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1750—1799），鈕祜祿氏，原名善保，字致齋，出身於滿洲正紅旗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其父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統，早逝後家道中落，和珅與弟弟和琳自幼過著“借貸度日”的生活《清史稿·和珅傳》）。這種經曆塑造了他極強的自尊心與向上爬的欲望，也讓他深諳人情世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和珅憑借世襲的“三等輕車都尉”爵位，被選入鑾儀衛當差，負責皇帝出巡時的儀仗事宜。這一職位雖不起眼，卻為他提供了接近權力核心的機會。據《嘯亭雜錄》記載，一次乾隆帝出巡，倉促間找不到黃蓋皇帝儀仗中的重要器物），乾隆帝怒斥：“是誰之過歟？”隨行侍衛皆惶恐不敢言，唯有和珅應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這句引自古文的對答，既符合乾隆帝崇尚文治的趣味，又顯得不卑不亢，當即引起乾隆帝注意。
更大的機遇是在下一年。乾隆帝閱讀《論語》時，對其中“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一句的注釋不甚明了，身邊大臣皆不能答，和珅卻準確背誦出朱熹的注解，並闡釋其義。乾隆帝驚歎於這個年輕侍衛的學識，當即提拔他為禦前侍衛，兼副都統，“自是恩寵日隆”《清高宗實錄》卷九百七）。和珅的崛起，不僅因其才思敏捷，更因其“善揣上意”——他總能精準把握乾隆帝的喜怒哀樂，“所言皆合聖心，所行皆稱上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由禦前侍衛連升三級，任戶部侍郎正二品），兼總管內務府大臣，開始涉足財政與皇室事務。和珅展現出驚人的行政才能，在整頓內務府財政時，“厘清積弊，歲省度支數十萬兩”，讓長期入不敷出的內務府迅速扭虧為盈，乾隆帝稱讚其“才具敏練，堪當重任”《清史列傳·和珅傳》）。
此後十年，和珅的權力以火箭速度上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任戶部尚書、議政大臣，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案，因功封一等男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兼任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晉文華殿大學士，位居內閣首輔；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封一等忠襄公，達到清代異姓大臣的爵位巔峰。
和珅的權力滲透到朝廷各個角落。他身兼數十職，既管財政戶部）、人事吏部），又掌軍事兵部）、司法理藩院），甚至皇帝的起居注、國子監等事務也由其兼管。當時的奏章需先經和珅過目，“所欲興者，雖小必獲；所欲除者，雖大必去”《簷曝雜記》卷一）。乾隆帝晚年怠政，常以“朕老矣”為由將政務交予和珅，時人謂之“二皇帝”。
這種集權在清代曆史上極為罕見。康熙、雍正兩朝均強調“分權製衡”，而和珅卻打破了這一傳統，形成“內外官員皆出其門”的局麵。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曾觀察到：“和珅先生是中國事實上的國王，皇帝隻是名義上的統治者。”《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和珅深知“孤則易折”，掌權後迅速構建起以自己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他的結黨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聯姻，將女兒嫁給康熙帝之曾孫永鋆，兒子豐紳殷德娶乾隆帝最寵愛的十公主固倫和孝公主，與皇室結成“親上加親”的關係；二是提拔親信，將弟弟和琳由筆帖式一路提拔至四川總督，心腹福長安任戶部尚書，蘇淩阿任兩江總督；三是網羅門生，通過科舉、薦舉等途徑，讓大批官員依附於己，“凡會試中試者，若不拜和珅門下，雖有才亦難獲重用”《清史稿·選舉誌》）。
這個權力網絡遍布中央與地方。在中央，軍機大臣福長安傅恒之子）、吏部尚書蘇淩阿、戶部侍郎劉國泰等皆為其黨羽；在地方，山東巡撫國泰、浙江巡撫王亶望、陝甘總督勒爾謹等皆與其勾結。他們形成“利益共同體”：和珅為其提供庇護，他們則向和珅行賄納貢，“每歲饋獻，多者至數十萬兩”《清稗類鈔·貪汙類》）。
和珅黨羽之間相互包庇，形成嚴密的腐敗網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禦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和珅雖為主審官，卻百般包庇，“欲以查無實據結案”，最終在劉墉、錢灃的堅持下，國泰才被繩之以法，但和珅仍設法保全了其黨羽《清史稿·錢灃傳》）。這種“官官相護”讓和珅集團在很長時間內難以撼動，即使乾隆帝有所察覺，也因“用其才”而未深究。
