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真到了動真格的，那些領導的兒子呢？我可沒見著哪個穿著軍裝站在這兒吃風沙！不是托關係去了後方倉庫管物資，風吹不著雨淋不著，就是在縣城裡守著電話機當通信兵，喝著熱水聽著響，輪得到他們來這兒吃槍子兒？偏偏就盯著我們這些刨土坷垃的、修鞋掌的往火線上推，這叫什麼狗屁義務？”
張涵低著頭，手指依舊在有條不紊地壓著子彈，直到蘇東的聲音漸漸低下去，隻剩下粗重的喘氣聲，他才緩緩抬起頭，把剛壓滿的彈匣往旁邊一放：“蘇少尉，你當那些人的兒子真能躲一輩子？這仗要是輸了，彆說縣城裡的電話機，就是鑽到地縫裡，該來的也躲不掉。咱們現在握著槍，至少能自己說了算，子彈壓得實，腰杆就能挺得直。至於彆的……先顧著今晚能活著看到太陽升起來，再說吧。”
“說的也對！”蘇東輕輕應了一句，聲音裡帶著點沒散儘的悶，誰都明白張涵那話裡有幾分是寬心的場麵話，他抬手抹了把臉，站起身：“我去哨站逛逛，離天黑還有幾個小時呢，瞅瞅那邊的崗哨換了沒。”
“好，披上大衣，彆凍著了。”張涵趕忙起身，從用鬆樹枝削成的簡易掛衣架上取下那件沾著泥點的軍大衣，抖了抖上麵的浮塵，往蘇東肩膀上一披，又順手幫他拽了拽領口。
看著蘇東的身影走出房門，門簾晃了兩下落下，他才慢慢坐回原地。
不是沒考慮過後方會出亂子，可沒料到會惡化成這副模樣。
當初自己被強征的時候，好歹還有文件有流程，麵上總還過得去，多少要顧點臉麵。
可照眼下這情形看，後方怕是連臉麵都顧不上了，離前線近的城市，都開始這麼沒章法地強征了嗎？
這麼乾，人心惶惶的，造成的影響就沒人考慮？
當兵啥時候也成了玩命的活計？
和平年月裡，誰不是擠破頭想穿這身軍裝？
圖啥？不就是那點按月發的補助，家裡能掛上“光榮軍屬”的牌子，孩子上學能沾點光，退役了找工作能多個籌碼？
張涵搖了搖頭，手指在桌麵上敲了敲，把這些翻湧的念頭一股腦摒開，想這麼多有啥用？不如睡一覺。
胳膊往滿是劃痕的木桌上一擱，側臉就勢貼了上去。
粗糙的木紋硌著臉頰，倒也抵得住幾分寒意。
他沒脫那身沾著泥土和血漬的軍裝，就這麼趴在桌上，頭頂抵著桌沿，呼吸漸漸勻了下來，沒過一會兒，就有細微的鼾聲從臂彎裡漏出來。
其實高層也未必想走強征這條路。
但是南部淪陷後，前線隨時可能全線垮塌的情況下，已經無路可走。
感染者的擴散速度遠超預期，常規部隊在短時間內折損慘重，兵力缺口大到隻能用“填”的方式來延緩防線收縮。
此時高層麵臨的選擇隻有兩個：要麼放任感染者突破防線淹沒更多城市，要麼打破常規征兵流程，用最快速度征集一切可動員的力量堵住缺口。
在“生存優先”的終極命題麵前，“強征”成了明知有後遺症卻不得不選的救命稻草。
程序正義在亡國危機前，成了奢侈品。
更彆說，嚴寒和拉鋸戰也在持續放血，武器、糧食、藥品的缺口比兵力更要命。
高層清楚，後方城市的人力是最後的本錢，尤其離前線近的地方，不提前征調，等感染者打過來，這些人要麼成犧牲品，要麼成需要額外保護的“包袱”，甚至變成進攻方。
強征本質上是一種“資源前置”：把潛在的受害者變成防禦者，用人力換時間，為後方核心區域的防禦部署爭取緩衝期。
尤其是若公開承認“常規兵力已無法支撐防線”，將會引發後方城市的集體逃亡和社會秩序崩潰，反而加速防線瓦解。
所以民兵征召條例，既是給基層執行部門的“尚方寶劍”，也是給民眾的一種“儀式性安撫”。
用看似“合法”的外殼掩蓋“無兵可用”的真相，試圖維持“國家仍在有序抵抗”的表象。
這種“半遮半掩”的強征，本質是用高壓手段避免恐慌擴散，哪怕代價是透支民眾對政權的信任。
說到底，強征是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在絕境中的應激反應：高層不是在“選擇最優解”，而是在“排除最劣解”。
他們知道這會激化矛盾，知道這是在透支未來，但在感染者步步緊逼的現實麵前，“活過今晚”比“明天如何解釋”更重要。
就像張涵和蘇東在前線的掙紮一樣，國家層麵的決策，也早已淪落到“先顧著能看到下一個太陽”的生存本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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