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製度與文化層麵，唐朝進一步強化“大一統”疆域的整體性認同。政治上，完善三省六部製，通過中央政令直達邊疆，確保領土主權的集中統一；經濟上，在邊疆推行“屯田製”“營田製”，組織軍民開墾邊疆土地，將領土治理與經濟開發結合；文化上，通過科舉製吸納邊疆人才入朝為官，傳播中原文化，使“天下一家”的疆域觀念深入邊疆各族，強化了疆域內的文化凝聚力。
這一時期的典籍與文學作品，也生動記錄了唐朝疆域的鼎盛與“大一統”觀念的深化。房玄齡等編撰的《晉書》《隋書》，以“大一統”視角梳理前代疆域變遷，強調唐朝疆域的“正統性”與“連續性”；杜佑《通典·州郡典》係統記載了唐朝疆域內府州設置、山川地理，構建了完整的疆域地理認知體係。文學作品中，王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詩句，描繪了西域疆域的壯闊，暗含對王朝拓疆的自豪；李白“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雖批判過度拓疆，卻也側麵反映了唐朝對領土主權的重視；玄奘《大唐西域記》記錄了西域各國風土人情，成為唐朝對西域疆域認知與治理的重要文獻。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可以說，隋唐之際的領土主權實踐，將中國古代“大一統”疆域觀推向頂峰。其“包容多元、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拓疆與守土並重”的實踐策略，不僅實現了疆域的空前拓展與穩定，更強化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領土認知，為後世中國疆域的基本格局與領土主權意識的延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曆史範本。
到了後來，在五代十國戰亂年代，伴隨唐王朝的覆滅，大一統疆域再度分崩離析，領土主權意識與實踐呈現出“碎片化中堅守核心疆域、動蕩中維係治理傳統”的特點，成為唐宋之間疆域觀與治理模式的“過渡與調適期”。
這一時期，中原地區政權更迭頻繁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相繼更迭），南方及邊緣地區則割據著前蜀、後蜀、南唐、吳越等十個主要政權，形成“中原爭正統、四方裂疆土”的格局。與三國兩晉南北朝不同，五代十國的分裂更具“局部性”——中原政權雖短命，卻始終以“繼承唐統”為旗幟，將掌控黃河中下遊核心疆域視為“正統”的象征，如後唐以“複唐”為名爭奪中原，後周世宗柴榮致力於“削平諸夏、混一四海”，其領土爭奪的核心始終是對傳統中原疆域的掌控；南方割據政權雖偏安一隅，卻多以“藩鎮”自居，未徹底割裂與中原文化及疆域認知的聯係，如南唐占據江南卻仍以“唐室後裔”標榜，吳越則向中原政權稱臣納貢，暗含對“大一統”秩序的間接認同。
在領土治理實踐上，各政權均以“務實求存”為核心，延續並簡化了唐代的治理模式。一方麵，為應對戰亂與財政壓力，中原政權與南方割據政權普遍重視核心疆域的管控，如後周推行“均田圖”整頓土地製度，確保核心區域的農業生產與賦稅征收；南唐在江南興修水利、劃定田界，以穩定疆域內的經濟根基。另一方麵，針對疆域狹小、民族成分相對單一的特點，多數政權放棄了唐代複雜的“羈縻府州”製度，轉而以“州縣製”直接管轄領土，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如後蜀對巴蜀地區的直接治理、吳越對江浙地區的郡縣劃分，均體現了“小而精”的治理邏輯。
領土爭端的處理方式，呈現出“短期衝突與長期妥協並存”的特征。戰爭仍是政權間疆域調整的主要手段，如後唐滅前蜀、後周攻南唐等戰役，本質是對區域疆域控製權的爭奪；但由於各政權實力相對均衡，“盟約”“割地”“稱臣”成為常見的妥協方式——後晉石敬瑭向契丹“割讓燕雲十六州”，雖屬屈辱性妥協，卻以契約形式明確了疆域變更；南唐與後周簽訂盟約，割讓淮河以北土地以換取和平，這些實踐雖未實現統一，卻在動蕩中維係了疆域邊界的相對穩定。
