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前夜的風灌進養老院的走廊，晾著的棉鞋在風裡晃蕩，鞋跟的線頭像沒說完的謊話。
我在儲物櫃最深處翻出鐵皮箱，裡麵裝滿兒子們的舊信。
劉強大學時的信最多，開頭總說“媽彆省，多吃點好的”，信紙底下卻畫著皺巴巴的存錢罐——那是他第一次看見我吃涼饅頭時畫的，旁邊還寫著“等我賺錢給媽買肉”。
小偉當兵時的信少，字像豆腐塊，卻在每封信末尾畫個笑臉，說“等退伍就接爸媽住大房子”，後來用退伍費給張芳買了金鐲子，卻讓我們住在養老院的雙人間。
老王戴著老花鏡看信，手指劃過“江城大學”的郵戳：“那年你送他去火車站，回來路上把棉鞋走丟了，光腳在雪地裡走了二裡地。”
信紙發出沙沙的響，像當年磨豆子的石磨。
窗外的風把晾著的棉鞋吹到地上，鞋跟的補丁沾滿灰塵，那是用劉強的校服、小偉的秋褲和老王的白襯衫拚的，針腳越密，心越空。
李梅突然來了，沒帶水果籃，拎著個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媽，您看這是什麼？”
她抖出件薑黃色毛衣，袖口處我漏織的線頭早被剪掉了，“張芳說這是您去年給她織的，現在她把毛衣賣了，換了三百塊給小偉買煙。”
毛衣上還沾著樟腦味，讓我想起去年冬天，張芳來養老院，說“小偉失業了，需要點錢周轉”，卻轉身用我們給的五千塊買了新羽絨服。
李梅跟著蹲下來翻舊信，突然抽出張泛黃的紙：“喲，這不是劉強第一次工資條？”
1998年的工資條上，三百塊的數字被紅筆圈了又圈，“您瞧瞧，當年兒子多孝順，現在不過是想借點錢，怎麼就成仇人了？”
她的指甲劃過“孝順”兩個字，像在豆腐上劃刀，明明沒用力，卻讓人心生疼。
夜裡我對著台燈看那些舊信，劉強的字跡從稚嫩到工整，小偉的笑臉從歪扭到整齊，可現在他們的電話，一個說“梅梅跟人吵架了”，一個說“孩子學費不夠”，卻再也不提“接爸媽住大房子”。
老王在旁邊咳，說“把信收起來吧，彆凍著”，我摸著信紙泛黃的邊緣，突然想起1997年冬夜，兩個兒子擠在豆腐攤的塑料布下，搶著喝熱豆漿，那時的棉鞋雖然破，卻暖著兩個孩子的腳，而現在的棉鞋，補了又補，卻暖不了兒子們的心。
秋風從窗縫裡灌進來，吹得鐵皮箱的蓋子“哐當”響。
我小心翼翼地把工資條夾進泛黃的信箋裡，指尖撫過用紅筆重重圈住的那三百塊錢。
台燈昏黃的光暈下，那抹醒目的紅色泛著細碎的微光，恍惚間竟與記憶深處某個清晨重疊——那時我們推著木輪車走街串巷賣豆腐，晨光斜斜地灑在木桶裡，豆漿表麵凝結的豆皮微微顫動，薄如蟬翼，輕輕一揭，便裹住了整座城市未醒時的溫熱。
那時的日子雖清貧，卻總帶著股熱氣騰騰的盼頭。
我們會把賣豆腐的零錢仔細碼在鐵皮盒裡，每存夠一筆，就用藍布帕子包好藏在箱底。
可不知從何時起，生活的秋風越刮越急，吹散了豆腐攤前的吆喝聲，也吹散了一家人圍坐吃熱豆腐的歡聲笑語。
如今，隻剩舊信裡褪色的字跡，固執地守著那些回不去的時光。
窗外，枯葉打著旋兒飄落，月光爬上工資條上冰冷的數字。
三百塊，不過是都市裡最普通的一筆支出，卻承載著我對往昔最溫柔的眷戀。
那層裹著豆腐香的暖，終究敵不過歲月的風，可每當我翻開這封信，記憶裡的晨光便會重新漫上來，讓我在寒夜裡，依然能觸摸到那份最初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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