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一支綿延數十裡的皇家儀仗自京師出發，沿運河南下。龍旗招展中，四十歲的乾隆帝端坐於龍舟之上，望著兩岸跪迎的百姓，神色威嚴。這是他第一次南巡，拉開了清代曆史上規模最大、耗資最巨的帝王出巡序幕。
江南地區自明清易代以來，始終是清廷重視的區域。這裡既是財賦重地，“蘇鬆常鎮杭嘉湖七府，歲入糧賦占天下三分之一”《清史稿·食貨誌》），又是反清思想的溫床，明末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留下深刻民族創傷，錢謙益、呂留良等文人的遺民情懷從未斷絕。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意在“消弭反側，安定人心”，乾隆帝延續此舉，也有幾分“超越聖祖、彰顯盛世”的考量。
在諭旨中，乾隆帝將南巡目的歸結為四點：“察民情吏治，閱河工海防，奠安民生，聯絡士心。”《清高宗實錄》卷三百八十三）協辦大學士阿克敦私下對人言：“上乾隆帝）慕江南風物久矣，常以未睹西湖、太湖為憾。”《嘯亭雜錄》卷一）這種個人情懷與政治目的交織，使得南巡既莊重又奢華，既嚴肅又浪漫。
乾隆南巡的規製，遠超曆史上任何帝王出巡。每次南巡前一年，清廷便成立“南巡事務處”，由親王、大學士總領，統籌安排沿途食宿、交通、護衛等事宜。據《南巡盛典》記載，首次南巡動用馬六千餘匹、船五百餘艘、役夫近三萬人，沿途搭建行宮三十餘座，僅蘇州一處的行宮便“費銀二十萬兩，飾以金玉，窮極奢華”。
龍舟是南巡的標誌。乾隆帝乘坐的“安福艫”長三十六丈、寬三丈六尺，分上下三層，上層為寢宮與書房，中層為議事廳，下層為侍從居所，“舟身飾以龍鳳，帆繪日月，行則兩岸列纖夫三千人，鳴鑼擊鼓，聲勢震天”《清稗類鈔·巡幸類》）。隨行人員包括後妃、皇子、王公大臣、侍衛等近兩千人，每日消耗“肉千斤、米百石、果菜數十擔”，飲食皆由京師特供，“雖江南鮮品，非上所習者不進”。
沿途百姓需提前數月“清道、淨水、設香案”，凡龍舟經過之處，十裡內居民均需跪迎，“違者以大不敬論”。為博帝王歡心，地方官競相獻媚：揚州鹽商在瘦西湖畔搭建“白塔”，一夜之間用鹽堆成，潔白如玉；蘇州織造在虎丘造“萬鬆亭”，移栽數千株鬆樹，綴以彩燈，“夜如白晝，鬆濤與絲竹相和”《揚州畫舫錄》卷一）。這種極致鋪張，讓首次南巡便耗資白銀二百餘萬兩，相當於全國半年的財政收入。
南巡期間，乾隆帝並未完全沉溺享樂，而是時刻展現“勤政君主”的形象。每日清晨，他在行宮召見地方官員，“詢民生疾苦，察吏治得失”，對政績突出者予以提拔，對貪腐懈怠者當場斥責。第二次南巡時，江蘇巡撫莊有恭因“治水有功，民皆稱頌”，被破格擢升為兩江總督；而漕運總督瑚寶因“漕糧虧空，欺上瞞下”，則被革職查辦，“令其徒步隨駕，以示懲戒”《清高宗實錄》卷四百九十一）。
河工是南巡的核心政務。黃淮水患長期困擾清廷，乾隆帝每次南巡必親臨堤壩，“登高家堰，勘清口，閱雲梯關”，與河道總督討論治水方案。在清江浦今江蘇淮安），他采納河臣高斌的建議，“改築洪澤湖大堤，增建滾水壩”，有效緩解了水患；在浙江海寧，命人加固海塘，“易土為石，增高丈餘”，使錢塘江北岸百姓“數十年無水患之虞”《河防誌》卷十二）。這些舉措雖耗資巨大，卻實實在在惠及民生，為江南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
政務之餘，乾隆帝的“風雅”無處不在。他酷愛書法，每到一處必題詩留字，南京燕子磯、蘇州獅子林、杭州西湖均留下其墨跡，雖“筆力不及聖祖康熙），然數量遠超曆代帝王”《佩文齋書畫譜》）。他還廣納江南文人，命紀昀、沈德潛等編纂《南巡盛典》，收錄詩文、書畫、方誌，試圖將南巡打造成“文化盛事”。在蘇州，他召見沈德潛等詩壇領袖，論詩品文，“賜宴獅子林，命和禦製詩”，刻意營造“滿漢一家、文治昌明”的氛圍。
江南鹽商是南巡的最大“讚助商”，也是最大受益者。以揚州鹽商為首的商人集團，每次南巡均“捐銀百萬兩以上”，承辦行宮、彩棚、遊船等事宜。作為回報，乾隆帝特許他們“加引增加食鹽銷售額度）、免稅”，並賞賜“頂戴花翎”，使鹽商們“富可敵國，勢傾一方”。揚州鹽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曾一次捐銀二百萬兩，獲賜“奉宸苑卿”官銜，其府邸“仿大內規製，園亭之盛，甲於江南”《揚州畫舫錄》卷四）。
