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基建狂潮下的煤炭困局與破局
1912年深秋的山西陽泉，蘇明遠站在煤礦豎井邊緣，看著卷揚機將黑黢黢的煤塊提上地麵，眉頭卻鎖得更緊。辛亥革命的炮火雖未直接波及礦區，卻讓北方鐵路運輸陷入半癱瘓狀態——京漢鐵路被軍閥部隊征用運兵，正太鐵路的機車零件又因外商壟斷而屢屢缺貨。倉庫裡積壓的三萬擔無煙煤像座黑山，壓得賬房先生每日捧著算盤長籲短歎。
“二叔，直隸督辦發來急電，”小廝氣喘籲籲遞上電報，“說是京張鐵路修複急需枕木用煤，願出市價三成溢價，但要半月內送到張家口。”
蘇明輝從上海考察歸來的皮箱裡翻出張泛黃的地圖，手指劃過桑乾河支流：“大哥你看，官道被潰兵劫掠，鐵路又不通，唯有走洋河漕運。去年我在天津見過荷蘭人改裝的平底煤船，吃水淺，適合上遊河道。”
兄弟倆在窯廠辦公室的煤油燈下爭了整夜。蘇明遠擔心漕運遇冰淩封河，更怕押運船隊遭水匪覬覦；蘇明輝卻算準了軍閥急需煤炭穩固防線，連夜草擬了“分段運輸”方案：先用騾馬將煤運至桑乾河上遊渡口，再換平底船經洋河到張家口，每段雇傭當地民團武裝押運，運費雖比鐵路高兩成，卻能抓住這樁軍方大單。
當第一批漕運煤船在張家口碼頭靠岸時，直隸督辦親自設宴款待。席間，督辦無意中透露北洋政府即將啟動“全國鐵路規劃”，僅京張鐵路延伸段就需更換十萬根鐵軌。蘇明遠敏銳捕捉到商機，次日便派親信前往漢陽鐵廠，卻發現英國工程師正拿著圖紙與鐵廠總辦交涉——原來外資企業已嗅到民國基建的血腥味，試圖壟斷鋼軌生產。
“洋人要卡脖子，咱們就自己煉！”蘇明輝在家族會議上拍案而起，“去年我在上海見過江南製造局的貝塞麥煉鋼爐，隻要搞到圖紙，咱的鐵路配件廠就能改產鋼軌。”他沒說的是，在考察滬上實業時，他曾目睹日本商人用劣質鋼材冒充西洋貨傾銷，這種商業欺詐讓他暗下決心要做“中國造”的標杆。
第二節鐵路配件市場的明暗博弈
津浦鐵路濟南段的鐵軌接頭處，蘇記配件廠的技術工老周正用塞尺測量縫隙。突然，一列德國西門子公司的檢測車呼嘯而過，車窗外閃過幾個金發技師的嘲笑麵孔。三天後，濟南鐵路局的投訴信就擺在了蘇明遠的案頭：“貴廠生產的魚尾板誤差超過標準，現暫停所有訂單。”
“分明是洋人搞鬼！”明輝把德國魚尾板摔在桌上，“他們的公差標準比咱們高0.1毫米，根本是故意刁難。”他不知道，此時西門子駐華代表正與北洋政府交通部官員在六國飯店密談，試圖通過修訂鐵路材料標準排擠中國企業。
危機倒逼創新。蘇明輝帶著留洋歸來的工程師鑽進車間，把德國魚尾板拆成三百多個零件研究。老工匠們卻搖頭：“這洋玩意兒要淬火七次，咱們的土窯爐撐不住。”爭執中，明輝突然想起父親蘇承宗留下的“半土半洋”法子——用山西土窯爐燒製毛坯，再用從上海洋行淘來的二手軋鋼機精軋。當改良後的魚尾板在京張鐵路試驗段通過萬噸列車碾壓測試時，老周摸著泛著青光的鋼材，眼角沁出淚來。
市場的轉機藏在軍閥混戰的夾縫裡。奉係軍閥張作霖為修建奉天至營口鐵路，急需大批道釘，卻因日商抬價而焦頭爛額。蘇明遠看準時機，親赴奉天帥府，提出“以煤換料”的方案：用陽泉優質焦煤抵償道釘貨款，同時附贈鐵路養護技術手冊。這招“資源置換”讓張作霖大喜過望，當場簽下三萬銀元的訂單。事後明遠才對弟弟交底：“奉軍缺煤缺得厲害，咱們用每噸低於日商五塊大洋的價格鎖死他，等於在東北插了根釘子。”
第三節新興產業的拓荒與荊棘
上海法租界的霞飛路上，一輛福特t型車呼嘯而過，濺了蘇明輝一身泥水。他卻望著汽車後輪的軸承發愣——那鑄鐵部件的精度遠超鐵路配件。當晚在彙通天下票號上海分號，他鋪開剛買到的《汽車製造原理》，對掌櫃說：“給我查，全中國能造汽車軸承的工廠有幾家？”
