總是浸著廉價燈泡的昏黃,電線在違章建築間織成蛛網,某戶新買的21寸彩電正播著《還珠格格》,滿院的人端著搪瓷碗擠在紗窗下蹭劇情,他們身後開裂的檁條正悄無聲息地積累著世紀末的焦慮。當第一撥拆遷隊的白石灰圈住院裡的老槐樹時,樹杈上掛著的烏紗帽模型和奶娃娃的尿布同時晃了晃,像在提前祭奠即將被商品房碾碎的、最後一個可以拿白菜價換安身立命的黃金時代。
振強很自信地說道,“大雜院房子本身不值錢,關鍵在於位置。比如我們家以前住的大雜院,裡裡外外住了二十多戶,我們家算大點的,四口人住兩間房也就三十多個平方,這也虧了我老爺子以前在毛線廠做車間主任,這房子是好不容易置換過來的,不知道費了多少勁。其實我們這算條件好的,院子裡一家三代人住一二十平方的也不少,這種情況在京城也是見怪不怪啊,小夥子快結婚了,還要和父母拉著一個布簾睡覺,多憋屈。前幾年有個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看過嗎,張大民結婚時候,為了房子差點婚也沒結成。說開了吧,除了少數老年人住習慣了,就像這種住房條件,傻子才願意住下去。但是,關鍵就在這但是上了,大雜院位置好啊,周圍都是好醫院好學校,老人看病、孩子上學特方便。生在福中不知福,有的人生下來就有這個條件,不當回事,當時有人憋不住了,狠狠心湊了一筆錢,賣了大雜院的房子買個樓房搬走了,這些老街坊一回來就後悔,都說以前沒意識到,大雜院的房子離著學校近,學校也好,都是名牌,現在送孩子上學每天要早起倆小時,每天累得要命,如果就近上學,還怕耽誤孩子學習,如果想到這,早晨倒尿盆也不覺得寒摻了吧。”
我聽了振強這番話,心裡有些動搖。這時,一直沒說話的關景蓮又開口了:“而且啊,現在政策也在鼓勵城市更新,大雜院改造是遲早的事兒。到時候,那些平房一拆,原地蓋起高樓大廈,你的房子說不定能置換好幾套新房呢。”老張還是不太相信,嘟囔著:“哪有這麼好的事兒,萬一不改造呢?”振強拍了拍老張的肩膀,說:“老張,你就彆杞人憂天了。我做這方麵研究很久了,八九不離十。”我咬了咬牙,心想:反正手裡的錢放著也是貶值,不如就聽振強的試試。我看著振強,堅定地說:“振強,我信你,我打算試試買大雜院的房子。”振強笑著點點頭:“行,我幫你留意著合適的房源。等你買了房,就等著數錢吧。”大家聽我這麼說,都露出了不同的表情,有羨慕,有懷疑,但我此刻已經下定決心,要在這房產投資上搏一把。
現在想起來,九十年代的京城像一張被雨水洇濕的宣紙,墨痕未乾的房改政策在褶皺處悄然暈染。那些揣著大哥大在胡同口轉悠的聰明人,總能在蜂窩煤堆裡嗅到黃金的氣味——當大多數百姓還在計較著單位分房的樓層朝向,他們已經看懂了土地出讓合同裡藏著的煉金術。國營百貨商店的玻璃櫃台映著他們的倒影,皮包磨出毛邊的棱角裡,塞滿了房管局流出來的內部圖紙,紙頁邊角還沾著計劃經濟時代最後一滴紅墨水。
那時的四合院尚未被稱作“文化遺產”,倒像菜市場裡被挑剩的蘿卜,灰磚縫裡嵌著前朝貴胄沒帶走的落魄氣。房管所檔案櫃裡積灰的房契,記錄著四十年代某位梨園名旦用八根金條換的跨院,此刻正被某個倒騰鋼材的個體戶用兩萬現金打包買斷。穿皮夾克的中年男人站在垂花門下,看測繪隊把百年老槐樹影投在計算器屏幕上,枝椏間的光斑恰似跳動的數字——東廂房能隔出四間鋪麵,西耳房拆了改車庫,影壁牆推倒後足夠停三輛夏利車。他們不懂什麼容積率,卻知道院牆每向外擴一寸,就能在土地出讓金暴漲前多囤一捧金砂。
房改的春風掠過筒子樓時,催生出無數荒誕又精明的生存智慧。某位在機關大院蟄伏半輩子的科員,突然發現自家三代同堂的窘迫,竟成了置換商品房的籌碼——他用三環內兩間東向陰麵房,換得西郊六套毛坯公寓,房本上的麵積像發酵的麵團般膨脹。而那位總在胡同口修自行車的老漢,某天抖開油膩膩的圍裙,露出腰間二十把鑰匙叮當作響,每把都掛著不同工地的紅綢帶。他們交易房產合同像交換香煙般隨意,建設銀行剛推出的按揭業務,被他們玩成了空手套白狼的連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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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尚未變成血腥的資本遊戲前,是場充滿市井智慧的民間魔術。老鍋爐廠的車間主任提前半年把倉庫改成職工宿舍,等推土機開到廠門口,四十平米倉庫已裂變成八個獨立戶口本。街道辦的會計翻著泛黃的檔案,突然發現自家樓下自行車棚竟在六十年代登記為“臨時救災安置點”,當即請來瓦匠砌出三麵隔牆,生生變出個能換兩套兩居室的“曆史遺留建築”。這些遊走政策縫隙的戲法,在後來者眼中堪比天方夜譚——畢竟當土地拍賣槌聲響起時,連護城河底的淤泥都被標上了樓麵價。
房產證上的阿拉伯數字,在那個混沌年代擁有神秘的繁殖力。某位南下闖蕩的倒爺,用五節火車皮的牛仔褲換回三套團結湖公寓,十年後發現租金竟比服裝批發生意更旱澇保收。而那位總在菜市場克扣秤頭的魚販子,把二十年攢的鋼鏰換成亞運村兩套期房,鑰匙還沒到手就有人加價三成求購。這些如今看來匪夷所思的財富躍遷,在當時不過是胡同大爺們酒桌上的尋常談資——就像他們會在二鍋頭瓶蓋上刻下樓盤方位,醉眼朦朧中擲骰子般決定明天該去哪片工地轉悠。
黃金時代的尾聲裹挾著千年古城最後的煙火氣。房管局窗口排隊的人群裡,攥著現金的手與捏著祖產證明的手互相較勁,汗漬在藍圖上洇出奇異圖騰。拆遷辦的紅頭文件開始用“保護性拆除”這樣魔幻的詞彙,推土機鏟起的塵土裡,明朝的碎瓷與鋼筋水泥碰撞出奇異的和聲。當第一個商品房小區亮起夜燈時,四合院屋簷下的燕子突然集體南遷,它們掠過正在打地基的cbd工地,翅膀上沾著的朱漆碎屑,飄落在丈量土地的激光儀上,像極了九十年代最後一批原始積累者遺落的金粉。
如今站在國貿八十層的玻璃幕牆前回望,那些在胡同深處野蠻生長的財富神話,早已被寫進經濟學課本的序章。鏈家門店的ed屏滾動播放的房價數字,精確到個位數的漲幅曲線,把當年粗糲生猛的創富故事馴化成冰冷的金融模型。而護城河畔偶爾還能遇見穿布鞋的老者,他們摩挲著鑰匙串上褪色的紅綢帶,眯眼望向對岸的摩天樓群,恍惚間又看見九十年代的沙塵暴裡,自己站在拆遷廢墟上,用磚頭壓住翻飛的鈔票,等一陣改變命運的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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