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士族的腐朽最終讓選拔製度陷入僵化。東晉時，士族子弟憑借門第即可“坐至公卿”，無需考核實績，甚至出現“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的紈絝子弟身居要職的荒誕景象。這種製度性的不公，反而加速了底層民眾對公平選拔的期待，為隋唐科舉製的應運而生積蓄了曆史動能。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製度變遷，既是漢代察舉製的延續，也是士族政治的產物。儘管門閥壟斷導致考核失序，但其間出現的“九品中正製”“學館考試”等探索，以及對政績考核的持續重視，仍為中國古代官員選拔製度從“薦舉”向“考試”的轉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而在隋唐時代，官員選拔與考核製度迎來了曆史性突破，科舉製的誕生與完善，標誌著中國古代“考試取士”製度走向成熟，徹底打破了士族門閥對官場的壟斷，為底層士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
隋朝初年，為扭轉九品中正製的積弊，隋文帝楊堅廢除中正官品評製度，下詔“詔舉賢良”，令各州薦舉人才赴中央考試；隋煬帝進一步設進士科，以“試策”取士，標誌著科舉製的正式創立。這種製度將選拔權收歸中央，以考試成績而非門第定優劣，如同為天下學子打開了一扇公平之門——即使是寒門子弟，隻要精通經史、善作策論，便能通過考試躋身仕途。
唐代則將科舉製發揚光大，形成了“常科”與“製科”並行的體係。常科每年舉行，設有進士、明經、明法等科目，其中進士科以詩賦、策論為考試內容，難度最高卻最受重視，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製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特科，用於選拔“非常之才”，考試內容更貼合時政需求，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便以對策論政為主。考生通過州縣“解試”後，需赴京城參加尚書省主持的“省試”，考中者授予“及第”身份，再通過吏部“釋褐試”考察身、言、書、判）即可授官，形成“層層考試、擇優錄用”的完整鏈條。
除了入仕前的選拔，唐代對官員的政績考核也形成嚴密製度。中央設“考功司”，每年對各級官員進行“考課”，以“四善二十七最”為標準：“四善”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側重品德與操守；“二十七最”則針對不同職位設定具體標準，如“銓衡人物，擢儘才良，為選司之最”“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考核結果分為九等，上等者晉升，中等者留任，下等者降職或罷黜。名將郭子儀早年通過武舉入仕，因戰功與治政能力突出，多次考課獲“上考”，最終官至太尉，正是“考試取士+政績晉升”的典範。
唐代科舉製雖大幅提升了選拔公平性，但仍存在漏洞：權貴子弟可通過“薦舉”“納卷”等方式變相乾預考試，如晚唐牛李黨爭中，兩派便各自提拔門生故吏，導致科場舞弊屢禁不止。不過，這些問題並未掩蓋科舉製的進步意義——它讓“學而優則仕”從理念變為現實，無數寒門士子如韓愈、柳宗元，憑借科舉進入朝堂，推動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更塑造了“以文治國”的政治傳統。
隋唐時代的製度創新，將“考試”的核心地位從“薦舉輔助”提升為“選拔主流”，不僅奠定了此後千餘年中國官員選拔製度的基礎，更對東亞乃至世界產生深遠影響。日本、朝鮮等國曾效仿唐製設立科舉，而西方近代文官製度的形成，也借鑒了科舉製“公開考試、擇優錄用”的理念，使其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極具影響力的製度發明之一。
到了後來，在五代十國戰亂年代，官員選拔與考核製度隨政權更迭呈現出碎片化特征，科舉製雖未中斷，卻因戰亂頻仍、禮法崩壞而陷入鬆弛，實用主義的“軍功晉升”與“權宜授官”成為主流，製度的延續性與規範性大打折扣。
