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儒道法三家外，墨家的“兼愛非攻”、兵家的“止戈為武”、名家的“名實之辯”，也各具特色地詮釋著理想信念。墨家倡導“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反對戰爭與掠奪，主張通過“尚賢”“尚同”構建平等互助的社會；兵家以“兵者，國之大事”為己任，將“止戈為武”作為最高理想，追求以戰爭終結戰爭、以謀略守護和平；名家則通過對“名”與“實”的辯論，探索邏輯與真理的邊界，展現了對“認知本質”的執著追求。
這一時期的著作典籍與文學作品，更是理想信念的“集中表達”。《論語》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字字句句皆是對“仁”與“禮”的踐行感悟；《道德經》以凝練的語言闡釋“道”的奧秘，成為道家思想的源頭活水；《孟子》雄辯地宣揚“仁政”與“性善論”，飽含對百姓疾苦的關懷；《韓非子》係統闡述法家思想，彰顯著對秩序與強國的渴望；而《詩經》中的“國風”部分，仍以質樸的語言記錄著百姓對“安居樂業”的向往，《楚辭》則以瑰麗的想象抒發著對家國的深情與對理想的執著。
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的理想信念，實現了從“單一依附”到“多元綻放”的巨大飛躍。它不再局限於統治階層的“天命”敘事，而是成為不同思想流派、不同社會群體共同探索的精神課題——無論是對社會秩序的重建、對生命意義的追問，還是對現實苦難的回應，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這場思想的盛宴，不僅為後世中國乃至東亞文明的理想信念奠定了基本框架，更以其“兼容並蓄、直麵現實”的特質，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理想信念探索的璀璨篇章。
秦兩漢時期，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與鞏固，中國的理想信念探索告彆了春秋戰國的“多元激蕩”，進入“整合歸一、與王朝治理深度綁定”的新階段。從秦朝以法家為尊構建集權秩序，到兩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思想主軸，理想信念不再是諸子爭鳴的自由探索，而是成為服務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與皇權合法性的核心精神工具，實現了從“思想多元”到“製度性信仰”的關鍵轉變。
秦朝一統六國後，以法家思想為絕對主導，將“富國強兵”的現實理想升華為“構建大一統帝國秩序”的核心信念。秦始皇堅信“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製度優越性，通過“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試圖在文化與製度層麵徹底消弭分裂，實現“萬世一係”的統治理想；他推行嚴刑峻法，以“法”為唯一行為準則，主張“事皆決於法”，將百姓對“安穩生活”的渴望與國家對“秩序穩定”的需求綁定，用製度強製力塑造全民對“大一統”的認同。儘管秦朝的理想信念因過於嚴苛而短暫，但“大一統”的內核——對國家統一、疆域完整、製度統一的追求，從此深深融入中華文明的理想基因，成為後世不可動搖的信念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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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亡漢興，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兼采道家“無為而治”與儒家“民本”思想，構建起“休養生息、與民同樂”的理想信念。麵對戰後凋敝的社會，劉邦、漢文帝、漢景帝主張“輕徭薄賦”“約法省禁”，以“黃老之術”治國，追求“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的安穩局麵。此時的理想信念，既有統治者對“長治久安”的政治期許，也有百姓對“衣食無憂、免於戰亂”的樸素渴望，《漢書》中“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的記載，正是這一時期理想信念落地的生動寫照。
到漢武帝時期，隨著國力強盛與中央集權的強化，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與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學說融合，構建起服務於皇權的“新儒學”理想體係。這一體係以“天人合一”為理論基礎，宣稱“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為皇權披上“天命”的神聖外衣；以“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倫理，將個人修養、家庭倫理與國家秩序緊密串聯，主張通過踐行“忠孝節義”，實現“君明臣忠、父慈子孝、社會和諧”的理想圖景。從此，儒家思想從諸子之一躍升為國家正統思想，其倡導的“大一統”“仁政”“民本”等信念，與王朝治理深度融合，成為貫穿兩漢乃至後世封建王朝的主流理想信念。
