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間的廣州港，每日商船往來如梭，伶仃洋上的躉dun）船內，一箱箱鴉片正通過賄賂、偽裝等手段悄然流入中國。自乾隆末年英商開啟大規模鴉片走私以來，至道光朝，這一毒品已如瘟疫般蔓延至全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吸食者日眾；白銀外流導致國庫空虛，民生凋敝；軍隊士兵沉溺煙癮，戰鬥力銳減。鴉片流毒的深化，不僅是一場社會危機，更是中西方力量碰撞的前奏，最終將清王朝推向戰爭的邊緣。
鴉片走私的興起，與18世紀中西方貿易密切相關。彼時，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在歐洲市場供不應求，而英國的棉紡織品、毛織品卻因“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乾隆帝致英王喬治三世敕諭）而在中國滯銷，形成巨大貿易逆差。據《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記載，1760—1800年，英國每年需向中國支付白銀數百萬兩以彌補差額。
為扭轉逆差，英國東印度公司將目光投向鴉片。這種原產於小亞細亞的毒品，在印度被大規模種植——1773年，東印度公司獲得印度鴉片專賣權，在孟加拉、比哈爾等地建立鴉片種植園，采用“強製種植、壟斷收購”模式，將鴉片加工成“公班土”“白皮土”等品牌，專門銷往中國。正如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指出：“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手製造了這場毒品貿易，其目的是為了填滿自己的錢袋，同時摧毀中國的經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英商開始將鴉片走私至廣州，初期每年僅數百箱；至嘉慶年間，增至每年數千箱；道光元年1821年）後，竟突破萬箱大關。走私量激增的背後，是英國資產階級的貪婪——工業革命後，英國急需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而鴉片成為打開中國大門的“敲門磚”。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曾直言：“鴉片貿易是我們與中國貿易中最有利可圖的部分，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東印度公司檔案》）
英商的鴉片走私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網絡，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走私樞紐在廣州。儘管清廷規定鴉片為違禁品，但英商通過賄賂廣東官員，將鴉片先運至澳門或伶仃洋的躉船浮動倉庫），再由中國“鴉片販子”用“快蟹船”配備武裝的快船）接運至廣州黃埔，分銷各地。據《粵海關誌》記載，廣東巡撫、海關監督等官員“每年收受英商賄賂數十萬兩，對走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人直接參與分成。十三行中的行商也暗中協助，“以‘藥材’名義報關，實則夾帶鴉片”。
道光初年，鴉片走私突破廣州一隅，向北擴展至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福建廈門成為第二大走私中心，英商與當地“海盜船”勾結，“夜間卸貨，黎明即散”；浙江寧波則有“紅毛館”英國商館）暗中交易，“每箱鴉片售價洋銀八百元，利潤高達十倍”夏燮《中西紀事》）。至道光十年1830年），鴉片已通過內河航運深入內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均出現煙館。除英商外，中國的“煙販”扮演了關鍵角色，如廣州的伍秉鑒十三行首領）、福建的葉恒澍等，他們“資本雄厚，聯絡官匪，操縱市場”；沿海漁民、船工為利所誘，成為運輸工具；甚至八旗子弟、綠營士兵也參與其中，“以巡邏為名，護送鴉片船，分得贓款”。這種“官商勾結、軍民參與”的局麵，使禁煙令形同虛設。
鴉片的泛濫，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壞，其危害之深，遠超一般毒品。
道光元年至十八年1821—1838年），中國外流白銀約達一億兩，相當於清政府兩年的財政收入。白銀短缺導致“銀貴錢賤”——道光初年，一兩白銀可兌換銅錢一千文，至道光十八年，竟達一千六百文。農民繳納賦稅需以銅錢折白銀，實際負擔增加六成，“昔日賣糧一石可完稅，今需兩石，民不聊生”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戶部尚書王鼎在奏折中哀歎：“國庫空虛，河工、軍餉皆無著落，皆因鴉片之故。”
國民身心健康更是飽受摧殘。鴉片吸食者“初則精神煥發，繼則萎靡不振，久而久之，形容枯槁，形同鬼魅”。據《清稗類鈔》記載，道光年間全國吸食者超過二百萬，“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甚至尼姑、妓女，不乏其人”。京城煙館“十步一哨，五步一崗”，廣州“大煙館張燈結彩，如同酒樓”，蘇州“富家子弟聚於煙館，晝夜不休，耗儘家產”。更嚴重的是，鴉片成癮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喪失勞動能力”，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
軍隊戰鬥力也被大幅度削弱。綠營士兵“十之三四吸食鴉片”，八旗子弟更是“以抽大煙為時髦，弓馬廢弛，軍械鏽蝕”。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提督楊芳奏報：“所轄士兵，半數沉溺煙癮，操演時昏昏欲睡，臨陣則望風而逃。”《籌辦夷務始末》）廣東水師“名為緝私，實則與煙販勾結，分贓自肥”，連林則徐也承認：“沿海軍隊，已無可用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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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鴉片流毒，清廷並非無動於衷，但始終在“弛禁”與“嚴禁”之間搖擺，收效甚微。嘉慶帝曾多次下旨禁煙，但“禁令雖嚴，執行不力”。道光帝繼位初期，延續嘉慶政策，下令“嚴查廣州鴉片走私，懲辦受賄官員”，但廣東官員陽奉陰違，“將查獲的少量鴉片焚毀，以掩人耳目”。道光六年1826年），兩廣總督阮元查獲鴉片三千餘箱，本是重大成果，卻因英商“暫停走私數月，轉而賄賂更高層官員”，最終不了了之。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提出《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折》，主張“弛禁鴉片，允許合法進口，課以重稅；隻禁官員、士兵吸食，民間不禁”，理由是“此舉可阻止白銀外流，增加國庫收入”。弛禁論得到部分官員支持，如廣東巡撫祁yu）便認為“與其禁而不止，不如弛禁收稅”。這種妥協主張，實質是對毒品貿易的縱容，遭到了林則徐等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
湖廣總督林則徐痛斥弛禁論：“鴉片流毒，若弛禁則蔓延更甚，數十年後，國將不國。”他在湖廣地區試行嚴禁，“查封煙館，緝拿煙販，強製吸食者戒毒”，短期內查獲鴉片數百斤，成效顯著。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提出“重治吸食者，論死立決”，認為“吸食者死，則販賣者、種植者自絕”。這份奏折震動朝野，成為嚴禁派的綱領性文件。
此時的道光帝，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連續八次召見林則徐入京，聽取禁煙方略。林則徐直言：“若再放任鴉片，中原將無禦敵之兵，無充餉之銀。”《林則徐集·奏稿》）這句話刺痛了道光帝——作為王朝的守護者，他最恐懼的莫過於“兵弱餉空”。最終，道光帝下定決心：“鴉片必須嚴禁，林則徐著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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