這一時期，各割據政權多以軍事立國，官員選拔首重軍功與忠誠度。後唐莊宗李存勖在位時，麾下將領僅憑戰功即可驟登高位，甚至出現“馬夫因護駕有功而授刺史”的現象，所謂“考核”淪為戰場勝負的直接映射。即便是沿用科舉的政權，考試也多流於形式——後晉、後漢的科舉取士規模銳減，且常因戰事停擺，考生需冒著兵戈之險趕赴考場，而錄取名單往往摻雜權貴私意，如後梁宰相敬翔便曾通過暗箱操作，將親信子弟塞入及第名單，科場公平性蕩然無存。
地方藩鎮的“自辟僚屬”之風則更盛。節度使擁兵自重，可自行任命幕府官員，選拔標準完全憑主官意誌：或重用同鄉故舊，或提拔善戰部將，甚至有藩鎮以“能飲酒、善博弈”作為取士依據，與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形成天壤之彆。這些幕府官員的晉升，也全憑藩鎮主官的信任度，政績考核淪為一紙空文，如吳越國節度使錢鏐曾將“納貢豐厚”作為幕僚晉升的唯一標準，導致地方官吏橫征暴斂，百姓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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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亂世中仍有政權試圖維係製度底線。南唐偏安江南，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其得以恢複科舉規模，後主李煜曾親自命題考試，以詩賦取士，選拔出徐鉉等一批文臣，其考試規程雖簡化，卻保留了“糊名”密封試卷姓名）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遏製了舞弊。而西蜀的孟昶政權則重視吏治考核，規定地方官每半年需向中央報送“治績簿”，記錄賦稅、刑獄等數據，考核優異者可獲嘉獎，這種對“實績”的有限回歸，成為亂世中製度延續的微弱星火。
五代十國的製度亂象，本質上是戰亂對官僚體係的衝擊——當生存成為政權第一要務，“實用”必然壓倒“規範”，“軍功”與“權術”自然取代“考試”與“考課”。但這種無序也孕育著新的變革契機：正是對藩鎮割據、任人唯親的反思，為北宋重建中央集權下的科舉與考核製度提供了曆史鏡鑒，使得“重文抑武”“完善科舉”成為宋初治國的核心策略，推動考試與晉升製度在亂世的廢墟上重新走向規範化。
緊接著，在遼宋夏金元時期，考試與官員晉升製度呈現出多民族碰撞融合的複雜麵貌。中原王朝的科舉製持續發展並走向鼎盛，而遼、夏、金、元等少數民族政權則在借鑒漢製的基礎上，融入本民族特色，形成了多元並存又相互影響的製度體係。
宋代是科舉製的黃金時代，在繼承唐代製度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係列革新，將“公平”原則推向極致。宋太祖趙匡胤為杜絕科場舞弊，首創“糊名”密封試卷姓名）與“謄錄”由專人抄寫試卷以防辨認筆跡）製度，使考官無法憑借姓名或字跡偏袒考生，這種“客觀化”改革讓寒門士子與權貴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線。考試層級也更為嚴密：考生需先通過州府“解試”，再赴京城參加禮部“省試”，最終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殿試合格者被分為“三甲”，授予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等身份，直接進入仕途。宋代科舉錄取規模遠超唐代，且進士授官起點高、晉升快，如呂蒙正早年家境貧寒，憑借科舉入仕，最終官至宰相，成為“寒門出貴子”的典範。
在官員考核方麵，宋代延續唐代“考課”製度並細化標準，以“四善三最”為核心：“四善”仍為德義、清慎、公平、恪勤；“三最”則簡化為“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養之最”，分彆對應政務處理、農桑勸勉、民生安撫等職責。中央設“審官院”“考課院”專門負責官員考核，地方官每三年接受一次“磨勘”政績複核），考核結果直接與升遷掛鉤。名臣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因斷案公正、吏治清明，考課連年為“上”，得以快速晉升，其考核檔案至今仍存於《宋史》中，成為宋代考核製度嚴格性的佐證。