這一時期的典籍與文學作品，雖數量有限，卻仍反映了分裂時代的疆域認知。薛居正等編撰的《舊五代史》、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以中原政權為正統，記錄了各政權疆域爭奪的曆程，暗含“天下歸一”的曆史期待；南唐後主李煜的詞作中，“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裡地山河”的感慨，既是對江南疆域的追憶，也流露了對疆域淪陷的痛惜；後周世宗柴榮的《平邊策》，則直接闡述了“先取江淮、再複燕雲”的疆域拓展戰略，成為這一時期領土主權意識的集中體現。
可以說，五代十國時期的領土主權實踐，是大一統疆域瓦解後的“短暫陣痛”。儘管政權林立、疆域碎片化，但各政權對中原核心疆域的堅守、對唐代治理傳統的延續，以及文化層麵對“正統”與“一統”的認同，並未中斷中國疆域意識的傳承。尤其是後周世宗的拓疆與改革，為北宋王朝重新統一中原、重建大一統疆域治理體係，奠定了重要的實踐基礎。
緊接著，在遼宋夏金元時期，伴隨多民族政權並立、碰撞與融合，領土主權意識與實踐突破了傳統“中原中心”的局限，呈現出“多元政權競逐正統、疆域治理因族而變、統一進程由分散走向整合”的鮮明特征，成為中國古代疆域觀與多民族國家構建的關鍵轉型期。
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宋朝、北方的遼朝契丹）、西夏黨項）、金朝女真）及後期統一全國的元朝，形成了“政權並立、疆域交錯”的格局。與此前分裂時期不同，各政權均以“中國正統”自居，將疆域的完整性與統治合法性深度綁定——宋朝雖偏安南北北宋、南宋），卻始終以“華夏正統”標榜，堅守中原核心疆域，視遼、金、西夏為“邊患”，通過“歲幣”“和議”如“澶淵之盟”）維係邊界穩定，實則承認了多政權並存的疆域現實；遼、金則通過吸納中原文化、仿行中原製度，宣稱“繼承中華正統”，遼朝將燕雲十六州納入疆域後推行“南北麵官製”，金朝占據中原後實行“猛安謀克”與郡縣製並行，均試圖以“正統”身份強化對多元疆域的管轄；西夏雖疆域狹小，卻通過製定法律、完善行政體係，確立了對河西走廊地區的專屬主權，形成了與宋、遼、金三足鼎立的疆域格局。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
在領土治理實踐上，各政權基於民族構成與疆域特點，探索出極具針對性的多元模式。
宋朝：聚焦中原及南方疆域的精細化治理，沿用“州縣製”並完善“路—州—縣”行政層級，通過“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王安石變法內容）整頓土地邊界、開發南方土地，強化對核心疆域的經濟與行政控製；在邊疆如西北、西南）設“羈縻州”“蕃官”，以柔性方式管控邊疆部族，平衡“守土”與“維穩”的需求。
遼金夏：突破“單一漢化”思路，實行“因俗而治”——遼朝“南北麵官製”中，“北麵官”管契丹部族，“南麵官”治漢人州縣，兼顧草原與農耕疆域的治理差異；金朝在中原設州縣、在女真故地設“猛安謀克”軍政合一組織），實現對不同族群疆域的分層管控；西夏則結合黨項傳統與中原製度，設“州郡”與“監軍司”，既強化對核心疆域的軍事控製，又通過“蕃漢官製”吸納各族人才。
元朝：作為首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創新推行“行省製度”，將全國劃分為10個行省如中書省、江浙行省、雲南行省），首次將西藏、雲南、東北等邊疆地區納入中央直接管轄，徹底打破了此前“中原與邊疆”的治理壁壘；同時設立“宣政院”管理西藏、“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與台灣，以製度化方式明確了這些地區的領土主權，奠定了中國近現代疆域的基本框架。
