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八年深秋，北京阜成門外的利瑪竇墓前，徐光啟正用布巾擦拭墓碑上的拉丁文刻字。
此時的徐光啟已年過五十，在翰林院任檢討，卻總被同僚視作“異類”。自從與利瑪竇相識，他案頭的《論語》旁便多了拉丁文語法書，朝服的口袋裡常揣著自製的象限儀，連給皇帝寫的奏折裡都夾雜著“地球”“經緯度”這樣的新詞。有人在朝堂上彈劾他“惑於夷技，離經叛道”，他卻在《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裡直言：“苟利於國，何論中西？”
萬曆末年的欽天監沿用元代《授時曆》，測算日食常差一二時辰。天啟元年1621年）正月，預報的日食竟遲了兩刻鐘，欽天監監正周子愚跪在文華殿外請罪，天啟帝盯著案頭的奏折說道：“徐光啟說西洋曆法能準到分秒，可敢一試？”
徐光啟連夜帶著傳教士熊三拔、龐迪我登上觀象台。他讓人搬來利瑪竇留下的望遠鏡——這物件鏡筒裹著鯊魚皮，鏡片能將月亮上的陰影看得分明，被保守派罵作“窺天之器，有違天道”。當徐光啟用它對準太陽特意蒙了層煙熏玻璃），讓助手記錄日麵虧缺的時刻，旁邊的欽天監博士們攥著傳統的渾儀，嘴裡念叨著“日有食之，天象示警”。最終，西洋新法測算的時刻與實際分毫不差，老博士們麵麵相覷。
《崇禎長編》裡說“光啟用西洋鏡窺日，不差黍累”。天啟帝雖未當場表態，卻下旨讓徐光啟“領修曆法，兼采西學”。可阻力接踵而至：禮部尚書孫慎行彈劾他“引夷入監，將亂祖製”，還翻出洪武年間“禁習天文”的祖訓；更有人傳言，望遠鏡能“攝人魂魄”。
徐光啟沒功夫糾纏口舌。他帶著湯若望德國傳教士，1622年抵華）住進啦宣武門內的曆局裡，把利瑪竇留下的手稿攤滿整屋。有次湯若望用拉丁文講解“日心說”，徐光啟突然拍案：“原來哥白尼說太陽是中心！”他當即讓人把《天體運行論》的片段譯成中文，卻在序言裡加了句：“姑備一說，不必強同。”——他知道，變革得一步一步來。
除了修曆，徐光啟更牽掛的是民生。萬曆四十一年，他回上海老家丁憂，見江南大旱，稻田龜裂，老農們跪在龍王廟前哭求降雨。他想起利瑪竇曾說過“西洋有番薯，耐旱易活”，便托人從呂宋菲律賓）帶回薯種，在自家菜園試種。秋分時挖出來的番薯，塊根足有孩童手臂粗，他讓家人煮熟分給鄉鄰，笑著說：“這東西荒年能救性命。”後來他把種植方法寫進《農政全書》，特意加了幅插圖，畫著農人彎腰挖薯的模樣，旁邊注著“一畝可收數千斤”。
天啟七年，遼東戰事吃緊，後金軍隊用紅衣大炮轟開寧遠城。徐光啟在奏折裡痛陳：“我朝兵器鈍劣，非學西洋之法不可。”他力主讓湯若望監造火炮，在京郊的兵工廠裡，他親自盯著工匠熔鐵鑄炮，手上磨出了厚繭。有次炮管試射時炸了膛，保守派趁機彈劾“夷器誤國”，徐光啟卻捧著炸碎的炮片上疏：“敗者，非器之過，乃工藝不精也。若能精益求精，必成利器。”崇禎帝被他說動，下旨設“西洋火器營”，讓湯若望訓練士兵。
最能體現他“會通超勝”理念的，是《農政全書》的編纂。這部書裡，既有《泛勝之書》《齊民要術》的傳統農法，也有他從傳教士那裡學來的“泰西水法”——比如用螺旋泵引水灌田。他還特意加了“除蝗疏”，把《詩經》裡“去其螟螣”的記載，與西洋的“蝗卵辨識法”對照，說：“古法與新術，皆為除害，何必分中西？”
崇禎六年，《崇禎曆書》終於編成。這部凝聚了徐光啟與傳教士心血的巨著，共137卷，既有哥白尼的日心說，也保留了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既用西洋的三角學計算星軌，也沿用了“渾天儀”的名稱。徐光啟在序言裡寫道：“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翻譯則芻蕘可采，會通則異同不膠。”
可此時的大明已風雨飄搖。崇禎十年，徐光啟病重，躺在榻上仍翻看《幾何原本》的後九卷譯稿利瑪竇去世後未竟）。湯若望握著他的手說：“先生放心，我必完成譯事。”他喘著氣搖頭：“譯書易，行世難。若世人隻當西學是奇技淫巧，縱使譯儘天下書，也無濟於事。”臨終前，他讓兒子徐驥把《農政全書》的手稿獻給朝廷，斷斷續續地說：“農為邦本，兵為邦衛，曆為邦紀……三者得，國乃安。”
徐光啟去世後，葬在上海徐家彙今光啟公園）。湯若望在他墓前立了塊石碑，用中德兩種文字刻著：“他使西方學問在中國生根。”而那些他推廣的番薯，在明末的饑荒裡救了無數性命；《崇禎曆書》成了清代《時憲曆》的藍本；他監造的火炮，後來在抵禦外侮中派上了用場。
有次湯若望在曆局整理徐光啟的遺物，發現一本日記，最後一頁寫著：“西學如涓涓細流，東學似浩渺江河，彙則成海，分則兩傷。”這或許正是徐光啟一生的追求——他不隻是翻譯者、傳播者，更是那個試圖讓中西學問真正“會通”的架橋人。就像他在《農政全書》裡寫的那句：“窮理致用，不分中外，隻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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