這一時期的典籍、器物與文化實踐，成為理想信念的“固化載體”。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係統闡述“新儒學”思想，將“天命”“倫理”“秩序”的理想係統化、理論化；司馬遷撰寫《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理想，試圖通過記錄曆史探尋王朝興衰與天道人心的關聯，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追問，也暗含著對“公平”理想的思考；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上，頻繁出現“周公輔成王”“孔子見老子”等場景，以視覺藝術傳遞“忠孝”“崇禮”的信念；而遍布全國的漢代長城、馳道，不僅是軍事與交通工程，更是“大一統”理想在地理空間上的具象化——它們象征著帝國的疆域與秩序，彰顯著“抵禦外侮、守護統一”的堅定信念。
民間層麵，理想信念也在日常中悄然滲透。“孝”成為核心民間倫理，“舉孝廉”製度將“孝行”與仕途掛鉤，使“敬老愛親”從道德倡導變為社會共識；春節、中秋等民俗逐漸成型，百姓在節慶中祭祀祖先、團聚家人，既傳遞著“家族興旺”的樸素理想，也暗含著對“國泰民安”的集體期盼；而“遊俠”文化在漢代的盛行，雖帶有對現實不公的反抗色彩，但其“重然諾、輕生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本質上是對“正義”“俠義”理想的民間表達，與官方倡導的“仁政”信念形成互補。
可以說，秦漢時期完成了中國理想信念的“製度化整合”。它以“大一統”為核心目標，以儒家思想為理論主軸，將政治理想、倫理規範、天命信仰與民間渴望熔於一爐，構建起一套服務於封建王朝、又能凝聚全民共識的精神體係。這一體係不僅為兩漢四百年的穩定奠定了精神基礎，更確立了後世中國理想信念的基本框架——“大一統”的國家認同、“仁政民本”的政治理想、“忠孝節義”的倫理追求，從此成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內核。
隨後不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陷入“政權更迭頻繁、戰亂連綿不絕”的動蕩格局，秦漢以來確立的“大一統”理想與儒家正統信念受到劇烈衝擊。這一時期，理想信念告彆了此前的“整合歸一”，轉而呈現“多元分化、上下疏離”的特征——統治階層的理想聚焦於“政權存續與疆域爭奪”，文人士子的信念轉向“精神避世與生命覺醒”，而百姓的渴望則回歸“免於戰亂、苟全性命”的樸素訴求，不同群體在亂世中各自探尋著精神的出路。
在政治層麵，各路梟雄與割據政權將“逐鹿中原、統一天下”或“偏安一隅、保境安民”作為核心理想信念。三國時期，曹操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為策略，懷揣“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抱負，試圖重建統一秩序；劉備以“興複漢室，還於舊都”為旗幟，堅守“仁德布於天下”的政治信念，吸引無數誌士追隨；孫權則立足江東，以“保據父兄基業，抗衡中原”為目標，追求“江東永固、百姓安樂”的局部安穩。而到了東晉與南北朝，偏安江南的東晉王朝以“恢複中原”為口號，卻難掩“門閥專權、苟且偷安”的現實，其理想信念淪為維係統治合法性的象征；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如北魏、北周等，則在“漢化”與“保持本民族特色”的矛盾中探索——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以“融合胡漢、構建正統王朝”為理想，試圖通過文化認同鞏固統治，這些政治理想雖因亂世而多成泡影，卻始終延續著“大一統”的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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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人士子而言，亂世的動蕩與儒家正統的式微，讓他們的理想信念發生了深刻轉向——從“兼濟天下”的入世追求，轉向“獨善其身”的精神避世。魏晉玄學的興起，成為這一群體的精神寄托：何晏、王弼以“貴無”為核心，主張“名教出於自然”，試圖在動蕩中探尋宇宙與生命的本質；嵇康、阮籍則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為信念，拒絕與世俗同流合汙，通過“竹林七賢”的放達生活，表達對自由精神的追求。他們不再執著於仕途功名，而是將理想寄托於“清談玄理、寄情山水”，在《蘭亭集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感慨中，在陶淵明《桃花源記》“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世外桃源想象中，構建起一個遠離戰亂、回歸本真的精神家園——這份對“精神自由”與“理想棲居地”的向往，成為亂世中文人理想信念的核心。
與此同時，佛教的廣泛傳播與道教的日趨成熟，為不同階層提供了新的理想信念選擇。佛教“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教義，給予身處苦難中的百姓以精神慰藉——他們相信“積善積德”能換來來世的安穩，將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從現世寄托到來生；而佛教“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理念，也吸引了眾多文人士子，如謝靈運、支道林等，將佛教思想與玄學融合，形成“佛玄合一”的信念體係。道教則在民間與上層社會同步發展，民間道教以“太平盛世”為理想，發動如“孫恩盧循起義”，試圖通過宗教力量改變現實苦難；上層道教如葛洪、陶弘景等，以“煉丹修仙、長生不老”為追求，將理想聚焦於個體生命的永恒，為統治者與文人提供了另一種精神出路。