普通百姓對南巡則感情複雜的多。一方麵，帝王出巡帶來短暫的“商機”，小販可售賣食品、雜貨，工匠可承接修繕工程，“每處巡幸前後，市麵繁華十倍於常”；另一方麵，繁重的徭役與攤派讓百姓不堪重負。據《蘇州府誌》記載，為迎接南巡，蘇州府“每畝加征銀三錢，民有賣兒鬻女以應者”，而官員“借辦差為名，勒索財物，民怨沸騰”。這種矛盾在第四次南巡時爆發，江蘇如皋縣百姓因不堪勞役，“聚眾毀彩棚，毆差役”，最終被武力鎮壓，為首者處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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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士人則在“抗拒”與“迎合”間搖擺。部分遺民後代仍堅守反清立場，如全祖望等人“聞南巡則閉門不出，以書為伴”；但更多士人選擇妥協，通過獻詩、獻畫獲得功名。沈德潛因“詩才敏捷，善頌聖德”，從江南布衣被擢升為禮部侍郎，成為乾隆帝“文治”的點綴。這種“恩威並施”的策略，使江南士人的反清情緒逐漸消解，至乾隆末年，“明遺民思想幾成絕響”《清代學術概論》）。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十高齡的乾隆帝完成第六次南巡。此時的他已顯老態，卻仍堅持“登虎丘，泛西湖”，試圖重現早年盛況。但這次南巡已難掩帝國的疲態：國庫因連年征戰與巡幸而空虛，“戶部存銀較三十年前減三分之二”；地方官員貪汙成風，“辦差款項十耗其五”；江南百姓“見龍旗而怨聲載道”，與首次南巡時的“夾道歡呼”判若兩人。
六次南巡的總耗資，據《清史稿·食貨誌》記載高達白銀兩千餘萬兩，若加上地方官員的私征濫派，實際花費遠超此數。這筆巨額開支，直接導致乾隆後期財政危機，“乾隆盛世”已經不複存在。軍機大臣阿桂曾勸諫：“南巡勞民傷財，恐非盛世所宜，願皇上以民生為念，暫停巡幸。”乾隆帝雖未斥責，卻在諭旨中辯解：“朕南巡為安民生，非為一己之樂，阿桂所奏過矣。”《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二百七）
乾隆南巡還造成了官場風氣的敗壞。為迎合帝王，地方官競相奢靡，“以辦差為能事，以獻媚為捷徑”，政務逐漸廢弛。兩江總督高晉在奏折中承認：“近年官員皆以南巡為頭等大事，河工、吏治皆置於其次，此風若長，恐誤國家。”這種“重麵子輕裡子”的風氣，成為乾隆後期腐敗叢生的重要原因。
嘉慶元年1796年），退位為太上皇的乾隆帝回顧南巡往事，在《禦製南巡記》中自我評價：“朕六巡江南，凡水利、民生、吏治、文教，皆有興革，雖耗費不貲，然功大於過。”這一評價雖有部分實情，但也有報喜不報憂之嫌。
從積極方麵看，南巡確實推動了江南地區的穩定與發展。通過治水、整吏治，江南“歲稔年豐，戶口日增”，至乾隆末年，江南人口已占全國三分之一，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糧倉”與“財富之源”；通過拉攏士商、弘揚儒學，清廷成功消解了江南的反清情緒，鞏固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曆史學家孟森在《清史講義》中認為：“乾隆南巡，雖奢糜，然於鞏固江南統治，功不可沒。”
從消極方麵看，南巡的巨額消耗加速了清王朝的由盛轉衰。正如《清史稿》所評：“聖祖康熙）南巡，儉而有節，意在安民；高宗乾隆）南巡，奢而無度，意在誇功。”過度的鋪張不僅掏空了國庫，更助長了腐敗與奢靡之風，為嘉慶、道光年間的內憂外患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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