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偵的工作，往往到判決時就已畫上句號。但程望習慣不畫“句號”。他知道，在案件被記錄進檔案櫃之後，還有很多“未能發聲的人”，仍在角落裡喘息。
陳蕊的名字，在媒體輿論中逐漸擴散——但遠非全部真相被社會知曉。於是，他開始追問另外一個方向：
案件中的“觀眾”，是否在後來選擇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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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媒體報道後第二周，江州警局收到一封寄自本市南區的匿名信，落款是一個署名——
“s·y教研組，一位目睹一切的沉默者。”
信中寫道：
“我在她陳蕊）失蹤前幾天，與她有過一次交談。她沒說具體是誰，隻說‘有人在刻意塑造暴力’，她想舉報，但不知道向誰開口。”
“我沒有勸她，也沒有鼓勵她。我隻是聽著。她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說彆人的故事。”
“現在我知道，那故事是她自己的。”
程望將信遞給雷涵：“她不是唯一一個目睹者。”
雷涵翻閱信紙，眉心輕蹙：“還有彆人在現場，但選擇了不介入。”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回聲。現在的問題是——誰願意讓這些回聲變成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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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州市教育紀檢辦內部調查報告中，警方調取了部分早期投訴材料，發現：
?陳蕊本人曾通過內部信訪途徑舉報過“宋維對其工作環境造成乾擾”，但信訪記錄被注明為“無具體佐證”；
?後期，其“個人心理評估”為“有應激傾向”，被建議休假，未受理後續書麵投訴；
?教研組例會中，數次記錄提及“工作氛圍緊張”“溝通障礙明顯”，但無個彆處理記錄。
程望眉頭緊鎖：“一個健康的個體，在進入這個係統之後，所有求救都被歸類為‘情緒問題’。”
雷涵低聲：“她被係統定性了。”
“比被殺更早的，是她的話被當成了噪音。”
這讓案件的意義不再止步於個體犯罪，而是暴露出一個組織失聲、道德癱瘓的生態。
程望沉聲說：“我們需要發出警告，不隻是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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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第41天，許源通過律師正式提交上訴，但其中並不包含任何對判決的實質性抗辯，而是在附帶材料中留下了一段個人陳述：
“我知道法律已經判定我的罪。我不為此申訴。
“我隻是想說一句——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人。
“她的強大，來自她對世界規則的信仰。可惜，我親手摧毀了這個信仰。”
程望在辦公室裡讀完這段陳述，久久未動。
“他後悔了？”雷涵問。
“不。”程望搖頭，“他隻是意識到，那不是一場普通的獵殺。”
“而是他毀了一個比他乾淨得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