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一道諭旨從紫禁城傳遍全國：“古今圖書，皆朕海內赤子所當共有的。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購訪遺書，彙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清高宗實錄》卷九百二）這道看似尋常的求書令，實則揭開了中國古代最大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纂修的序幕。此時的乾隆帝，已不滿足於軍事上的開疆拓土，更渴望在文化領域樹立超越前代的豐碑。
自秦漢以來，“盛世修典”便是曆代王朝的傳統。漢武帝廣集圖書，編定《七略》；唐太宗設弘文館，校理經史；宋太宗命李昉等編《太平禦覽》《文苑英華》，皆為一時盛事。乾隆帝對此早有向往，繼位之初便曾諭令整理內府藏書，但其真正動意纂修巨型叢書，源於兩件事：一是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的奏折，建議“校勘《永樂大典》，輯錄散佚古書”；二是對民間藏書的擔憂，認為“有些書籍或議論乖謬，或紀載失實，若任其流傳，恐惑亂人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
朱筠在奏折中指出：“《永樂大典》雖存，然散佚頗多，其中收錄的宋、元諸儒著作，今多已失傳，若能輯錄，可存古籍之精華。”《清史稿·朱筠傳》）這一建議正中乾隆帝下懷——既可調集全國圖書彰顯文治，又可借機審查典籍、規範思想。於是，他當即命軍機大臣劉統勳、於敏中等人議奏，最終決定“設四庫全書館，輯《永樂大典》之佚，收天下之書，編為《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正式在翰林院成立，地點位於今北京故宮文華殿東側的內閣大庫附近。這座臨時搭建的機構，彙集了當時全國最頂尖的學者，形成一套嚴密的編纂體係，其規模之龐大、分工之精細，在中國文化史上前所未有。
四庫全書館的管理層堪稱“全明星陣容”：正總裁由皇六子永瑢、大學士劉統勳、於敏中等16人擔任，負責統籌全局；副總裁由侍郎紀昀、陸錫熊等10人擔任，分管具體事務；下設總纂官、總校官、纂修官、分校官等職，各有專司。其中，紀昀曉嵐）以總纂官身份實際主持編纂工作，“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彆，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清史稿·紀昀傳》）。
編纂流程分為六步：第一步“征集”，由各省督撫負責搜集民間藏書，內府藏書則由總管內務府提供；第二步“校勘”，將征集到的書籍與《永樂大典》等善本比對，訂正訛誤；第三步“分類”，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部下再分小類；第四步“提要”，為每部書撰寫提要，介紹作者、內容、版本及評價；第五步“謄抄”，由書法工整的謄錄官抄寫，每人每日限定字數；第六步“校對”，由總校官、分校官層層審核，確保無誤。
據《四庫全書纂修考》記載，參與編纂的學者達360餘人，謄錄官1500餘人，校對官近400人，總參與人數超過3600人。僅謄錄一項，便規定“每日每人寫1000字，寫錯一字罰俸一月”，嚴苛的製度保證了全書的質量。
《四庫全書》的編纂，首先麵臨的是圖書來源問題。乾隆帝采取“官府征集+民間獻書”雙軌製，規定“各省督撫須將所轄地區的古今圖書，無論刻本、抄本，悉數購訪，彙送京師”，同時承諾“獻書多者，朕必加恩獎賞；書中有忌諱者，亦不加罪”《清高宗實錄》卷九百七）。
為鼓勵獻書，清廷推出多項激勵措施：獻書500種以上者，獎《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獻書100種以上者，獎禦製詩一首及“書香世業”匾額。江南藏書家響應最為積極，如寧波範氏天一閣獻書638種，杭州鮑氏知不足齋獻書250餘種，獲得朝廷嘉獎。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征集到的圖書已達3.5萬餘種，遠超預期。
圖書征集的背後，是嚴厲的思想審查。乾隆帝密諭各省督撫：“凡書中有詆毀本朝、違礙聖賢之義者，須一律查出，或刪改，或抽毀，或全毀。”《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審查標準極為嚴苛，凡涉及反清思想、民族矛盾、華夷之辨的內容，均在禁毀之列。據統計，整個纂修期間，全毀書籍2400餘種，抽毀書籍400餘種，銷毀書版50餘種，“其數量幾乎與《四庫全書》收錄的書籍相當”《清代禁書總述》）。
最具代表性的是對錢謙益、屈大均等人著作的禁毀。錢謙益因“仕明又仕清”，其《初學集》《有學集》被斥為“荒誕悖謬”，下令“全行銷毀”；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因有反清言論，不僅書籍被毀，連其文集的刊刻者、收藏者也遭株連。這種“寓禁於征”的做法，造成文化典籍的重大損失。
《四庫全書》的編纂，本質上是對中國傳統知識體係的一次係統梳理。其分類遵循西晉荀勖《中經新簿》確立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但又根據時代發展加以調整，形成更為精密的分類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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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收錄儒家經典及注釋，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10類，體現“經為萬世之綱”的思想；史部收錄曆史著作，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彆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15類，涵蓋了中國史學的全貌；子部收錄諸子百家及科技著作，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14類，反映了古代學術的多元性；集部收錄文學作品，分為楚辭、彆集、總集、詩文評、詞曲5類，彙集了曆代文學精華。
