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這一個月的刑案密度，比去年同期多了將近三成。”林卿站在刑警隊會議室的白板前，目光掃過滿滿一牆的案情資料。
“家庭內部矛盾、情感引發的衝突案顯著上升。你看這幾起——妻子殺夫、情人投毒、未婚同居關係引發重傷……”她話音頓了頓，瞥向角落沉默的程望，“宛青的案子，不是個例，它隻是早到了。”
“是不是有共性？”副隊長段維抬眼，聲音帶著壓抑的疲憊。
林卿點頭：“都是情感關係不對等、個體心理承載極限被突破，在極端情緒下做出的‘臨界性決策’。”
“情緒爆裂點越來越低，是因為現代人太焦慮。”法醫鄭漓接話，“但焦慮不是借口。多數施害者其實是有能力選擇不做的，隻是他們知道，那個瞬間失控，‘成本’往往由彆人承擔。”
“被推下去的那個人，沒人問她之前經曆了什麼。”段維低聲。
程望緩緩合上資料本：“有時候，殺人的動機不是仇，不是利，而是長時間的‘輕視’和‘消耗’。”
他說話一如既往簡短，卻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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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結之後，江州市公安局啟動了對“非正常死亡”數據複核的專項行動。
這項工作起初並未引起廣泛關注，直到某份內部統計資料在媒體上被匿名披露，公眾才第一次意識到：
過去三年中，江州市範圍內有19起女性自殺案件，最終都未立刑案——但這些自殺者中，有8人存在穩定但“模糊不明”的親密關係，且生前有情緒崩潰、反複求助、曾寫下絕望言辭等行為。
“我們或許遺漏了某些可以被預防的悲劇。”林卿站在資料堆前，自言自語。
程望沒有說話。他正調閱其中一起案子的初查筆錄。
——案發於去年冬天，一名二十八歲的自由職業者在出租屋中自縊身亡，遺書中寫道：“我已經努力了，是不是該我下場了？”
那時，警方查明其未遭暴力，無他人入室痕跡，排除他殺，結案為自殺。
但如今重新審視，程望注意到兩處細節：
一、死者手機中與某男性通話記錄密集集中於事發前一周，之後驟然中斷。
二、屍檢報告中顯示，死者左側肩膀有舊淤痕，未被當時作為關鍵證據處理。
“再訪她的朋友。”程望交代道，“我要知道，那一周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並不想輕率地將每起女性死亡與“情感因素”掛鉤，但這起案件中，某種“缺失的證據感”始終讓他無法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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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日後，林卿帶著回訪材料返回。
“死者朋友說，那段時間她情緒波動很大，曾多次提到‘他說要帶我去見父母’，但又反複失約。最後一次聯係，她隻說了一句‘我被騙了’。”
程望靠在椅子背上，雙指緩緩敲擊桌麵。
“她以為自己有了身份、有了承諾，結果連個名字都沒留下。”林卿把照片攤在桌上，“手機裡那個‘阿岩’，我們查到了，是個有家室的地產中介，已經調走，現居雲南。”
程望點了點頭，眼神微沉。
“我們要給她一個結論。”他說。
“即使不能立案，也不能讓她死得像從沒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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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李宛青案在網絡上的持續熱度，促使江州警局刑偵部門設立了一個專題小組，名為“親密關係暴力研究行動組”。
行動組第一階段任務：梳理過往五年內所有因“感情問題”而自殺、自殘、衝突致死的非刑案線索。
這是程望主動提出的。
他知道，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事。大多數案件早已“結案”，重新審查既增加警力負擔，又可能陷入無法定性和責任溯源的爭議。
但他執意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