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棟現在的職務是省委常委、副省長兼南崗市委書記，這就注定他在南崗不會待得太久。
目前，南崗的局麵已經初步鋪開，但地方債務問題是否能夠得到妥善解決，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對於這個問題，梁棟始終堅信，地方債務問題的根源其實在於人。
更確切地說，是地方主要領導的問題。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評判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是否有魄力，往往取決於他在自己的職位上是否敢於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
回溯到九四年，分稅製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這使得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力大幅減少。
為了填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開始依賴土地出讓來獲取收入，並逐漸形成了一種‘土地財政’模式。
‘土地財政’模式的出現，其實是分稅製改革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之一。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而應該以全麵、客觀的視角來審視它。
一方麵，我們不能對‘土地財政’模式全盤否定。
事實上，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具體來說，地方政府通過出讓土地這一方式，能夠迅速地籌集到大量資金。
而且，土地出讓所帶來的收入不僅規模龐大，而且相對穩定，這使得地方政府能夠將其快速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的加速。
另一方麵，‘土地財政’模式為地方政府提供了穩定的財政來源。
有了這樣的資金保障，地方政府就能夠更加積極地促進本地經濟的發展，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
這些舉措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地方的營商環境，還會對老百姓的生活體驗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一座城市中，並非所有的土地都能被地方政府隨心所欲地出售。
這裡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土地儲備。
簡單來說，土地儲備就是地方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在其批準權限範圍內，通過收回、收購、征用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後，對這些土地進行儲存或進行前期開發整理，並最終將其提供給社會用於各類建設用地的行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國家對每個城市的土地使用都放任不管，那麼各個城市很可能會盲目地、無序地、永無止境地擴張下去。
這樣一來，土地資源將會被過度開發和濫用，不僅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還會導致城市發展失去平衡和可持續性。
而那些被儲備起來的土地，就像是一個城市的‘儲蓄罐’。
每賣掉一塊土地，這個‘儲蓄罐’裡的土地就會減少一塊。
當一個城市的土地儲備逐漸被耗儘時，就意味著這個‘儲蓄罐’快要見底了。
到了這個時候，問題就開始凸顯出來了。
因為土地出讓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之一，當可出讓的土地越來越少，財政收入自然就會跟著放緩。
更糟糕的是，當財政收入入不敷出時，地方債務問題就會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
為了維持城市的正常運轉和發展，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通過發行地方債務等方式來填補財政缺口。
然而，如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而財政收入又無法及時跟上，那麼地方債務問題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嚴重，最終可能給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帶來巨大風險。
梁棟抵達南崗後，沒過多久便察覺到南崗的儲備用地狀況異常嚴峻。
早在賀國武時期，南崗的儲備用地就已近乎枯竭。
當陸知行接替賀國武後，南崗市更是陷入了無地可賣的尷尬局麵。
這也是陸知行黯然離開南崗的主要原因之一。
陸知行來到南崗，朱敬軒緊隨其後，成立了‘軒轅地產’。
經過一番努力，陸知行好不容易才幫‘軒轅地產’弄到一塊地。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得罪了‘譽峰地產’。
‘譽峰地產’是南崗張家的產業，其老總張自立更是張自強的親弟弟。
他們明知朱敬軒是陸知行的小舅子，可為何還要對‘軒轅地產’痛下殺手呢？
其實，原因並不複雜。
‘軒轅地產’的出現，對‘譽峰地產’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因為‘軒轅地產’的存在，極有可能打破‘譽峰地產’在南崗地產界的壟斷地位。
南崗這個地方就是這麼神奇，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左右著這裡的一切。
無論是‘萬家’、‘綠地’這樣的全國知名地產巨頭，還是‘西嶺集團’這樣的嶺西地頭蛇，一旦踏入南崗的土地，都會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
這些企業原本信心滿滿地來到南崗，卻發現自己在這裡舉步維艱，根本找不到發展的機會，最終隻能無奈地選擇離開。
當然，南崗並非隻有‘譽峰地產’一家房地產企業，但其他大大小小的房地產公司加起來，其規模和實力都遠遠不及‘譽峰地產’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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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業想要在南崗拿到地，幾乎都隻能從‘譽峰地產‘’手中獲得。
這就導致了一個局麵：無論這些企業開發的樓盤最終是盈利還是虧損，都必須先滿足‘譽峰地產’吃飽喝足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