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長!”周韻連忙衝上前拉住他,聲音雖抖卻異常清晰,“我們是農業大學的學生,動手解決不了問題!”
劉同誌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後退半步,臉色漲得通紅,手指顫抖著指向那學長。
厲聲喊道:“好哇!你們些學生還想打人?
保衛科呢!把他給我捆起來!你們這是現行反戈命!”
“彆動他!”周韻猛地將學長拉到身後,提高了聲音,幾乎是喊破了嗓子,“要捆就捆我!實驗田是我負責的,減產的責任我一個人擔!
你們今天挖的不是土,是老百姓的口糧啊!”
話音落下,場間陷入了短暫的死寂。
隻有秋風卷著枯黃的玉米葉,發出嘩啦啦的聲響,遠遠傳開。
不遠處的校園廣播裡,《社會主義好》的激昂旋律正一遍遍回蕩,與這片田埂上的沉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夏天在人群後輕輕歎了口氣,轉身默默離開。
現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如此,眼前這場爭執,不過是這個年代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個人的掙紮與堅守,在現在的社會麵前,往往顯得如此珍貴,難得。
大一學年剛結束,夏天便被導師納入了課題組,分到了一小塊屬於小組的實驗田。
彼時,學校裡的課題幾乎都圍繞著“增產增效”展開,她所在的小組主攻方向便是如何提高大豆畝產。
這一年,部分地區已顯露出自然災害的端倪,夏天心裡清楚,接下來還有兩年多的苦日子要熬。
她借著課題研究需要儲備育種材料的由頭,悄悄從空間裡取出這個年代的麥子、大豆、稻穀等糧食,一點點“囤”在實驗室的儲藏櫃裡,對外隻說是從各地搜集來的良種樣本。
那年頭,氣候反常,水肥匱乏,幾乎所有實驗田的作物都長得蔫蔫巴巴,夏天的田壟也不例外。
她卻借著這份“不景氣”,開始頻繁往紅星農場寄信,收件人寫的是農場負責人,內容卻滿是向“有經驗的老農”請教農技的懇切言辭。
每次有學校領導找她談話,夏天總會說:“他們思想上或許有爭議,但不代表技術不過硬。”
偶爾有工作組上級領導察覺她與農場“右派”有牽連,提出批評時。
夏天總能振振有詞地辯解:“他們既然犯了政治錯誤,更該用實際行動補償——無償把農技知識傳下來,可比單純下地乾活有價值多了,這才是真正的贖罪嘛。”
在她這番半真半假的“洗腦”下,再加上信裡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知識的迫切渴望。
農場負責人有時會網開一麵,將信悄悄轉交到被下放到農場的外婆手裡。
每當收到外婆用粗糙信紙寫來的回信,字裡行間滿是對作物生長的細致指導。
夏天便會以“感謝指導、分享實驗成果”的名義,往農場送些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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