與宋並立的遼、夏、金政權，則呈現“漢製與本族傳統並存”的特征。遼朝實行“南北麵官製”，對漢族官員采用科舉取士，考試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而契丹族官員則通過“世選”貴族世襲）與“軍功”晉升，形成“雙軌製”；西夏立國後仿宋製設科舉，既考經義，也考西夏文撰寫的“蕃學”典籍，選拔既懂漢文化又熟悉本族事務的人才；金朝則進一步漢化，將科舉分為“女真進士科”與“漢人進士科”，前者考女真文經史，後者考儒家經典，且首創“殿試黜落製”，即使省試合格者，也可能在殿試中被淘汰，強化了皇帝對選才的掌控。
元代統一後，初期曾一度廢止科舉，官員選拔多依賴“怯薛”宮廷侍衛）與“吏員出職”由基層吏員逐步晉升），導致吏治漸趨腐敗。直至元仁宗時才恢複科舉，考試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並用朱熹注本作為標準答案，強化了儒學的主導地位。元代科舉的獨特之處在於“分榜取士”：將考生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各設一榜，錄取名額相同，但考題難度與授官起點存在差異，體現了民族等級製度的烙印。不過，科舉的恢複仍為漢族士子提供了有限的上升通道，如宋濂、王褘等明初名臣，便是通過元代科舉或相關選拔機製進入仕途。
遼宋夏金元時期的製度演變，既是科舉製在中原地區成熟完善的過程，也是少數民族政權通過製度借鑒實現“漢化”與“本土化”平衡的探索。宋代的“公平取士”理念、遼金的“雙軌選拔”、元代的“分榜製度”，雖各有局限，卻共同推動了考試與晉升製度的多樣化發展，為明清時期製度的定型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是宋代確立的糊名、謄錄、殿試等製度，成為後世科舉遵循的基本範式，深刻影響了中國官僚體係的運行邏輯。
而在不久之後的明清兩代，科舉製度發展至巔峰並逐漸僵化，官員選拔與考核體係在繼承前代基礎上更趨嚴密，同時也因時代局限暴露出難以調和的矛盾，成為中國古代考試與晉升製度的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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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對科舉製進行了係統性規範，形成“童試—鄉試—會試—殿試”的四級考試體係，層級分明且標準嚴苛。童試是科舉的起點，考生需通過縣試、府試、院試三級考核，合格者成為“秀才”，獲得參加更高層級考試的資格；鄉試每三年在各省省城舉行，考中者為“舉人”，具備做官資格；會試於鄉試次年在京城舉行，錄取者稱“貢士”；最終由皇帝主持殿試，按成績分為三甲，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職，二甲、三甲則需通過朝考後再授官。明代科舉內容高度統一，以“四書五經”為核心，采用“八股文”格式，行文需遵循固定的破題、承題、起講等步驟，這種標準化雖便於考官評閱，卻嚴重束縛了士子的思想。
為確保公平，明代進一步完善防弊製度：除沿用糊名、謄錄外，還實行“分卷製”，按地區分配錄取名額，避免江浙等文化發達地區壟斷榜單；考官需接受嚴格的回避製度，不得擔任原籍或親屬應試的考場官員。海瑞便是通過這套體係入仕，他從秀才到舉人再到進士，雖仕途起步較晚，卻憑借剛正不阿的品性與政績，從地方知縣逐步晉升至南京右都禦史，成為明代“科舉取士+政績晉升”的典型。
清代基本承襲明製，科舉流程與考試內容大致相同，但在細節上有所調整。為籠絡士人，清代擴大了錄取規模，且允許旗人參加科舉初期單獨設榜，後與漢人同考）；同時強化了對科場舞弊的懲處，順治年間的“丁酉科場案”中，因江南鄉試舞弊，主考官被處死，涉案士子流放，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科場整肅事件。不過，清代科舉的僵化更為明顯，八股文的格式限製愈發嚴苛，考生隻需死記硬背範文即可應試，導致選拔出的官員多缺乏實際治理能力。
在官員考核方麵，明清均以“考滿”與“考察”為核心。“考滿”是對官員任職滿三年、六年、九年的階段性考核，依據政績分為“稱職”“平常”“不稱職”，決定其升、留、降；“考察”則是對全國官員的定期普查，明代每六年一次“京察”考核京官）與“大計”考核地方官），清代改為三年一次，重點查處“貪、酷、疲軟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類官員，稱為“八法”。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時，將考核與行政效率直接掛鉤，規定官員需定期彙報任務完成情況，未達標的立即降職，一度扭轉了明代中後期吏治鬆弛的局麵。
