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從此以後這方木疙瘩在張家工具箱裡安身七年。有時墊在搖晃的飯桌下，有時卡住漏風的窗框，到1982年深秋，竟然淪落為張達仁婚床的墊腳石。彼時，他已是紫金山中學的一名曆史老師。如果把視角轉回到那個年代，就會發現他的新房牆上貼著《廬山戀》電影海報，女電影演員的燦爛笑容中洋溢的青春無限，透露出我們這個國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現在很多朋友已經不知道《廬山戀》這部電影了，其實這在當時可是盛極一時，它的上映，如同一顆文化炸彈，在尚未完全解凍的中國社會土壤裡炸開裂縫。
你會看到，電影院售票窗口前排起的長隊蜿蜒至街角，年輕姑娘攥著皺巴巴的毛票，隻為多看幾遍張瑜那件翻領收腰的碎花連衣裙——那是她們偷偷拆了床單也想要複刻的時髦。放映廳裡此起彼伏的驚歎聲中，混雜著老輩人看到男女主角在廬山雲霧裡接吻時倒抽的冷氣，年輕人卻把“ioveyotand”的英文台詞抄在筆記本扉頁。國營理發店裡突然流行起“郭凱敏式”的三七分發型，百貨大樓的太陽鏡櫃台前擠滿模仿歸僑裝扮的青年，連廬山枯嶺鎮的裁縫都接到大量定製風衣的訂單。
這部披著愛國外衣的愛情片，用匡廬飛瀑間的紅裙與西裝革履，悄然撬動著藍灰製服構築的視覺秩序。
報紙上爭論著“資產階級情調”的邊界，街道居委會組織觀影討論會，卻擋不住小情侶在散場後的樹影裡試探著牽手。更有一些敏銳的觀眾，從兩岸戀人重逢的劇情裡，讀出了超越娛樂的政治隱喻。
當女主角在銀幕上換了43套時裝時，無數中國女性第一次意識到，美麗原來可以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罪證。電影院門口總蹲著等退票的中年人，他們或許看不懂朦朧詩，卻在女主角飛揚的裙角裡，觸摸到了堅冰裂開的細響。
年底，區文物普查辦公室的電話打到學校時，張達仁正在認真備課，我們不得不說，在那個年代老師的師德遠勝於即今天，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仔細瞧一瞧會發現，在他辦公桌旁邊的小黑板的右下角上，還留著上節課的板書：太平天國失敗原因：1.農民階級局限性；2.戰略失誤……。
在那個年代，一旦政府機關需要工作人員，優先選調老師，因為老師普遍素質比較高，所以現在我們經常在機關看到一些60後領導都有做過老師的精力。也因為這樣，區裡這次文物普查工作，也抽調了師專畢業的張達仁。
等張達仁跟著文化館的老鄒走進倉庫，看著對方用放大鏡端詳一枚青銅私章。
“小張，這是明代秀才的閒章，雖不是官印，但篆刻工藝……”老周的話突然在張大仁耳邊炸開驚雷。那枚布滿綠鏽的印章不過三厘米見方，卻讓他想起家中那塊邊緣雕著五爪龍的木疙瘩。
當下班回家的張達仁用黑色粗鬃毛做得鞋刷蘸著肥皂水刷洗木璽時，混著朱砂的泥漿在搪瓷盆裡暈開血色漣漪。他記得《文物》雜誌上說過青銅器要用軟布擦拭，卻沒想到這木頭物件更加嬌貴。直到太平天國史專家左洪綱捧著木璽雙手發抖，他才意識到自己險些釀成大錯。
在當時，社會對文化的那種饑渴程度遠非現在可以想象的。每當《文物》雜誌新刊上市時，玻璃櫃台前總擠著戴老花鏡的老先生和攥著單位介紹信的年輕人，油墨香裡混著此起彼伏的“同誌幫留一本”的請求。考古隊帶回的青銅鼎高清照片能引發整條胡同的討論，馬王堆帛畫彩頁在美術院校被臨摹得卷了邊，故宮老研究員用放大鏡細究戰國簡牘釋文時，窗外的槐花正落在夾著糧票當書簽的雜誌上。
甚至我親眼見過，胡同口來自陝西的修車師傅會把刊登秦俑專題的那期壓在玻璃板下，給顧客講“這和咱臨潼挖出來的可像”。甚至聽我表哥胡淘說，連海外漢學家在友誼商店外彙櫃台搶購雜誌，海關人員對塞滿《文物》的行李箱見怪不怪。張達仁作為一名曆史教師，也訂購了一份《文物》雜誌，並因此掌握了一些古文物知識。
“雙鳳朝陽紋在正中，五爪金龍盤踞四邊，這是天王詔書專用璽的規製啊！”左洪綱的圓框眼鏡幾乎貼到印麵上，“小張，你看這‘旨準’二字筆鋒，與現存詔書上的印鑒如出一轍。”
在鑒定室裡，日光燈管發出低沉的嗡嗡聲，仿佛是歲月的回響。張達仁靜靜地坐在那裡，聆聽著左洪綱這位名滿全球的太平天國史老專家講述木璽的來曆。
隨著左洪綱的講述，張大仁的思緒漸漸飄遠，他仿佛穿越時空，回到了1864年的天京城。那時，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城正被戰火籠罩，衝天的火光映紅了半邊天空。
湘軍在曾國藩的率領下，如狼似虎地攻破了天京城的城門。城內一片混亂，人們四處逃竄，哭聲、喊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慘烈的畫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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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混亂之中，有一個書吏，他的身影在火光中顯得格外渺小。然而，他卻冒著生命危險，將木璽藏入了刷書衙的梁柱之中。這個木璽，或許是太平天國最後的希望，或許是一段曆史的見證。
張大仁的眼前浮現出那個書吏緊張而決絕的神情，他仿佛能感受到書吏當時的心境。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書吏選擇了用自己的生命去守護這方小小的木璽，這是一種怎樣的勇氣和信念呢？
金璽玉璽被熔毀劫掠，唯有這方木印在蟲蛀鼠咬中幸存，萬物皆有靈，何況是見證著一個宏大曆史起義的印章呢！
“這不是普通的印璽”，左洪綱翻開線裝《欽定士階條例》指給張達仁看，“天王洪秀全設立刪書衙，所有典籍必須經此印鈐蓋才能刊行。”
燈光下，木璽底部的福山壽海紋泛著幽光，海浪紋裡還嵌著半粒朱砂。
張達仁忽然想起家中殘存的《論語》扉頁，那個被紅衛兵撕去的印章位置，邊緣似乎也有類似的雲紋。老專家接下來的話讓他脊背發涼，“當年曾國藩焚毀天京城所有帶此印的書籍，現存鈐印典籍不足十冊。”
後來，已成為太平天國紀念館研究員的張達仁，站在修繕一新的瞻園路173號前——陽光透過新換的玻璃瓦，在修複後的“刷書衙”匾額上投下光斑。讓人驚喜的是，在工人更換主梁時，在榫卯夾層中又發現了一卷泛黃的宣紙。
新發現的這卷書是《刷書衙典籍目錄》，它的字跡工整如印刷體，末尾鈐著褪色的“旨準”朱印。張達仁輕輕撫過那些被洪秀全刪改的書目：《孟子節文》《詩經刪定》，突然在最後幾行看到蠅頭小楷：“甲子年六月初五，私藏《論語》全本於東廂第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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