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作品，成為理想信念的“情感宣泄口”。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既有對統一天下的渴望，也暗含對亂世人生的感慨；曹植的《洛神賦》以瑰麗想象塑造洛神形象，寄托對美好理想的追求與現實失意的悵惘；陶淵明的《歸園田居》“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將“歸隱田園”的理想化作質樸的詩句；而北朝民歌《木蘭詩》中“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豪情，既展現了百姓對“保家衛國”的認同，也暗含對“戰亂平息”的期盼。此外，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畫、雲岡石窟與龍門石窟的佛像雕塑，以宏大的藝術體量傳遞著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理想，成為宗教信念的直觀表達。
民間層麵，百姓的理想信念回歸最樸素的生存訴求。在“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的亂世，他們不再奢求“國泰民安”的宏大願景，隻求“有田可耕、有飯可食、家人團聚”；節慶民俗中，祭祀祖先、祈求平安的儀式愈發隆重，如春節“驅邪避凶”、端午“祈福安康”，這些習俗承載著百姓對“遠離災禍”的卑微渴望；而“俠客”文化在民間的延續，如《搜神記》中記載的俠義故事，仍傳遞著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向往，成為亂世中底層百姓對“公平”的精神寄托。
可以說，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理想信念，是亂世中的“精神突圍”。它打破了秦漢以來的思想一統，在政治、文化、宗教等多個維度呈現出複雜多元的麵貌——既有對“大一統”的執著堅守，也有對“精神自由”的迫切追求；既有對“來世安穩”的宗教寄托，也有對“現世生存”的樸素渴望。儘管這一時期的理想信念多帶有“避世”與“無奈”的色彩，卻以其“直麵苦難、多元探索”的特質，為隋唐時期理想信念的再次整合與升華，積累了豐富的精神資源。
而在隋唐之際，隨著國家從分裂走向統一、社會從動蕩趨於安定，中國的理想信念探索迎來了“兼容並蓄、昂揚向上”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秦漢的“大一統”傳統、魏晉南北朝的多元思想儒、釋、道、玄學）與胡漢文化交融碰撞，最終凝聚成與盛世氣象相匹配的精神體係——理想信念既延續了“家國天下”的政治內核，又融入了“開放包容”的時代特質，更增添了“個人價值與時代洪流相契合”的昂揚追求，實現了從“亂世避世”到“盛世入世”的精神轉向。
在政治層麵，“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成為統治階層與士大夫共同的政治理想。隋朝結束南北分裂，隋文帝以“開皇之治”為目標，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通過完善科舉製打破門閥壟斷，試圖構建“公平選官、吏治清明”的治理秩序；到了唐代，從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到唐玄宗的“開元盛世”，統治者以“君明臣賢、國泰民安”為核心信念，唐太宗秉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賢臣，追求“四夷賓服、海內升平”的宏大格局——他被尊為“天可汗”，正是“天下一家”理想的現實體現。此時的政治理想，不再是單純的“政權存續”，而是“開創盛世、垂範後世”的雄心，正如《貞觀政要》中對“任賢納諫、以民為本”的推崇，成為後世治國理想的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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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製的成熟與完善，更讓“學而優則仕”的理想深入士大夫心中。不同於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隋唐的寒門士子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十年寒窗苦讀，一朝金榜題名”成為他們的人生追求——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情，杜甫“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壯誌，王維“聖代無隱者，英靈儘來歸”的期待，皆展現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理想。他們渴望通過仕途實現“兼濟天下”的抱負，將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國家治理的興衰緊密綁定，這種“個人理想融入時代使命”的信念，成為隋唐士大夫精神的核心。