和珅的貪腐規模在曆史上空前的，。他的斂財手段主要有四種：一是受賄，官員晉升、調任均需向其行賄，“督撫藩臬缺出，必索賄數萬金”；二是侵吞，利用管理戶部、內務府的便利，將公款直接劃入私囊，“皇莊歲入，十之五六入其家”；三是經商，開設當鋪七十五座、銀號四十二座，壟斷京城金融，“凡綢緞、茶葉、瓷器等貿易，皆有其股份”；四是勒索，以“辦差”“捐輸”為名，強迫鹽商、行商“獻納”，僅揚州鹽商每年“孝敬”便達百萬兩《和珅犯罪全案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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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和珅的家產，曆來有“八億兩白銀”之說，相當於清廷十五年的財政收入乾隆朝年均財政收入約五千餘萬兩）。據嘉慶帝查抄和珅家產時的清單現存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其主要財產包括：黃金三萬三千五百兩，白銀三百一十萬兩，當鋪七十五座估值銀三千萬兩），銀號四十二座估值銀四千萬兩），房產一千餘間，良田八千餘頃，以及大量珠寶、玉器、古玩、綢緞等，總估值約一億兩白銀，雖不及“八億兩”之誇張，仍堪稱“清代第一貪”。
和珅的生活奢華程度堪比皇室。其府邸今恭王府）“仿紫禁城規製，僭越之處甚多”，花園內“引玉泉山水入府，壘石為山，建樓榭數十座”；服飾用“大紅色織金蟒袍”按製隻有親王可穿），器皿多為“金銀胎掐絲琺琅”，甚至有“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大內多至數倍”《查抄和珅家產清單》）。這種奢華不僅是滿足私欲，更是其權力地位的象征。
和珅的擅權與貪腐，必然觸動其他政治集團的利益，樹敵無數。以劉墉、紀曉嵐、王傑為代表的“清流”官員，多次暗諷和珅，王傑在軍機處與和珅同列時，“終日語不相交，若有論事，必據理力爭”《清史稿·王傑傳》）；以阿桂為代表的軍功集團，更是鄙視和珅“無尺寸之功，專恃諂媚”，阿桂曾對人言：“吾見和珅，常避之，不與同列，恐其熏染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後，和珅的權勢雖仍穩固，但危機已開始顯現。這一年，他主持的“千叟宴”因安排混亂、菜肴變質引發非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和珅負責接待，卻因“禮儀之爭”處理失當，導致中英外交失敗；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苗人起義爆發，和珅隱瞞軍情，延誤戰機，遭嘉慶帝時為皇太子）斥責。
到了乾隆帝晚年，雖仍寵信和珅，卻也對其有所防範，多次告誡：“汝當謹守臣節，勿恃寵而驕。”《清高宗實錄》卷一千四百八十七）而即將繼位的嘉慶，早已對和珅的專橫不滿，隻是礙於乾隆帝健在而隱忍未發。嘉慶元年1796年）乾隆帝退位後，和珅仍把持朝政，甚至“阻隔嘉慶帝與太上皇乾隆）的聯係”，讓嘉慶帝愈發不滿。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駕崩，和珅的末日隨之來臨。正月初四，嘉慶帝以“和珅總理喪事，暫免其職”為名，剝奪其權力；正月初五，給事中王念孫、禦史廣興等紛紛上奏彈劾和珅，嘉慶帝“順水推舟”，下令將和珅革職下獄；正月十三，嘉慶帝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狀，包括“欺罔君上”“結黨營私”“貪贓枉法”“僭越禮製”等。
其黨羽見勢不妙，紛紛反戈一擊，福長安被革職下獄，蘇淩阿被勒令退休，地方黨羽也多被查辦。正月十八，嘉慶帝賜和珅“自儘”白綾一條），和珅在獄中寫下絕命詩：“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和珅列傳》）當時和珅年僅四十九歲。
和珅之死，標誌著乾隆朝權臣政治的終結。嘉慶帝通過清算和珅，既收回了權力，又獲得了巨額財富“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民謠流傳至今），更打擊了官場腐敗，“一時吏治為之一清”。但這場清算並未觸及清代官僚體係的根本弊端，嘉慶、道光年間的貪腐之風雖有所收斂，卻未能根治，最終成為清王朝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
回望和珅的一生，從寒微侍衛到權傾朝野，從富可敵國到身死族滅，其興衰榮辱與乾隆朝的國運緊密相連。他既是乾隆帝“盛世”的產物，也是專製皇權的畸形兒——沒有乾隆帝的寵信，他難以崛起；沒有專製製度的漏洞，他也無法貪腐至此。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言：“和珅之禍，非獨和珅之過也，上乾隆）之寵之過甚，製度之防之過疏也。”這段曆史，至今仍警示著權力監督與製度建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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