領土爭端的處理方式，呈現出“軍事對抗與製度融合交織”的特點。戰爭仍是政權間疆域爭奪的重要手段，如宋遼“澶州之戰”、宋金“郾城之戰”、蒙古滅金滅宋等，本質是對中原及周邊疆域控製權的競逐；但“和議”“盟約”“冊封”等方式更趨成熟，“澶淵之盟”明確劃分宋遼邊界、約定“兄弟之國”關係，宋金“紹興和議”以淮河為界劃分疆域，這些協議雖帶有不平等性，卻以文字形式固定了疆域邊界，體現了多政權對“疆域秩序”的共同訴求。而元朝的統一，並非簡單的疆域征服，而是通過吸納各政權治理經驗如繼承宋朝州縣製、遼金分層治理思路），實現了多民族疆域的製度整合，將“大一統”疆域觀從“華夏中心”拓展為“多民族共主”。
這一時期的典籍與文學作品，深刻反映了多民族疆域觀的碰撞與融合。脫脫等編撰的《遼史》《金史》《宋史》，首次將遼、金與宋並列為“正統”，打破了傳統“中原正統”的疆域敘事；馬端臨《文獻通考·輿地考》係統記錄了宋遼金夏的疆域沿革，體現了對多政權疆域的整體認知；元人修《大元一統誌》，以行省為單位記載全國疆域地理，首次呈現了大一統王朝的完整疆域圖景。文學作品中，陸遊“但悲不見九州同”的詩句，流露了宋朝士大夫對“大一統”疆域的渴望；辛棄疾“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的感慨，折射了南北分裂時期的疆域焦慮；而關漢卿、馬致遠等元曲家的作品中，“天下一家”的敘事逐漸增多，反映了多民族疆域融合後的文化認同。
可以說，遼宋夏金元時期的領土主權實踐，是中國古代疆域觀的“轉型與升華”。它打破了傳統“中原中心”的局限，通過多民族政權的競逐與融合，將“大一統”從“華夏疆域一統”拓展為“多民族疆域一統”，其“行省製度”“邊疆直接管轄”等實踐，不僅實現了疆域的空前整合，更強化了“多民族共同擁有領土主權”的認知，為明清時期疆域的鞏固與近現代領土主權觀念的形成，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曆史與製度支撐。
而在緊隨其後的明清兩代，伴隨中央集權製度的空前強化與多民族國家的最終鞏固，領土主權意識與實踐實現了“製度化固化與疆域定型”，“大一統”疆域觀從理念與實踐的融合，走向以法律、軍事、行政為一體的剛性保障，奠定了近現代中國領土主權的基本格局。
明朝：“守土固邊與柔性管控”的疆域治理
明朝推翻元朝後，繼承並整合了其核心疆域，確立了“以中原為核心、輻射邊疆”的治理框架。在行政體係上，沿用“行省製”並改“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仍稱“省”），設13個布政使司管轄中原及南方，同時在北方設“九邊重鎮”如薊州鎮、宣府鎮）、在東北設“奴兒乾都司”、在西南設“土司製度”，形成“核心區域直接管、邊疆區域柔性控”的治理邏輯。
在領土主權維護上，明朝以“守土”為核心策略：一方麵，重修萬裡長城以抵禦北方蒙古部族，明確北方疆域邊界；另一方麵，通過“冊封”如冊封西藏宗教領袖、朝鮮國王）、“朝貢”製度，維係與周邊政權及部族的關係，間接確立對邊疆的主權影響。對西南邊疆的“土司製度”，則保留部族首領權力但納入中央管轄，既尊重民族傳統，又強化領土歸屬——明中後期的“改土歸流”廢除土司、設流官），更將西南邊疆逐步納入直接治理，鞏固了領土主權。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
這一時期的典籍與實踐，進一步強化“大一統”疆域認知：《大明一統誌》係統記載全國疆域地理，明確疆域範圍；鄭和下西洋雖以“宣威四海”為目的，卻也從實踐層麵印證了明朝對南海等海域的主權認知；戚繼光抗倭、鄭成功收複台灣1662年），則以軍事行動扞衛了海疆與領土完整，成為明朝維護領土主權的重要標誌。
清朝：“疆域定型與主權固化”的巔峰實踐
清朝作為中國古代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在領土主權實踐上實現了曆史性突破，最終奠定了近現代中國的疆域版圖。
疆域拓展與整合：清朝前期通過軍事與外交手段，先後平定“三藩之亂”鞏固西南）、收複台灣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擊敗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年，首次以條約形式明確中俄東段邊界）、平定準噶爾叛亂將新疆納入中央管轄，設伊犁將軍）、加強對西藏的治理設駐藏大臣，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明確中央對西藏的主權），形成了“東到東海、西至蔥嶺、北接西伯利亞、南達南海”的穩定疆域，其範圍與現代中國疆域基本吻合。
