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通常被稱為“八年抗戰”，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中日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早在1931年9月18日就已經爆發了。
因此，現在有一種新的說法，將這場戰爭稱為“十四年抗戰”。
儘管中日雙方在戰爭初期就處於敵對狀態，但令人驚訝的是，直到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戰。
那麼，為什麼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中國已經進入全麵抗戰狀態，卻還要等到1941年才對日宣戰呢？
首先，這是中國基於戰爭需求的戰略考量。
戰爭需要大量的軍備資源，而當時的舊中國積貧積弱，自身並不具備生產製造這些資源的能力，因此需要大量進口武器裝備。
然而，如果中國向日宣戰，就會麵臨戰略物資禁運的局麵。
這意味著中國將無法從國外獲得所需的武器、彈藥、燃料等重要物資，這對於正在進行艱苦抗戰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當然，日本同樣也麵臨著這個問題。經過深思熟慮和全麵的研究判斷後，日方最終決定不向中國宣戰。
這樣一來，雙方在這個問題上似乎達成了一種微妙的“默契”。然而，與中國相比，日本所麵臨的困難要小得多。
其次，國民政府對於前景的不明朗感到憂慮，這也是導致其未對日宣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的中國，國力、軍力、裝備以及訓練等方麵都相對薄弱。
用蔣介石的話來說，中國就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而與之對抗的則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爾虞我詐、毫無公理可言是常見的現象。
更多的時候，政治交易都是在幕後進行的。對於作為弱國的中國來說，在這樣的幕後交易中，它更容易成為犧牲品。
因此，國民政府選擇不向日方宣戰，希望能夠保留一定的餘地，以便應對可能出現的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
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之前，國際局勢異常複雜，各方勢力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充滿了各種明爭暗鬥和利益糾葛。
其中，中日兩國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國家，也在私下進行了一係列的接觸和博弈。
這些接觸並非公開透明，而是在暗地裡進行，各方都在暗中觀察、試探對方的底線和意圖。
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使得局勢變得混沌不明，讓人難以看清各方的真實立場和目的。
然而，這種混沌的局勢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一事件成為了二戰全麵爆發的導火索，也讓中日雙方的立場和態度變得涇渭分明。
此外，當時中國當政者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麵貌也是導致中國在戰爭中處於劣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蔣介石曾指出中國的國力、軍力、裝備和訓練等方麵都較為薄弱，但他可能沒有充分認識到，或者不願意承認的是，中國在精神、意誌、心理和鬥誌等方麵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這些問題在行動上表現為對戰爭的畏懼、閉關鎖國的政策以及貪圖安樂的心態。
在麵對好戰、好冒險的侵略者時，這種心態使得中國在戰爭中處於被動地位，失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中國不願意宣戰，也可以被理解為不敢宣戰。
這種心理上的恐懼和猶豫，使得中國在戰爭初期失去了一些戰略上的主動權，給後來的抗戰帶來了更大的困難。
國民政府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可謂是十分微妙，雙方雖然沒有正式宣戰，但實際上卻處於一種“不宣而戰”的尷尬境地。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著，仿佛雙方都心照不宣地維持著某種平衡。
然而，這種平衡終於在1941年12月8日被打破。這一天，美國和英國正式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激動地說道：“日本的命運決定了，德國的命運也決定了！”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同樣感到興奮。就在第二天，即12月9日，中國也毫不猶豫地同時向德、日、意三個軸心國宣戰。
從這一刻起，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戰略上發生了重大轉變。
除了在緬甸戰場上，為了保障中國的對外交通線而繼續保持著戰鬥精力外，在其他戰場上，國民政府的軍隊開始逐漸減少主動出擊，轉而采取坐等日本戰敗的策略。
而在這場戰爭中，真正承擔起對日作戰主要責任的，變成了八路軍和新四軍。
他們在敵後戰場上與日軍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貢獻。
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天，幾乎與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同一時間，香港也遭到了日軍的空襲和地麵襲擊。
這座繁華的城市瞬間陷入了戰火之中，無辜的百姓們遭受了巨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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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候，香港還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成為了英國的占領區。
然而，這片土地並沒有逃脫戰爭的陰影。
英軍與日軍在這裡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鬥，持續了整整18天。
戰鬥的日子漫長而殘酷，雙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最終，在12月25日這一天，港督楊慕崎和英軍的司令莫德庇率領著他們的部下，無奈地簽署了投降書。
近萬名英勇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成為了日軍的俘虜。
與此同時，在遙遠的西安西郊機場，榮譽第3師卻在整個1941年都未曾與日軍正麵交鋒。
這支部隊的指揮官陳哲，一直堅守在機場，肩負著防空守備的重要任務。
儘管沒有親身參與激烈的戰鬥，但陳哲並沒有絲毫的鬆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