文化層麵，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趨勢，讓理想信念呈現出“多元包容”的特質。唐代統治者奉行“三教並行”政策：儒家仍是國家正統，其“忠孝節義”“仁政民本”的理念維係著社會倫理與政治秩序；道教因李唐皇室尊奉老子為始祖而興盛，“道法自然”的思想為統治者提供了“無為而治”的治國參考，也為文人提供了“寄情山水”的精神慰藉；佛教在唐代達到鼎盛，玄奘西行取經、鑒真東渡傳法，“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教義既給予百姓精神寄托，也與儒家“仁愛”、道家“自然”相融合，形成“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養心”的信念格局。這種多元融合，打破了思想壁壘，讓理想信念既有“家國責任”的厚重，又有“精神自由”的靈動。
文學藝術作品更是將這份“盛世理想”展現得淋漓儘致。詩歌在唐代達到巔峰，李白的浪漫詩風中，“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傳遞著對理想的執著；杜甫的現實主義詩篇裡，“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飽含對百姓的關懷，彰顯著“憂國憂民”的信念；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在敘事中融入對“真情”“命運”的思考，展現了個人情感與時代背景的交織。此外，唐代的書法如顏真卿的楷書雄渾大氣，彰顯“忠義”氣節）、繪畫如閻立本的《步輦圖》記錄“天下一家”的場景）、雕塑如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的莊嚴，傳遞佛教“慈悲”理想），無不以藝術形式承載著時代的精神追求。
民間層麵，百姓的理想信念也充滿“盛世活力”。在“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物質基礎上，百姓不再滿足於“苟全性命”，而是追求“安居樂業、家庭興旺”的美好生活——春節的團圓、元宵的熱鬨、中秋的賞月，民俗活動中增添了“歡慶盛世”的色彩；手工業者以“精益求精”為理想，唐三彩的絢麗、絲綢的華美、瓷器的溫潤，展現了對“技藝卓越”的追求；商旅之人則憑借“開放”的時代風氣，沿著絲綢之路穿梭於東西方，將“互通有無、獲取財富”的理想融入商貿實踐，這些民間理想與上層社會的“盛世追求”相互呼應，共同構築起隋唐的精神共識。
即便是安史之亂後的中晚唐，理想信念雖增添了“憂思”與“反思”，卻未失“重振河山”的初心。杜甫在亂世中仍堅守“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家國情懷，白居易以《新樂府》“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試圖以文學喚醒統治者的“仁政”信念，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希望通過思想革新重振社會倫理。這份在困境中對“盛世理想”的堅守，讓隋唐的理想信念更具韌性。
可以說，隋唐時期的理想信念，是“盛世精神”的集中體現。它以“大一統”為根基，以“開放包容”為特質，以“個人與時代同頻”為追求，將政治理想、文化信仰、個人抱負與民間渴望熔於一爐，既彰顯了中華文明的恢弘氣度，也為後世留下了“家國情懷”與“開放精神”的寶貴遺產，成為中國理想信念發展史上的巔峰篇章。
到了後來，在五代十國戰亂年代，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政權林立、戰火紛飛”的分裂格局，隋唐盛世的昂揚氣象煙消雲散，理想信念也隨之褪去“宏大敘事”的色彩，轉向“務實求生、局部安穩”的現實訴求。這一時期，無論是統治階層、文人士子還是普通百姓，都在亂世的夾縫中探尋著精神的錨點——理想不再是“開創盛世、天下一家”的雄心，而是“保境安民、苟全性命”的卑微渴望，呈現出“上下求索卻步履維艱”的複雜麵貌。
在政治層麵，各路藩鎮將領與割據君主的理想信念，聚焦於“政權存續與勢力擴張”的現實目標。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開國者多為武將出身，他們親曆戰亂，深知“槍杆子裡出政權”的硬道理，理想不再是“以德治國”的倫理追求，而是“強兵固防、掌控地盤”的務實考量：後梁太祖朱溫以“平定中原、取代唐朝”為目標，憑借軍事力量終結唐祚，卻因殘暴統治難以維係長久；後唐莊宗李存勖懷揣“恢複大唐榮光”的口號，雖一度統一北方，卻沉迷享樂最終身死國滅；直到後周世宗柴榮時期，才逐漸重拾“統一中原、開創治世”的抱負，他改革弊政、整頓軍隊，試圖“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這份務實而遠大的政治理想，為後來北宋統一奠定了基礎。而十國政權如南唐、吳越、蜀地等）多偏安一隅，其統治者的理想多為“保境安民、偏安自保”——吳越王錢鏐奉行“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策略，興修水利、發展農桑，讓吳越地區成為亂世中的“安樂土”，這份“局部安穩”的理想，成為割據政權中難得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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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人士子而言，五代的動蕩與禮崩樂壞，讓他們的理想信念從“兼濟天下”轉向“避世自保與道義堅守”的矛盾交織。一方麵，許多文人因戰亂失去仕途依托，被迫隱於民間，將理想寄托於“耕讀傳家、遠離紛爭”——他們或隱居山林，以詩文抒發對亂世的感慨；或依附地方政權，卻難有“致君堯舜”的抱負，隻能在夾縫中尋求生存。另一方麵，仍有部分士人堅守儒家“忠義”信念，不為亂世所動搖：如馮道曆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雖被後世詬病“不忠”，但其“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的處世理念，本質上是亂世中“以民為本、維係文脈”的無奈堅守；還有如王樸為後周世宗獻上《平邊策》，以“先易後難、逐步統一”的策略，踐行“士為知己者死”的理想，展現了亂世文人的擔當。