然而，明清科舉的局限性也日益凸顯。八股取士固化了知識結構，導致官員普遍缺乏經世致用的能力；“科舉必由學校”的規定，使教育淪為科舉的附庸；而“捐官”製度的盛行即通過捐錢獲得官職），更衝擊了科舉的公平性，形成“正途”科舉）與“異途”捐官）並存的亂象。到晚清，麵對內憂外患，科舉製已無法選拔出適應近代化需求的人才，1905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標誌著延續一千三百年的考試取士製度退出曆史舞台。
明清兩代的製度實踐，既是中國古代科舉製的集大成者，也暴露了傳統選才體係的致命缺陷。其嚴密的考試層級、防弊機製與考核標準，體現了對“公平”與“規範”的極致追求；而八股文的僵化、功能的異化，則揭示了製度在時代變革中的局限性。這種矛盾的背後，是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轉型期的必然衝突，而科舉製的廢除，也為中國官員選拔製度的現代化開辟了道路。
而在歐洲各國，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於考試與官員官職晉升領域的認知認識以及相關實踐活動，便已呈現出與東方文明截然不同的形態，其核心圍繞“城邦民主”與“共和治理”展開，更強調公民參與和能力適配。
古希臘的雅典城邦是民主製度的發源地，官員選拔以“抽簽”與“選舉”為主要方式，但“能力考核”仍是任職的隱性前提。雅典的重要官職如執政官、將軍等，雖通過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但候選人需在公開場合接受“資格審查”：包括是否為成年男性公民、是否履行兵役與納稅義務、是否具備基本的城邦治理知識。例如將軍一職，候選人需向公民闡述自己的軍事策略與作戰經驗，接受民眾的質詢與評判，這種“公開辯論與質詢”實質是對其能力的“口頭考試”，隻有獲得多數公民認可者才能當選。而對於司庫、市場監督官等技術性職位，則要求候選人具備算術、法律等專業知識，通過城邦長老的麵試考核後方能任職，確保其能勝任錢糧管理、契約裁決等事務。
古羅馬的官員選拔則經曆了從“王政”到“共和”再到“帝製”的演變，考核標準隨政體變化而調整。共和時期，官員多通過“庫裡亞大會”“百人團大會”選舉產生，候選人需具備貴族身份與軍事功勳，但同時也需向公民展示自己的品德與能力——例如競選執政官者，需在公共場合陳列自己的戰功勳章、講述治理理念，接受公民的評議，這種“政績展示與公眾評議”構成了早期的考核雛形。對於財務官、營造官等職位，羅馬還會通過“資格考試”篩選候選人，考察其對羅馬法、財政製度的熟悉程度，以及工程建造、公共事務管理的實踐能力，合格者方可進入候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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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希臘的“學園”與古羅馬的“文法學校”也承擔了部分“能力培養與篩選”功能。柏拉圖創辦的阿卡德米學園，通過辯論、數學推演、哲學探討等方式培養治國人才，學生需通過層層學術考核才能成為“哲人王”的候選者；羅馬的文法學校則教授修辭學、邏輯學與法律知識，掌握這些技能的人更容易在公民大會上發表演說、參與政治辯論，進而獲得官職晉升的機會，這種“知識儲備與表達能力”的比拚，可視為早期“文官考試”的雛形。
不過，古希臘羅馬的選拔製度也存在明顯局限：女性、奴隸與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無權參與官員選拔；共和後期的羅馬，貴族通過操控選舉、壟斷資源，逐漸削弱了考核的公平性，最終為帝製的到來埋下伏筆。但這些早期實踐中蘊含的“公眾參與”“能力適配”“專業考核”等理念，仍為後世歐洲文官製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資源，與東方的科舉製形成了人類早期選才製度的兩大範式。
緊接著，到了封建王朝中世紀時期，伴隨著早期大學的建立，歐洲的官員選拔與能力考核機製呈現出新的麵貌。這一時期，王權與教權的交織、封建領主製的盛行，使得官員體係呈現碎片化特征，而大學的興起則為知識傳承與人才篩選提供了新的載體，與東方科舉製形成了另一種路徑的探索。
