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到。
那童貫跪在宮門凶位，與那宋正平惡討一個公道來。
但這公道卻是一個不好討，並不是因為這公道難討。
自古以來，這最難說的就是這公道二字。能說清楚就不錯了，更不要說去討來。
為什麼說難？
首先，你的能說清楚什麼是公道？
倒是一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公道的糊塗官司。
若說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每個人心中所謂的公道又是什麼呢？
估計一千個人心裡有一千個公道。
無他，利益使然。
一件事情一旦與利益糾纏，那就和公道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那麼公道是屬於道德範疇之內的事嗎？
這個麽。也沒辦法說。因為道德這玩意沒有什麼標準的規則，一切在乎於人對這件事物的判斷。
所以，道德、公理，在人文科學領域是屬於精神的構成部分。
窮困潦倒的人覺得富有者不道德，覺得均貧富才是公理，才是公道。
那麼反過來再看，把地主富戶都殺了，田地財富都給分了，勞苦大眾就都能富有了嗎？
顯然，這是一個可笑的，而且是很可悲的答案。
因為沒有了利益的驅使，大家同工同酬，自是出工不出力的多些。人性尚私麽，都想多吃多占，得不到就擺爛。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少乾活多拿錢，不乾活也拿錢”。
不過，長此以往社會發展會停滯不前，從而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崩潰。
所以，才會有另外一個偉人，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但是，用追逐利益就是完全正確的嗎？也不能說全對，任何事無論好壞，都不能說絕對和完全。隻有一個度的問題。
過分追逐利益，是能讓自己富有。但，絕對會讓人隻屈從於利益，而不斷降低自己的底限，一直到沒有任何的底限。
這點很明顯，現在的道德危機、信任危機、欲望放大皆源於此。
如果所有的成功都是以金錢為唯一衡量標準的話，那將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體係的崩潰，那會在談什麼公道，絕對是一個很扯淡的事？
就這朝中非份之達的呂維而言。初始之心也不能說出一個壞字。畢竟“清君側，正君威，而達君正國強”總好過朝堂爭權奪利，群臣膠著一團，什麼事都乾不了。
倒是路途走的遠了，便忘記了自己為什麼要出發罷了。
人，是很容易迷失的，也是最容易被自己的欲望左右的。
比如這官家，因為懼怕再有那“燭影斧聲”之事，而傾權與呂維一樣。
隻不過是使出一招“借鐘打鬼”，借助呂維去瓦解宗族集團和黨爭的威脅，鞏固皇權。
所謂的公道，卻隻是一個他們相互保命的籌碼。
息事寧人吧！在個人安危麵前，公道也隻能遵從於自己所在處境的判斷而已。
宋正平一家冤不冤？皇帝自然是最清楚的。
然，清楚歸清楚，但是也得裝糊塗。隻能硬撐了說一句“不可變”。
正如那康王麵南之後，便下了嚴旨：“蔡京、嶽飛，不可赦”一樣。
有人說，嶽飛不是昭雪了麼？
我也曾翻遍了宋人文錄、野史。南宋共存在百五有二，經九帝。倒是無一人為嶽飛昭雪。
有人說了，嶽飛已經平反了的。要不然秦檜、萬俟卨等人怎麼會被鑄鐵像跪於武穆墳前？
好吧，姑且不說這武穆、鄂王的封號。
就這嶽武穆碑前跪著的那幾位來說。
秦檜等人在嶽飛墓前跪像，最早出現於明正德八年。是當時的杭州府都指揮使李隆用青銅鑄造。
彼時此事在明而不在宋，中間還夾了一個大元。也就說明，起碼不是南宋皇帝讓他們這樣乾的，宋朝的皇帝也管不了明朝的官。
而且，造那跪像上亦無“敕造”二字，說明也不是當時明世宗朱厚照下令造的。
再看《宋史》。可查，上麵寫的明明白白，嶽飛罪有三：“臨軍征討，逾期三日，指斥乘輿，清理相切”。
而真正釘死嶽飛的是，嶽家軍十二營主將中，有九名主將揭發舉報嶽飛“致張憲意待謀反”。
然，《宋史》有載者，隻有“赦其罪”而無“平反昭雪”字跡在內。
如果，真的是昭雪，你總得下旨。令禦史台連同大理寺，重申案件，做出個甄彆、複查吧？完事了，總的拉出個替罪羊來吧？
首當其衝的，最應該查辦的，就是那始作俑者秦檜。這貨絕對是個難辭其咎。
不過，這廝卻能一直維持申王爵位和“忠獻”的諡號。既然是昭雪，那是要找出元凶，或者是始作俑者，拉出來正法的。
高宗隻是下詔“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意思就是，嶽飛的家眷，“自便”。不再“拘管”，跟現在的刑滿釋放差不多。
宋孝宗下詔：“追複嶽飛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然，在朝廷文告中，嶽飛之死，依舊是個“坐事以歿”，隻字不敢提“冤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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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禧二年，宋寧宗“追奪秦檜王爵，命禮官改諡”,同意韓侂胄將秦檜諡號“忠獻”改諡“謬醜”。不過數年，便有“複秦檜王爵、贈諡”。
直到寶慶元年，朝廷就嶽飛案件頒布《賜諡告詞》。告詞中，才敢出現嶽飛“冤情”二字，並“追封鄂王，特與賜諡忠武”。
這就是嶽飛、秦檜，這對冤家最後的結局。
禦史台、大理寺，到最後也沒有任何案件的甄彆與複查。
也就是基本沒有給一個明確說法。
頂天了，就算是個施仁政而已，或是政治鬥爭的一個附屬產品，跟平反沒什麼關係，更不要說昭雪什麼的了。
真若得平反，那嶽飛的兒子嶽霖也不會在紹熙三年十月，病危臨死之時抓著嶽珂的手叮囑：“先公之忠未，冤未白……”之語。
倒是元朝編撰《宋史》完全采信了嶽柯的說法。將秦檜等人害死嶽飛終成鐵案。
但是，誰都知道嶽飛冤，而南宋用了一百五十年也沒說個清楚。倒是元人編撰的《宋史》敢說。若嶽霖泉下有知，也不知道是該瞑目。還是該歎息。
而且，在當時隻是嶽家後人喊冤，朝廷之內也是誰也不敢接他那茬。
話又說回來了，自古以來，讓皇帝沒事乾抽自己臉玩的能有幾個？
但是，如果將嶽飛之死所有的罪責都怪罪於一人或是某一方麵，顯然有失公允也過於偏頗。
畢竟早在仁宗朝嘉佑元年的“狄青案”就有例在先。
而且理由比那“莫須有”更扯。
就是因為發大水，狄青搬到相國寺暫住，結果就有了“水者，陰也，兵者，陰也，武將者，亦陰也”。荒唐麽？不荒唐，僅一句“無他，朝廷疑爾”。
注意，這裡且還不是“帝疑爾”，隻是“朝廷所疑”便定下了一個生死無問。
曆史，是有其固有的複雜的，任何事情的真相都不可尋。
因為“真相”和“事實”且是一個風馬牛不相及兩件事物。就像喝水和杯子的關係一樣，你能拿杯子喝水，但是，把杯子當水喝，行為上就有點可笑了。
話不多說，這個屬於文史學術界的問題。還是讓專家們去探討吧。
書回正傳。
就如現在的宋正平，官家準其“屍骨還鄉，原官品級下葬”已然是一個有著莫大仁慈的大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