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江南貢院的明遠樓前，最後一批謄錄好的鄉試考卷正被搬運上車。72歲的監考官俞樾望著空蕩蕩的號舍——那些三尺見方的格子間裡，曾擠滿了皓首窮經的讀書人，此刻卻隻剩蛛網與塵埃。在這之前，驛卒騎快傳來諭旨："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清德宗實錄》卷548）
江蘇吳縣的潘祖蔭故居裡，51歲的陸潤庠正將《論語》注疏扔進火盆。這位光緒初年的狀元，此刻卻對著熊熊火焰苦笑——他的侄子陸宗輿剛從日本留學歸來，帶回的《法政講義》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民權憲法"等陌生詞彙。"叔父還在念茲在茲的八股文，如今連貢院都要拆了。"陸宗輿的話像針一樣紮在陸潤庠心上。
三個月前，陸潤庠曾聯名10位翰林上奏，懇請"保留科舉，兼設學堂"，卻被張之洞批駁："科舉一日不廢，學堂一日不興，士子永無實學之望。"《張文襄公全集》）此刻他望著火盆裡卷曲的紙頁，忽然想起28年前自己殿試奪魁時，光緒帝親手遞來的那支金筆，筆杆上"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刻字，如今看來竟像一句諷刺。
山東曲阜，衍聖公孔令貽的府第裡，數十名孔氏子弟正跪在孔子像前痛哭。按慣例，他們本可憑"聖裔"身份免考童生試，直接參加鄉試，如今這條路被徹底堵死。孔令貽給學部尚書榮慶的電報裡滿是焦灼："千年祖製，一朝廢棄，聖門後裔，茫然無措。"《孔府檔案》）而在廣州學海堂，78歲的宿儒陳澧將畢生批注的《十三經》捆成一束，準備沉入珠江，學生們死死拉住，他卻哭喊道："書都沒用了，留著何益！"
最淒慘的是那些偏遠州縣的老秀才。陝西米脂的李存義，考了37年科舉，頭發白了還在考童生試，聽聞廢科舉的消息，竟在縣學的孔子牌位前自縊身亡。當地知縣在呈報上司的文書中寫道："該生半生困頓，唯以科舉為望，一旦夢碎，遂至輕生。"《陝西通誌》）這種絕望並非個例，在山西、甘肅等地，都出現了秀才焚書、舉子哭廟的事件。
紫禁城的南書房裡，張之洞與袁世凱的爭論已持續了三個時辰。"科舉不廢，新政難行！"袁世凱將《直隸學堂章程》拍在案上，直隸已辦起87所新式學堂，卻招不到足夠的學生，"士子們還在抱著時文八股不放，誰肯來學聲光化電？"
張之洞撚著胡須沉吟。作為科舉出身的探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項製度的弊病。早在1903年，他就與張百熙聯名上奏《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提出"十年三科內遞減科舉中額"，如今卻覺得"遞減"太慢。"去年順天鄉試，一萬考生中，能答出"五洲形勢"者不足百人。"他歎了口氣，"若再猶豫，恐誤國脈。"《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爭論傳到頤和園，慈禧正對著銅鏡試戴新製的翡翠簪。當李蓮英念到"袁世凱請廢科舉"時，她摘下簪子擲在妝台："我當年就是靠選秀入宮，這些讀書人若沒了科舉，會不會生亂？"但榮祿臨終前的遺言猶在耳畔："欲救危局，必破舊製。"加上各省督撫紛紛來電支持廢科舉——湖廣總督端方說"學堂興則人才出"，兩江總督周馥稱"科舉存則民心散"，她終於點頭："就依張之洞所奏。"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張之洞、袁世凱、端方等六位督撫聯名上奏《請廢科舉折》，言辭懇切："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誌。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光緒朝東華錄》）通俗來說就是：科舉一天不停止，讀書人就都存有僥幸考中的心思，從而分散他們專心鑽研實學的誌向。民間更是相互觀望，私人設立學堂的非常少，又絕不是國家財力所能普及的，學堂絕對沒有大興的希望。
八月初四的諭旨一下，最先沸騰的是新式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的學生們扯下"學而優則仕"的匾額，換上"實業救國"的橫幅，校長唐文治站在台階上高呼："今日起，我輩所學，不再為功名，而為強國！"《南洋公學校史》）北京京師大學堂裡，留著辮子的學生與剪了發的教習擊掌相慶，有人把八股文範文扔進廁所，引來保守派教習的怒斥，卻被學生們用"民權"理論駁得啞口無言。
河北保定的私塾先生王錫彤在日記中寫道："晨起聞廢科舉之詔，鄰人聚議，有哭者，有罵者，有茫然不知所措者。吾家耕讀傳家，今後子弟當何去何從？"《抑齋自述》）在浙江紹興，魯迅正在礦路學堂讀書，他後來在《呐喊》中回憶："那時我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榜文，三榜以後，便到報房去看新出的《申報》，上麵有一行小字："學堂一律照舊開辦，科舉永停。"這消息，使我憤怒而且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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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的廢除，直接衝擊了依附其上的產業鏈。蘇州的書商們連夜將《製義精編》改印成《學堂國文讀本》，南京夫子廟的筆墨店掛出"專賣學堂文具"的招牌，連代寫八股文的"槍手"都轉行給人翻譯西文書信。安徽桐城的張氏家族，自康熙年間起靠科舉出了11位進士，如今不得不送子弟去日本留學，族長在祠堂訓話時歎道："今後的功名，要在洋學堂裡求了。"
廢科舉的第二年，清廷設立學部，作為統管全國教育的最高機構。首任學部尚書榮慶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學堂分為初等、中等、高等三級，課程涵蓋數理化、外國史地、體操等科目，徹底打破了"四書五經"的壟斷。在武昌，張之洞創辦的兩湖總師範學堂裡，學生們既學《資治通鑒》，也讀《天演論》，教習中既有前清翰林，也有留洋博士。
留學潮隨之洶湧。1905年至1906年，赴日留學生從8000人驟增至1.2萬人，東京的神田區成了"中國城"。魯迅在仙台醫專解剖人體，秋瑾在青山實踐女校學習軍事，汪精衛則在法政大學秘密組織反清團體。這些留學生帶回的不僅是知識，更有"驅除韃虜"的革命思想——正如孫中山所說："留日學生中十之八九皆持革命排滿之說。"《孫中山全集》）
但許多學堂仍保留著跪拜孔子的儀式，課程中"經學大義"仍是必修課。更諷刺的是，清廷為安撫舊文人，推出"學堂出身"製度——優級師範學堂畢業生等同於進士，高等學堂畢業生等同於舉人，這使得一些學堂竟成了科舉的"替代品"。江蘇巡撫陳夔龍在奏折中抱怨："今之學生，求其真能通西學者十無一二，多是借學堂混出身，與昔日科舉何異？"《夢蕉亭雜記》）
在這場新舊交替中，最痛苦的莫過於轉型中的讀書人。湖南的王先謙，曾是嶽麓書院山長，堅決反對廢科舉，卻在1906年讓孫子王葆心去日本留學；嚴複翻譯《天演論》喚醒國人，卻在1910年接受了"進士出身"的頭銜。這種矛盾，恰如梁啟超在《過渡時代論》中所說："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製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飲冰室合集》）白話文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國，是處於過渡時代的中國...人民既痛恨獨裁者愚弄百姓的專製政治，卻沒能組織新的政治體製來替代它，這是政治上的過渡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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