中世紀的歐洲，世俗官員選拔長期被封建世襲與貴族特權主導。國王與領主的官吏多從親信、騎士或貴族子弟中任命，血緣與忠誠是首要標準，所謂“考核”更多是對領主的宣誓效忠與軍事服務能力的檢驗——例如騎士需通過馬術、劍術等武藝考核才能獲得采邑，進而成為領主的行政助手，這種“軍功與門第結合”的模式，與中國魏晉時期的門閥製度有幾分相似。教會則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官員體係，神父、主教等職位的晉升，需通過對基督教教義的背誦、宗教儀式的掌握程度等考核，由上級教會逐層任命，神學知識成為教會官員的核心“考試內容”。
而11世紀後興起的大學如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雖最初以神學、法學、醫學為主要教學內容，卻意外成為培養世俗與教會官員的“預備學校”。大學的教學以“辯論”與“考試”為核心：學生需通過對經典文本如《聖經》《查士丁尼法典》）的闡釋與辯論獲得學分，畢業前需通過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的“答辯考試”，合格者才能獲得“碩士”“博士”學位。這些學位不僅是知識水平的證明，更成為進入教會或王室任職的敲門磚——例如掌握羅馬法的畢業生常被國王聘為法律顧問，精通神學的學者則容易晉升為教會高級官員，巴黎大學的畢業生甚至直接參與了中世紀後期的議會與司法體係。
這一時期的“考試”雖未形成全國性的選拔製度，卻已具備明確的層級與標準。博洛尼亞大學的法學考試分為“初級考試”考察基礎法條記憶）與“高級考試”考察案例分析與辯論能力），通過高級考試者才能獲得在歐洲各國法庭任職的資格；牛津大學則要求文科學生必須通過邏輯、修辭、算術等“七藝”的考核，這種對基礎知識的係統要求，為官員處理行政事務提供了能力基礎。
不過，中世紀的官員選拔仍擺脫不了特權束縛。大學雖向平民開放，但高昂的學費使多數寒門子弟望而卻步，能通過大學考試進入仕途的仍以貴族子弟為主；教會與王室的重要職位，更是被少數家族壟斷，考試僅作為形式化的補充。但早期大學建立的“知識考核—學位認證—職業準入”鏈條，為後世歐洲文官製度提供了重要借鑒——當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打破神學壟斷後，這種以專業知識為核心的考核模式，逐漸演變為近代文官考試的基礎。
中世紀的製度探索，是歐洲從“世襲製”向“知識選拔製”過渡的關鍵階段。大學的興起不僅保存了古希臘羅馬的學術傳統，更創造了通過係統考試篩選人才的機製，這種將“知識能力”與“職位資格”掛鉤的思路，雖與東方科舉製路徑不同，卻共同指向了“選賢任能”的核心目標，為人類選才製度的多樣化發展留下了深刻印記。
與此同時，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區，對於考試與官員考核晉升領域，也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製度實踐，雖未如中西方那般形成係統的考試體係，卻在長期發展中沉澱出適應本土文明的選拔邏輯。
古印度的種姓製度深刻影響著官員體係的構建。在吠陀時代至孔雀王朝時期，社會被劃分為婆羅門祭司）、刹帝利武士與統治者）、吠舍平民）、首陀羅奴隸）四個種姓，官員選拔嚴格遵循種姓界限——刹帝利階層憑借出身壟斷軍政要職，其“考核”更多是對家族忠誠度與軍事技能的檢驗，如孔雀王朝的王子需通過騎射、政務管理的訓練才能繼承王位。而婆羅門作為精神領袖，掌握宗教與教育權力，其內部晉升則依據對吠陀經典的背誦能力、祭祀儀式的熟練度，這種基於宗教知識的“考核”，成為維係種姓特權的重要工具。不過，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曾出現過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要求官員定期彙報轄區內的農業生產、稅收征管情況，考核優異者可獲賞賜，但這種實踐並未突破種姓製度的根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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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在伊斯蘭文明興起後，形成了獨特的“馬利克”行政官員）選拔體係。倭馬亞王朝與阿拔斯王朝時期，官員多從哈裡發的親信、部落貴族或伊斯蘭學者中產生，對宗教信仰與文化素養的考察是核心——擔任法官卡迪）需精通《古蘭經》與伊斯蘭教法，通過資深法官的麵試考核，證明其能依據教法裁決糾紛；財政官員則需掌握算術與稅收製度，通過皇室財政部門的實操測試才能任職。巴格達的“智慧宮”不僅是學術研究中心，也承擔著培養官員的職能，學者們在這裡通過翻譯古希臘典籍、研習天文曆法，形成了以“知識素養”為標準的人才篩選機製，那些在哲學、科學領域有深厚造詣者，往往能得到哈裡發的重用，成為朝廷重臣。這種將宗教知識與實用技能結合的考核方式，推動了阿拉伯帝國行政體係的高效運轉。