民間層麵，百姓的理想信念徹底回歸“生存本能”，“免於戰亂、有飯可吃”成為最樸素的渴望。五代十國時期，“千裡無煙，狐兔夜嚎”的慘狀屢見不鮮，百姓或流離失所、躲避兵災，或被強征入伍、死於非命，他們不再奢求“安居樂業”，隻求“家人團聚、苟活於世”。民俗活動中，祭祀祖先、祈求平安的儀式愈發莊重，如寒食節掃墓、重陽節登高，這些習俗承載著百姓對“遠離災禍”的卑微期盼；而民間歌謠中，也多是對亂世苦難的控訴與對太平的向往，如“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直白地道出了戰亂對民生的摧殘。
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作品，也褪去了隋唐的昂揚，多以“悲愴寫實”的風格傳遞理想信念的掙紮。詩詞方麵，南唐後主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亡國之痛抒發對“故國安穩”的追憶；韋莊的《秦婦吟》“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儘公卿骨”，以寫實筆觸描繪戰亂慘狀，暗含對“太平盛世”的渴望。繪畫與書法則多呈現“沉鬱內斂”的氣質，如五代的山水畫荊浩、關仝），以“峰巒疊嶂、意境蒼涼”的畫麵，隱喻亂世中人們對“精神棲居地”的向往。
可以說，五代十國時期的理想信念，是亂世中的“精神掙紮與務實求生”。它雖失去了盛世的宏大與昂揚，卻在動蕩中堅守著文明的底色——統治階層對“局部安穩”的追求、文人士子對“道義”的執著、百姓對“生存”的渴望，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理想信念的核心。儘管這份信念充滿“無奈與卑微”，卻為北宋統一後理想信念的再次整合，埋下了“渴望安定、重建秩序”的精神伏筆。
緊接著，在遼宋夏金元時期，中國曆史進入“政權並立、民族交融”的特殊階段——漢族建立的宋朝與契丹族的遼、黨項族的夏、女真族的金、蒙古族的元先後對峙或並存，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碰撞交織，使得理想信念的探索突破了單一漢族視角，呈現“多元並存、互鑒融合”的鮮明特征。這一時期，不同政權、不同民族基於自身文化傳統與統治需求，構建起各具特色的精神體係，最終在碰撞中走向融合，為“大一統”理想注入了“多民族共同體”的新內涵。
在宋朝，“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讓理想信念聚焦於“文治盛世與倫理堅守”。北宋建立後，統治者吸取五代戰亂教訓，以“重文輕武”穩定政權，士大夫階層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被重新激活並深化。範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個人抱負與家國命運緊密綁定；王安石推行變法，以“富國強兵、扭轉積貧積弱”為理想，試圖通過製度革新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朱熹等理學家構建“程朱理學”，以“存天理、滅人欲”為核心，將儒家倫理上升到宇宙哲學高度，主張通過道德修養實現“聖賢之境”，為士大夫與百姓提供了明確的精神準則。
民間層麵，宋朝商品經濟繁榮催生了“世俗化”的理想追求。城市興起、市民階層壯大，百姓的理想不再局限於“生存安穩”，而是增添了“生活富足、精神愉悅”的訴求——《清明上河圖》中“市井繁華、民生安樂”的場景，正是民間對“太平生活”的生動想象；話本小說、戲曲雜劇的興起，如《碾玉觀音》《錯斬崔寧》，以通俗故事傳遞“善惡有報、真情可貴”的信念；而“重農桑、興教育”的民俗，如重視科舉、尊敬師長，讓“耕讀傳家”成為普通家庭的理想，這些世俗化的信念與士大夫的“文治理想”相互呼應，共同構築起宋朝的精神圖景。
與此同時，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在理想信念的構建中呈現“漢化借鑒與本民族特色融合”的特點。遼朝推行“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的雙軌政策，既保留契丹族“尚武、敬天”的傳統信念，如重視騎兵、祭祀天地日月，又借鑒儒家“忠孝”倫理與“大一統”理想，將“燕雲十六州”納入統治，追求“南北一家”的秩序；西夏以黨項族“崇信佛教”為精神核心，同時吸收漢族文化，創製西夏文字、修建佛寺如承天寺），將“佛佑家國、族民安康”作為核心理想；金朝則在滅遼破宋後，迅速吸納儒家文化，金世宗推崇“漢家典章製度”，以“仁政愛民、開創治世”為理想，甚至效仿宋朝開科取士，讓儒家信念成為維係統治的重要精神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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