調查結果讓他心驚：全國僅三家外資廠能生產，且價格是歐美本土的三倍。更棘手的是，北洋政府頒布的《工商業注冊條例》竟明文規定“汽車零部件屬特許經營”，審批權握在交通總長周自齊手中。蘇明遠得知後直搖頭：“汽車是洋人的玩意兒，咱連煤油都靠進口，湊什麼熱鬨？”明輝卻拿出份調查報告：“大哥你看，去年全國進口汽車一萬兩千輛，光軸承損耗就值五十萬銀元，這還不算軍閥訂購的裝甲車零件。”
兄弟倆的分歧在家族董事會上爆發。三叔公敲著旱煙袋：“承宗老爺在時就說過，不熟不做。汽車比鐵路複雜百倍，彆把家底賠進去。”明輝突然站起身，從皮箱裡倒出一堆零件：“這是我從拆車廠收來的報廢軸承，德國貨，鋼號是35cro。咱的配件廠能煉出同標號的鋼，差的隻是磨床精度。”他頓了頓，目光掃過諸位叔伯，“當年父親闖上海灘，不也是從沒人看好的票號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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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出現在與漢陽鐵廠的合作中。明輝用蘇記的煤炭配額換取了鐵廠閒置的德國磨床，又高薪聘請了留德工程師卡爾。當第一套國產汽車軸承在測試台上運轉到三千轉分時，卡爾突然摘下眼鏡：“蘇先生，這精度夠裝福特車了，但你們的熱處理爐……”他沒說完的話是，那台用山西土窯改造的爐子，爐溫誤差竟控製在±5c，靠的是老工匠憑經驗撒入的特殊礦砂。
第四節資本絞殺與政商迷局
1914年歐戰爆發，國際鋼鐵價格暴漲三倍，蘇記的鐵路配件廠訂單如雪片般飛來。但蘇明遠卻在天津英租界的彙豐銀行裡笑不出來——洋行買辦遞來的新合約上，鐵礦砂價格比戰前翻了一番，且要求預付三個月貨款。“這是趁火打劫！”明遠把合約摔在桌上，買辦卻聳聳肩：“蘇先生，南洋鐵礦被日本財閥壟斷，您要不簽，下個月就沒米下鍋。”
更凶險的風暴來自資本市場。當蘇記準備發行“實業債券”融資時，上海突然冒出家“華洋合辦機械公司”，以低於成本價15的價格拋售同類配件。明輝派人調查，發現背後是日本三井財閥的影子。在一次商會宴會上，三井的買辦故意湊近明輝：“蘇先生，與其苦苦支撐，不如把廠子賣給我們，保準您賺得比現在多。”明輝端著酒杯的手青筋暴起：“我的廠子，隻賣給中國人。”
政治局勢的詭譎更讓企業如履薄冰。袁世凱稱帝前夕，河南督軍派人來陽泉“借”煤十萬擔，卻隻給張空頭支票。明遠氣得要撕票，明輝卻攔住他：“現在得罪北洋，以後京漢鐵路的生意就彆想做了。”兄弟倆最終想出折衷方案：以“支援實業”名義捐出兩萬擔，剩下的八萬擔用“軍煤抵稅”協議鎖定，日後憑票抵扣賦稅。這招“以捐代交”竟成了蘇記在軍閥割據時代的生存智慧。
最致命的打擊發生在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分裂，交通部突然宣布“鐵路材料統一采購”，將招標權交給了英美合資的辛迪加公司。蘇明遠連夜進京，在六國飯店找到某位總長的幕僚，塞了五千塊大洋才得知內情：辛迪加承諾給政府官員30的回扣，而蘇記的報價雖低，卻“不懂規矩”。回到陽泉，明遠把自己關在書房三天，再出來時鬢角已染霜：“明輝，咱們得準備後手了，洋人跟貪官勾結起來，能把人啃得連骨頭都不剩。”
第五節暗礁之上的商業羅盤
在天津意租界的一家咖啡館裡，蘇明輝與一位戴金絲眼鏡的年輕人低聲交談。那是南開學校的經濟學教師馬寅初，剛從美國留學歸來。“蘇先生，”馬寅初用鉛筆在餐巾紙上畫著曲線，“您看這物價指數，去年漲了47，根子在銀本位崩潰和軍閥濫發紙幣。”他建議蘇記將部分資金兌換成美元外彙，並存入外資銀行，“這不是崇洋，是避險。”
與此同時，蘇明遠正在陽泉煤礦推行“以工代賑”。他把積壓的煤炭折算成工價，招募災民修建礦區鐵路支線。老賬房心疼得直哆嗦：“東家，這比直接發錢虧多了！”明遠卻望著遠處挖路基的流民：“讓他們乾活換飯，比白拿救濟更有尊嚴，將來鐵路修通了，運煤成本還能降兩成。”這招“基建自救”不僅緩解了用工荒，更在災年為蘇記贏得了“善商”的口碑。