美洲的瑪雅、阿茲特克與印加文明，在官員選拔中融入了濃厚的宗教與軍事色彩。瑪雅城邦的官員多由貴族子弟擔任，他們需在神廟中接受嚴格訓練，考核內容包括象形文字的讀寫、曆法計算、祭祀儀式的主持能力，通過這些與宗教密切相關的“考試”，才能獲得管理城邦事務的資格。阿茲特克帝國的軍事貴族製度尤為突出，戰士需通過俘獲敵人的數量證明勇武，戰功卓著者可晉升為軍事首領，進而參與國家治理，這種“以戰功定晉升”的機製，與古代中國的軍功爵製有相似之處。印加帝國則建立了嚴密的“信使製度”，官員從貴族中選拔，需通過對帝國法律、驛站管理、農業技術的考核，尤其是對“結繩記事”印加人的計數方式）的掌握程度，直接決定其能否勝任稅收征管與政務傳達職責。
非洲地區的古代王國，如埃及、馬裡、桑海等，官員選拔多與王權緊密結合。古埃及的法老作為“神之子”，其官員體係以王室親信與祭司為核心，維西爾宰相）等高級官員需通過法老的信任考驗與行政能力測試，如處理尼羅河泛濫後的土地丈量、稅收計算等事務，考核合格者才能執掌大權。西非的馬裡帝國則重視對地方酋長的政績考核，要求酋長定期向國王彙報部落治理、黃金開采與貿易情況，國王通過派遣使者巡查進行監督，考核結果直接影響其統治合法性。這些實踐雖未形成標準化考試，卻通過“實踐檢驗”與“忠誠度考察”，維係著王國的行政運轉。
這些地區的製度實踐，雖受限於地理環境、社會結構與文明發展階段，未形成類似科舉製的係統考試體係，卻共同探索了“能力適配”與“統治需求”的平衡——或依托宗教知識，或依賴軍事功勳，或重視實踐技能，為人類考試與官員晉升製度的多樣性提供了生動注腳。它們與中西方的製度相互映照，展現出不同文明在治理智慧上的獨特追求。
而在東亞與東歐地區，除了中國以外，日本與朝鮮半島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這一時期，同樣在對應領域，留下了獨特印記，它們或借鑒外來製度並本土化，或依托自身傳統形成特色體係，展現出文明交流與自主發展的雙重軌跡。
日本在大化改新7世紀）後，全麵學習中國隋唐製度，在官員選拔與考核領域引入“貢舉製”。朝廷仿照唐朝科舉，設立秀才、明經、進士等科目，考生需通過經義、詩賦、算術等考試，合格者授予官職。例如，明經科主要考察《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的背誦與闡釋，進士科則側重詩賦創作與策論寫作，與唐代科舉的形式高度相似。同時，日本也保留了本土特色，貴族世襲的“氏姓製度”仍占主導，貢舉製僅作為補充，且考生多來自上層貴族，平民參與度極低。平安時代後期，隨著莊園製興起，中央集權衰落，貢舉製逐漸廢止，官員選拔重回世襲與武家推薦的軌道，但科舉中“以知識定資格”的理念，仍對後世武士教育如寺子屋的讀寫算術訓練）產生影響。
朝鮮半島的新羅、高麗與朝鮮王朝，對中國科舉製的借鑒更為深入且持久。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效仿唐朝設立“讀書三品科”，考生需通過儒家經典與漢文寫作考試，按成績分為上、中、下三品授予官職，這是朝鮮半島科舉的雛形。高麗王朝時期，科舉製走向成熟，設立進士科、明經科等，甚至引入“殿試”製度，由國王親自主持，錄取者稱為“登科人”，可直接進入中央朝廷任職。朝鮮王朝李氏朝鮮）進一步強化科舉的核心地位，將其作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考試內容以朱子理學為核心，采用八股文格式，且形成“生員—舉人—進士”的三級考試體係，與明清科舉高度契合。不過，朝鮮科舉也帶有本土烙印，如“武科”更受重視因需抵禦外來入侵），且兩班貴族士大夫階層）壟斷了考試資源，平民中舉者寥寥無幾，但科舉製仍成為維係朝鮮半島官僚體係的重要支柱，直至20世紀初才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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