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太祖皇帝，承天命，順民心，深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理，登基之初便立下‘永不加賦’之祖訓，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方有今日大乾之開國氣象！此乃固本安邦之基石也！今若效仿前朝遺毒，增農稅以充國用，非但違逆祖訓，動搖國本，更是背棄民心，自毀長城之舉！此其一不可行！”
這一段，他寫得義正言辭，完全符合儒家仁政思想，也必然會得到鄭玄的認可。
在徹底否定了增農稅之後，他筆鋒陡然一轉，直指問題根源：
“然則，國庫空虛，軍備廢弛，民生維艱，亦是燃眉之急，不可不察！臣以為，病根非在農稅之輕，而在國家財富分配與稅收結構之極度畸形！”
“我大乾立國，承襲前朝‘重農抑商’之策，本意固佳。然時至今日，此策已然僵化失當！農稅雖明定十稅一，然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層層加派，火耗、折色、攤丁入畝……種種盤剝，早已遠超十稅一之限！百姓不堪重負，苦不堪言！”
“反觀商業，承平日久，日漸繁榮。商賈巨富，坐擁金山銀海，日進鬥金！然我朝商稅，僅定三十稅一，且征管混亂，漏洞百出！豪商巨賈，或勾結官吏，隱匿資產；或利用行會，集體抗稅；或鑽律法空子，避重就輕……致使國家財富如江河奔湧，儘入私囊，而國庫卻如枯井，日益空虛！此乃國之大弊，禍亂之源也！”
陳鋒大膽提出，解決財政危機的唯一出路，不在“節流”，而在“開源”！非但不能增農稅，反而應在未來數年內，逐步降低農稅，真正做到“藏富於民”，激發農業生產的活力。而真正的財源，在於“開商稅之源，取利於末，以補其本”！
他提出了五大策。
第一策：成立“大乾稅務總局”。建議成立一個獨立於戶部之外、由皇帝直接垂直管理的全新機構——“稅務總局”。
總局在各州、府、縣設立分局，專司全國所有稅收，特彆是商稅的征收、稽查與管理。此舉旨在打破地方官吏與本地豪商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將財權從地方上收到中央，確保稅款能足額、及時地上繳國庫。
第二策：推行“商稅一體化登記製”。
所有商鋪、作坊、商隊，無論大小，必須在當地稅務分局登記備案，詳細申報其經營範圍、資本數額、雇工人數等，領取“營業執照”，憑照經營。
無照經營者，視為“黑商”，一經查實，貨物沒收，並處以重罰。此舉旨在將所有商業活動納入國家監管體係，為精準征稅提供數據基礎。
第三策：廢除固定稅率，實行“行業累進差額稅率”。
廢除“三十稅一”的一刀切稅率。對不同行業、不同盈利規模的商戶，實行不同的“累進稅率”。販賣米糧、布匹、食鹽、農具等民生必需品的小商販，稅率從寬，甚至在一定營業額內免稅。
普通手工作坊、貨運商隊等，定為十稅一。經營酒樓、綢緞、珠寶、香料、以及青樓、賭場等行業的豪商，征收重稅！實行階梯累進，盈利越高，稅率越高，最高可至三成，即十稅三！
此舉旨在實現稅收公平，既保護小微商業，又有效從豪商巨賈手中獲取財政收入，調節社會財富分配。
第四策：開征“海關稅”，掌控海外貿易。
隨著海貿日漸興盛，大量海外奇珍異寶、奢侈品流入大乾。建議在泉州、明州等主要通商口岸，設立“市舶司”，對所有進出港口的貿易貨物，征收高額關稅。出口絲綢、瓷器等，征收一成；進口香料、珠寶等奢侈品，則征收三成至五成的重稅！此舉旨在將利潤豐厚的海上貿易，變成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
第五策：發行“大乾國債”，以解燃眉之急。
考慮到推行新稅法必將遭遇巨大阻力，短期內國庫仍可能緊張。建議由朝廷出麵，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向民間富戶、世家大族發行“國債”。約定年限與利息，到期連本帶息歸還。
這是一種全新的、不損害民力的“借錢”方式。既能迅速籌集資金，解決短期財政困難，又能將民間閒散的巨額財富，轉化為國家發展的動力。
文章最後，陳鋒再次回歸“安天下”的主題。他總結道，此五策若能推行，短期內可解國庫之危，長期則可使國家財力鼎盛，軍備強盛，百姓富足。國富則兵強，兵強則外患自消；民富則心安，心安則天下自定。
他筆鋒一轉，寫到：
“然此策之行，必觸動豪強巨賈之利，招致頑固守舊之非議，阻力如山，謗言如潮！然為國為民，縱有萬般艱難，亦當行之！臣子之忠，不在於巧言令色，阿諛媚上，而在於為君分憂，為國獻策！縱斧鉞加身，九死不悔！懇請陛下乾綱獨斷，明鑒萬裡！”
最後一個字落下，陳鋒擱下手中的狼毫筆。
筆尖的墨汁，在潔白的宣紙上，暈開一個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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