每部書收錄前，均由纂修官撰寫提要，“論其得失，辨其真偽，定其版本”，最後由紀昀統一潤色，彙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成為中國古代最完備的書目著作。紀昀在《總目提要·序》中闡述其編纂宗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使千百年之載籍，總彙於一編，以備稽考。”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四庫全書》抄寫完成，共收錄書籍3461種，卷，分裝冊，總字數約8億字，裝訂成黃色經折裝，經部用青絹封麵，史部赤絹，子部白絹，集部黑絹，象征“春夏秋冬”四季，極為考究。
乾隆帝深知“書成之後，當廣存副本，以防散佚”，遂決定仿照寧波天一閣的建築形製，在全國修建七座藏書樓，分藏《四庫全書》。這七閣分為“內廷四閣”和“江南三閣”，內廷四閣包括：
文淵閣：位於紫禁城內文華殿北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藏第一部《四庫全書》，供皇帝隨時閱覽。
文溯閣：位於沈陽故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藏第二部，象征清廷對東北發祥地的重視。
文源閣：位於圓明園，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藏第三部，毀於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之火。
文津閣：位於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成，藏第四部，現藏國家圖書館。
江南三閣包括：
文宗閣：位於江蘇鎮江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建成，藏第五部，毀於太平天國戰亂。
文彙閣：位於江蘇揚州大觀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藏第六部，同樣毀於太平天國戰亂。
文瀾閣：位於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成，藏第七部，戰亂中部分散佚，後經補抄恢複完整。
七閣均“仿天一閣之製，前有池，後有山，閣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以避火災”《南巡盛典》卷三十一）。其中江南三閣允許文人入閣抄閱，“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赴閣抄錄”《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一百七十九），推動了文化的傳播。
《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空前壯舉，但其影響卻具有鮮明的雙重性。
從積極方麵看，它係統整理了曆代典籍，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許多失傳已久的書籍，如《舊五代史》《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等，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得以重見天日。全書的分類與提要，為後世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清代乾嘉學派的興起，便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有直接關聯。曆史學家陳寅恪評價：“《四庫全書》的編纂，使中國傳統學術得以係統總結，其功不可沒。”
從消極方麵看，它的思想審查造成了文化災難。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民族意識的書籍被銷毀，導致許多珍貴文獻永久失傳。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化專製政策壓製了思想活力，使清代學術逐漸陷入考據的窠臼，缺乏創新精神。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尖銳指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隨著最後一部《四庫全書》抄成，這場曆時18年的文化工程宣告完成。此時的乾隆帝已年過八旬，站在文淵閣前，望著堆積如山的典籍，或許會想起自己當年的諭旨：“朕欲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文治之盛。”《清高宗實錄》卷九百二）這一願望在形式上實現了，但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卻遠非一部叢書所能涵蓋。
如今，幸存的四部《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在台灣，文溯閣本在甘肅，文津閣本在北京，文瀾閣本在杭州）已成為兩岸共同的文化瑰寶。它們不僅見證著清代盛世的文治雄心，更警示著後人：文化的繁榮，既需要係統的整理與傳承，更需要開放的心態與包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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