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說自己死過,但你也不能再活成“淨空”。
我用了六天的時間,把自己從一個“死亡編號”變成了“程安南”。這個名字來自馬舌臨終前遞給我的一張舊工牌,編號欄處已經模糊,唯有“南”字清晰。他說過:“隻有死了的人,才能活著出去。”
我記住了他的瘋話,開始照做。
林瑤聯係了她在南境底層認識的一家灰工外包公司——“東塘後勤清運”,注冊地在一個被廢棄的冷庫廠房後街。老板姓包,不見人影,全靠一個戴金鏈子的二狗子管理人事。他用掃了一眼我偽造的身份卡,連驗證都沒有,便揮手說:“明天六點,廠東門集合,隨車跑一線清運。人車一起走,走不動就滾。”
我點頭。他滿意我不多嘴,反倒笑起來:“說了你也不懂,灰工最講規矩——不問,不看,不留名。”
我明白這不是訓話,是底層規矩的通牒。你要活,就閉嘴。
“詹師,把他帶上吧。”
第二天清晨,我坐上了城市邊緣第六清運組的尾車,駕駛員是個五十多歲、滿臉風霜的老工——詹長波。大家都叫他詹師,開車穩,話少,頭發花白,眼神卻透著一股不死心的倔勁。
“上車前,先背清運規程第三條。”他坐在駕駛位,冷冷朝我道。
我一愣。
“不會背?那你不配上車。”他不緊不慢地按下儀表開關,“趕緊回去吧。”
我看向副駕的胖子,他聳聳肩,扯出一句:“規程第三條,‘不得記錄、不準討論、不對外傳’,自己去背。”
我低頭默念,幾分鐘後抬頭:“記住了。”
“背。”詹師的聲音像刀。
我一字不差地複述。他這才開門,車身震顫著啟動,駛向南境城中村的廢料集中區。
灰工的世界比編號還灰。
我們清理的不是市政垃圾,而是“非法轉包工業廢料”:電焊渣、油漆桶、切割膠、化工皮。沒有防護服,也沒有濾毒麵罩,一切靠鼻子、靠命。
“你把自己當死人,就不怕毒。”詹師說。
午休時我問:“你乾這行多久了?”
他咬著牙縫說:“乾一天多活一天。有人活著,是為了數人頭;有人活著,是為了看誰沒被數進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上了名單,有人一輩子都上不了名字。
第三天,我在南區三號堆料場,撿到一塊塑料編號牌。
“qs441。”我輕聲念。
這是一張殘損編號卡,邊緣已熔化,卡身微黃。更可怕的是——它被丟在“焚燒前清點區”的垃圾桶旁,像是誰故意留在那裡,提醒我:這人曾存在過。
回到車上,我偷偷把卡藏入背包,詹師盯著我半晌,突然說:“記住一句話。你可以救人,但不能叫出他們的名字。”
“為什麼?”
“你叫他們的名字,他們就不是死人了。死人說話,會嚇死活人。”
第四天下班,我在北倉街的回遷樓後巷等了一個小時,投下一封匿名信和編號卡。
第二天清晨,一名瘦小少年拎著一瓶汽水站在巷口:“你投的?”
我警覺。
他笑了笑:“我叫林澈,‘回音者’外圍站點聯絡員。我們在收集‘被刪掉的人’。”
“你怎麼知道是我?”
“我們有算法。”他眨眨眼,“投這種東西的,要麼瘋了,要麼是你。”
我沉默。他坐到我旁邊:“交換故事吧。”
“你先說。”
他抬頭望向灰白的天:“我弟弟,qh008。四年前跳廠樓。編號沒被注銷,但戶籍被清除了。現在連身份證都查不到。全家都以為他出走,其實他屍體埋在廠區圍牆後。”
我握緊拳頭:“我見過一個人,被編號抹名後,活活關進焊死的冷庫。第二天,係統告訴我他‘主動辭職’。”
“你該進核心了。”他說。
林澈帶我去了一處廢棄地鐵出口,牆上貼著千餘張黑白照片。
“我們不是為了複仇。”他說,“我們是怕他們死得太乾淨。”
我找到自己的那張背影照,寫著編號:“qs001已注銷)”。
“我叫淨空。”我第一次說出自己名字,“但他們怕我有名字。”
林澈笑了笑:“所以我們就替他們留名。”
我站在那堵牆前,淚濕眼角。
當晚,我在灰宿舍房間牆角貼下第一張新照片,是劉乾。
照片下,我寫下四個字:
“他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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