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北京南城，大雜院那棵老槐樹是我記事裡最早的坐標。
樹乾粗得要三個孩子手拉手才能圍住，春天一到，碎雪似的槐花瓣就撲簌簌往下掉，落滿青石板路，踩上去軟乎乎的，像撒了層糖霜。
我打小兒在胡同裡竄成個泥猴，褲襠磨得透亮，鞋底子早被牆根的土坷垃啃得缺了口，可我跑得比野貓還快，街坊四鄰都喊我“胡同竄天猴”。
爹在琉璃廠的印刷廠排字，整天跟鉛字打交道，指甲縫裡永遠嵌著黑油墨。
他回家時，常把鉛字模子偷偷塞進我兜裡，涼冰冰的，刻著“天”“地”“人”這些字。
我總拿它們當玩具，在泥地上印著玩，媽見了就笑：“你爹把墨水灌進你骨頭縫裡了。”
媽則在屋裡支著縫紉機，給街坊鄰居縫補漿洗，“嗒嗒嗒”的機器聲從早響到晚，像隻不知疲倦的老鐘。
家裡三間破土房，房頂的瓦鬆到了夏天能長半人高，風一吹，綠瑩瑩的葉子就晃啊晃，像是給屋子戴了頂毛茸茸的帽子。
槐花最盛的時候，媽會搬個小板凳坐在樹下，用竹篩子接住飄落的花瓣。
她指尖捏著花瓣，輕輕抖掉花萼，再拌上半勺玉米麵，撒點白糖蒸窩頭。
蒸籠掀開的瞬間，甜香能飄滿整條胡同，我跟院裡的小子們早就扒著門框咽口水了。
張嬸端著簸箕出來倒煤灰，見我猴在樹杈上掏鳥窩，必叉著腰念叨：“陳默你個猴崽子！再爬樹摔斷腿，看你媽不拿笤帚疙瘩抽你皮！”
她話音沒落，我早“蹭”地滑到樹下，褲腿上沾著槐樹皮的碎屑，衝她做個鬼臉，又竄進隔壁院子追貓去了。
那時候的胡同像口活鍋，永遠冒著熱氣。
清晨有賣豆腐腦的梆子聲，“篤篤篤”敲得人心裡發癢，賣主總在木桶上蓋塊藍布，掀開時白花花的豆腐腦顫巍巍的，澆上醬油、蒜泥和辣椒油，香得人打激靈。
傍晚時分，各家廚房飄出油煙味，王大爺家的炸醬麵、李嬸家的蔥花餅，混著知了的嘶鳴，在暮色裡織成張網。
我爹愛喝兩口二鍋頭，晚飯時總把酒瓶擺在炕桌上，用筷子頭蘸了喂我，那辣勁兒能從嗓子眼燒到胃裡，我直吐舌頭，他就哈哈大笑，眼角的皺紋堆成核桃，說：“小子，這才是爺們兒喝的酒！”
1966年夏天，紅漆大門上開始貼滿白紙黑字的標語，風吹得紙角嘩啦響。
爹的墨盒被收走時，我看見造反派踹翻了他的字架，鉛字滾了一地，“天”“地”“人”混著土灰被踩進泥裡。
他後來蹲在牆根抽旱煙，煙袋鍋子“吧嗒吧嗒”敲著鞋底，後頸有道青紫的印子——那是在印刷廠被批鬥時，紅衛兵用皮帶抽的。
煙鍋裡的火星明一下暗一下，像他眼裡滅了又燃的光，可我知道，有什麼東西已經跟著那些鉛字碎在泥裡了。
媽把縫紉機藏進柴火堆，夜裡等我睡熟了，才點起煤油燈偷偷做活。
燈光透過窗紙，在院子裡映出個晃動的影子，我半夜醒來，常看見她弓著背的輪廓，針線在布上穿梭的聲音，比屋外的蟬鳴還輕。
我十六歲那年，開始跟著爹學排字。
鉛字在手裡冰涼，油墨蹭得滿手都是，連指甲縫裡都是黑的。
可沒學多久，街上就響起了鑼鼓聲，紅衛兵戴著紅袖章遊行，口號喊得震天響。
我擠在人群外，看著他們舉著紅旗跑過，紅旗上的五角星在太陽下晃眼。
有個戴眼鏡的知青喊著口號，唾沫星子濺到我臉上，我心裡頭有點慌，像揣了隻亂撞的麻雀，趕緊縮到牆根下，摸著兜裡爹給的鉛字模子，那冰涼的觸感讓我稍微定了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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