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摩加迪沙的海風從我背後緩緩退去，汽車沿著紅土公路駛向南方，索馬裡邊境逐漸模糊，我的目光卻越過國界線，望向更遠處的肯尼亞平原。
“草原”這個詞在我腦海裡回旋不去——我曾在書裡見過它，在夢裡聽過它。但直到車輪真正壓進那片土地，我才知道，那片綠原的心臟跳動著的，不隻是自然的呼吸，還有人類意誌的脈搏。
地圖上，那座名叫“內羅畢”的城市，如今就在我前方不遠處。
公路顛簸，紅塵飛揚。巴士在一條覆蓋紅土的鄉道上緩緩前行，窗外是一望無際的曠野，灌木叢間偶爾掠過斑馬、角馬與長頸鹿的身影。它們奔跑、駐足、仰望，如雕塑，也如夢影。
我身旁的乘客是一位皮膚黝黑、目光沉靜的中年人，他叫姆萬吉，是一位內羅畢中學的教師。
“城市在遠方等你，但肯尼亞的靈魂藏在這片土地上。”他說。
這句話，就像一顆種子，被不經意種進了我心裡。
車窗玻璃映出我的臉，而我心中卻浮現出另一張更古老的麵孔——大地的麵孔。它布滿裂紋，卻在每一次日落中重新縫合。幾個小時後，當一排排建築從地平線上升起，像脊梁從草原中探出，我知道，我抵達了內羅畢。
翌日清晨，我隨姆萬吉前往內羅畢國家公園。那是世界上極少數與城市緊密相連的野生動物保護區。站在高地上，我看到長頸鹿踱步於草叢之間，羚羊成群而過，遠處還有獅子在灌木下打盹。而這一切的背景，卻是玻璃高樓與城市天際線。
自然與文明，竟在這裡交融得如此無聲。
“你看，”姆萬吉指著一隻站在公路邊的斑馬，“它不怕汽車，因為它知道，這是它的地盤。”
我輕輕點頭，拿出筆記本，在頁眉寫下：
“在內羅畢，野性不是被馴服，而是被尊重。城市的邊界，不是鋼筋水泥，而是對原野的溫柔回望。”
此刻我明白，人與自然之間，其實一直在進行一種靜默的談判，而內羅畢，是這場談判裡最溫和、也最激烈的交點。
午後，我獨自走進了內羅畢中央車站。這座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車站，如今已煥發新顏，但斑駁的拱門與老舊的鐵軌仍然訴說著它的前世今生。
售票廳的牆上懸掛著一幅黑白照片，是幾十年前火車通車時的剪彩場景。我正細看，一位白發老者慢慢走來，坐到我旁邊。他自稱名叫安東，是當年修建蒙內鐵路的老工人之一。
“那時候，我們修一米鐵路要唱十首歌。”他笑著說，“現在火車跑得快了，但歌，還是得有人唱。”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褪色照片——年輕時的他，與幾位中國工程師並肩而立，身後是剛鋪完的鐵軌。我接過照片，指尖觸及那泛黃的邊角，仿佛碰到了兩段曆史之間的縫隙。
我在心中寫道：
“內羅畢的車站，是曆史的起點，也是夢的中轉站。鐵軌上的每一次震動，都是記憶在繼續行走。”
離開車站後，我穿行於市中心馬薩雷街，這裡是內羅畢最具生命力的一段街巷。街頭塗鴉五彩斑斕，牆上畫著奔跑的部落少年、肩挑夢想的女孩，以及一隻展翅欲飛的象征圖騰。
一位手持噴漆的青年正站在梯子上為牆麵添彩，他的名字叫凱多，是當地知名的街頭畫家。
“我在牆上講故事，”他說，“我們沒有舞台，但有磚牆；沒有話筒，但有顏色。”
他送我一張明信片，上麵印著他創作的壁畫，下方一行手寫體寫著：“彩色是我們不願被定義的靈魂。”
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衝動——我要用我的方式，記錄下這些“非主流”的聲音，讓它們不再隻是城市的背景，而是主角。
我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