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和林晚都成了老頭子老太婆，頭發白了，背也駝了。
陽陽在協和醫院當大夫，月月在胡同小學教書，孩子們出息了，搬出了大雜院，在外麵買了樓房，可我和林晚還是喜歡住在老房子裡。
這裡的青石板路磨得發亮，門口的老槐樹還在，夏天一到就開滿槐花，跟我小時候一個樣。
傍晚時分，我常坐在院門口的石墩上，看孫子們追著花貓跑，花貓“噌”地竄上牆頭，孫子們仰著脖子喊“爺爺，幫我抓貓”。
林晚端來一碗溫熱的綠豆湯，鬢角的白發在夕陽下閃著光，像落了層碎金子。
她現在說話還是有點含糊，舌頭捋不直，但我能聽懂。
“喝口湯，降降溫。”她把碗遞給我，手背上布滿了皺紋，像老樹皮，指關節還有當年乾活落下的繭子。
我接過碗，喝了一口，甜甜的，涼絲絲的，綠豆沙沙的，咽下去渾身都舒坦。
1988年春天，陽陽跟著醫療隊去山東沂蒙山區義診，回來時帶了個讓我心裡發沉的消息。
他說在沂水縣王家窪村的破廟裡，遇見了一個蜷在草堆裡的瘸腿老頭。
廟門的“積善堂”木匾裂成三瓣，被風一吹就吱呀作響。
老頭窩在香案底下，身上蓋著塊看不出顏色的破棉絮，露在外麵的手腕上有道扭曲的紅疤——
陽陽說，那疤的形狀像極了煙袋鍋燙出來的月牙。
他的左腿歪得不成樣子，聽說是去年扒火車去天津找活兒時，被鐵軌夾斷了筋骨，“工頭扔了兩百塊錢就把我打發了，跟打發要飯的似的。”
老頭咧開缺了半顆牙的嘴笑，涎水混著廟簷漏下的雨水，滴在懷裡揣著的油紙包上。
陽陽遞給他一塊壓縮餅乾，老頭攥著餅乾直哆嗦：“城裡人現在都吃這玩意兒？俺們村去年分了地，可我這腿刨不動啊！前兒個去縣城磚廠問活兒，人家瞅見我瘸著腿，扭頭就跟工頭說‘這種廢人能乾啥’。”
他指著廟外光禿禿的山坡，“你看那片地，年輕人都跑廣州、深圳了，就剩些走不動的老梆子守著祖墳。俺娘要是還活著，準得罵我沒出息，連個媳婦都拴不住。”
老頭小心翼翼展開油紙包，裡麵是那張磨得發亮的結婚證，塑料封皮早被磨掉，露出內頁上“1976年，賣豬換的二百塊錢”的鉛筆字，如今被手指摩挲得隻剩幾道淺印。
“小夥子，”他忽然抓住陽陽的手，眼裡閃著渾濁的光，“你說北京現在是不是真有高樓？俺聽路過的貨郎說，那樓高得能摸著雲彩，人在裡頭不用爬樓梯，站著就能往上走？”
他腕上的傷疤在暮色裡泛著紫紅，像一條凍僵的蚯蚓。
陽陽從山東回來，坐在院子裡的老槐樹下跟我念叨，說在沂蒙山區遇見的那個瘸腿老頭，就住在當年林晚逃出來的王家窪村。
老頭守著三間牆皮剝落的土房，堂屋正中央供著“娘之靈位”，牌位前擺著個豁了口的粗瓷碗——那碗沿上的缺角，跟咱家灶台上放了十幾年的老碗一模一樣。
“爹，”陽陽聲音低下去，“那老頭腕上有道燙傷疤，深褐色的，他攥著我的手問北京是不是真有高樓，說這輩子最大的念想，是想看看城裡人說的‘電梯’是個啥模樣，是不是真能讓人站著就往天上走。”
我蹲在牆根抽煙，看著林晚往綠豆湯裡撒曬乾的桂花。
她的手忽然停了一下，鬢角的白發在夕陽裡亮得刺眼，像落了一層碎銀。
老槐樹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晃啊晃的，我忽然想起1977年雪夜裡王強舉著結婚證時通紅的眼睛，和二十年後他在破廟裡問“電梯”時茫然的神情——原來這二十年，有人在胡同裡把苦日子熬成了甜，有人卻在山坳裡被時代的車輪碾得越來越遠。
忽然想起那年冬天的兩碗陽春麵，麵湯上飄著的油花，在雪夜裡亮堂堂的，竟照亮了往後幾十年的光陰。
那時候我怎麼也想不到，一個蹲在垃圾桶旁的姑娘，會陪我走過這麼多年，生兒育女，把這苦日子過成了甜的。
我聽完沒說話，隻是看著林晚往綠豆湯裡撒桂花。
她現在說話還是含糊，但我知道，有些傷疤會跟著人一輩子，有些苦湯咽下去，總能熬出點甜味。
後來我托去山東送貨的老鄉給那老頭捎了雙厚棉鞋，鞋窠裡塞了張字條，上麵隻寫了四個字：“路在腳下”。
半個月後老鄉回來說，老頭對著字條看了半晌，最後把鞋墊抽出來墊在“娘之靈位”底下，自己依舊趿拉著露腳趾的單鞋，蹲在村口曬穀場看拖拉機路過——那是村裡唯一能見到的“鐵疙瘩”，突突突的響聲能傳出去二裡地，每次路過，他都要眯著眼追著看，直到拖拉機消失在黃土坡後麵，才慢慢挪回破屋。
塵世間的緣分啊，有時候就像碗底的麵湯，看著清淡，卻暖透了心尖子。
那些苦的、甜的，都在歲月裡熬成了滋味，咽下去，就是一輩子。
風吹過胡同，卷起幾片落葉，打在槐樹乾上沙沙響。
林晚坐在我旁邊，輕輕靠在我肩上，我們誰也沒說話，就這麼坐著，看著夕陽一點點落下，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投在青石板路上，像兩幅模糊的畫。
我腿上的鐮刀疤在陰雨天還會發疼，林晚腕上的燙痕早已褪成淺粉色的印子。
而王強腕上的疤，或許還在山東的寒風裡隱隱作痛。
這塵世間的傷啊，有的被陽春麵的暖捂熱了，有的卻永遠凍在了時代的拐角處，成了沒人願意提起的注腳。本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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