應對原材料壟斷的對策在上海萌芽。明輝聯合幾家華商鐵廠，在寧波設立了“揚子鐵礦采購nsortiu”，派船隊直抵澳大利亞皮爾巴拉礦區。在與澳洲礦主的談判中，他故意帶上翻譯和英國律師，用流利的英語和熟悉的國際商法讓對方刮目相看。當礦主傲慢地提出“隻賣原礦，不賣精選礦”時，明輝突然展示出江南製造局煉製的高純度鐵錠：“我們自己能選礦，您不賣，有的是印度礦主願意合作。”這場耗時三個月的談判，最終為華商爭取到了5的價格折扣，更打破了日本財閥對鐵礦砂的壟斷。
最富遠見的布局在於電力行業。明輝在考察漢口既濟水電公司時，發現發電機的軸承損耗率極高，而國內竟無一家廠能生產替代品。他當即決定在鐵路配件廠內設立電機部件車間，高薪聘請德國西門子的退休技師。當第一台國產發電機軸承在漢口水廠試運行成功時，廠長握著明輝的手說：“蘇先生，這下咱們不用看洋人的臉色了！”這個後來被稱為“蘇記電機”的部門，竟成了中國早期民族電力工業的搖籃。
第六節機遇背後的曆史回響
1917年春天，蘇明遠站在新落成的陽泉發電站屋頂，看著電流通過電線點亮礦區的燈盞，突然想起父親蘇承宗臨終前的叮囑：“經商如行船，看得見的浪頭好躲，看不見的暗礁才致命。”此時的中國，正處於新舊思潮碰撞最激烈的時代——新文化運動的火種在北平點燃，實業救國的呼聲與軍閥混戰的槍炮聲交織，而蘇記家族的商業版圖，恰如一葉扁舟，在時代的洪流中尋找著自己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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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工商聯合會上，蘇明輝代表華商宣讀《抵製外貨倡議書》時，台下坐著年輕的榮宗敬和周學熙。他們共同目睹了蘇記用“技術+資本+政商智慧”在夾縫中開辟的道路：當外資企業用技術壁壘封鎖時，就拆解逆向研發；當軍閥政府索要無度時，就用商業合約捆綁利益；當資本市場充滿陷阱時，就聯合同業建立價格同盟。這種生存智慧，既帶著傳統晉商的狡黠，又融入了現代企業的博弈邏輯。
曆史的吊詭在於，當蘇記在汽車軸承和電機部件領域嶄露頭角時，他們無意中踩在了中國民族工業轉型的節點上。那些在技術攻堅中培養的工程師，後來很多成為漢陽鐵廠、江南造船所的技術骨乾；那些與外資博弈積累的經驗，為日後華商對抗國際托拉斯提供了範本；而在政商關係中堅守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則成為民國實業家群體獨特的精神標識。
暮春的陽泉礦區，一列滿載煤炭的火車正駛往京張鐵路工地。車廂連接處，蘇明遠與蘇明輝並肩而立，看著窗外掠過的黃土高原。“明輝，”明遠突然開口，“你說咱們這輩子，到底是在做生意，還是在賭國運？”
明輝望著遠方天際線，那裡正有新的工廠煙囪拔地而起：“大哥，父親說過，商道即人道，國運盛則商運興。咱們現在做的，不過是在這亂世裡，給中國的實業紮下幾根樁子。”
風從西北吹來，帶著煤煙與泥土的氣息，也帶來了遠處隱約的槍炮聲。兄弟倆都沒再說話，隻是握緊了手中的圖紙——那上麵，既有即將開工的汽車軸承新廠規劃，也標注著避開軍閥混戰區域的運輸路線。在機遇與風險並存的變革時代，蘇記家族的商業傳奇，正以一種近乎悲壯的姿態，繼續書寫著中國民族工業的早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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