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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紀案的輿論發酵在社會層麵持續升溫。
最初是“患者傷人”的擔憂，然後是“製度失能”的控訴。
“我們害怕張紀，但更怕下一個張紀。”
“一個明明早就該被收治的病人，為何能在城市裡自由走動？”
“警察為啥不防？醫生為啥不上報？社區在乾嘛？”
市衛健委、公安局、街道辦相繼開設輿情回應專欄，程望也曾被臨時調去“公眾答疑小組”協助。但他拒絕出鏡，理由是：“我不是發言人，我是警察。”
他隻接受了一場封閉問答，是麵對江州市教育係統心理衛生教師的培訓班。最後，有年輕教師問：
“如果當年張紀的學校老師多陪他談一次話，會不會不一樣？”
程望沉默了半分鐘，答道：
“你不能指望一句話就能改變一個人。但你可以阻止他在最初的時候變成‘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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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程望一人走進檔案館，把“張紀”相關案件的案卷封存。他在封麵貼上最終歸類：“個人極端暴力事件——非精神失控型。”
歸檔後，他長時間坐在資料室中央的那張椅子上。
從警十二年，他處理過奸殺、虐童、連環肢解案，但張紀案卻讓他第一次出現夢魘：夢見一群人圍著燃燒的房子站著，沒有一個人伸手滅火。
“是係統的問題，”心理輔導師在評估記錄上寫道，“程警官對‘人性責任與製度邊界’產生了嚴重思考障礙，但目前未顯現焦慮或攻擊傾向。”
他看了眼這行字，低笑了一聲：“係統問題，不是我能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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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還是做了一件事。
他聯係了社區衛生中心，協助市局編製一份《特殊心理高危行為乾預初篩問卷》，試圖讓“孤獨、情緒異化、社會斷鏈”成為篩查指標。
他知道這會增加醫生負擔，也知道它不會阻止所有悲劇。
但這不是為了張紀，而是為了那個坐在超市門口吃藥的陌生人——讓他不會成為下一個“城市裡的幽靈”。
這起案子，終於寫進了年度案例紀要，標題是：
《江州張紀案：城市精神病人公共風險責任鏈模型初探》
下麵有一行備注：程望警官評審，刑偵技術支持。
他在末尾頁簽上自己的名字，筆跡遒勁：
程望2025.5.
然後，抬頭望了一眼窗外。
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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