治理製度創新：在繼承明朝製度基礎上，清朝創新邊疆治理模式——對蒙古推行“盟旗製度”，對新疆實行“軍府製”與州縣製並行，對西藏實施“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共管”，對西南繼續推進“改土歸流”，實現了“因族製宜、因域施治”的精細化治理。同時，全麵推行“行省製”，將全國劃分為18個行省，連同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共同納入中央統一管轄，徹底消除了“中原與邊疆”的治理壁壘。
主權意識強化：清朝中後期，麵對西方列強入侵，“領土主權”觀念從傳統“天下觀”向近現代主權觀念轉型。通過簽訂一係列邊界條約如《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雖屬不平等條約，但客觀上以法律形式界定了部分邊界），以及左宗棠收複新疆1878年）、馮子材鎮南關大捷等軍事行動，清朝在列強環伺下竭力維護領土完整，其“疆域不可分割”的認知，為後世扞衛領土主權提供了曆史依據。
這一時期的典籍與思想，集中體現了疆域定型後的主權認知：《大清一統誌》《皇輿全覽圖》中國首次全國性測繪地圖）係統呈現了清朝完整疆域，明確了領土範圍與邊界；魏源《海國圖誌》、徐繼佘《瀛寰誌略》等著作，在介紹世界地理的同時，強調“師夷長技以製夷”，暗含維護領土主權的危機意識；而清末的“邊疆危機”與抗侵鬥爭，更讓“國家領土主權不可侵犯”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
可以說，明清兩代的領土主權實踐，是中國古代“大一統”疆域觀的“最終定型與升華”。明朝的“守土固邊”為清朝疆域整合奠定了基礎，清朝的“疆域拓展與製度固化”則最終確立了近現代中國的領土框架，其通過行政、軍事、法律手段對領土主權的剛性保障，以及對多民族疆域的深度整合，不僅實現了“大一統”從理念到現實的徹底落地，更成為近現代中國維護領土完整、構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核心曆史依據。
而在歐洲各國，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於領土主權意識與實踐領域，便已呈現出與古代中國截然不同的早期形態，其核心圍繞“城邦自治”與“帝國霸權”的雙重邏輯展開，為後世歐洲領土觀念埋下了獨特伏筆。
在古希臘，由於多山多島的地理環境，並未形成統一的中央王朝，而是湧現出數百個獨立的“城邦國家”如雅典、斯巴達、科林斯）。每個城邦都以城市為中心，管轄周邊小塊農業區域，擁有明確的疆域邊界——通常以山脈、河流或人工界碑為標誌，嚴禁外邦人隨意跨越。這種“城邦疆域觀”的核心是“自治權”與“排他性”：城邦公民對本邦疆域內的土地、資源擁有專屬控製權，城邦政府則通過製定法律如雅典的《德拉古法典》）界定疆域內的權利與義務，甚至通過戰爭如伯羅奔尼撒戰爭）爭奪土地與港口，以維護城邦的領土利益。不過，古希臘的“領土主權”更偏向“城邦共同體主權”，而非後世的“國家主權”，且各城邦間雖有疆域劃分，卻共享希臘文化認同，形成“文化統一、政治分裂”的疆域格局。
而古羅馬的領土實踐則經曆了從“城邦擴張”到“帝國疆域”的演變。羅馬最初隻是台伯河畔的一個小城邦，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逐步向外擴張：先是統一意大利半島，隨後通過布匿戰爭征服迦太基、馬其頓戰爭征服希臘，最終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帝國。古羅馬對領土的管控極具“務實性”與“製度性”：在核心區域如意大利本土）推行“行省製”，由羅馬官員直接管轄，征收賦稅、管理土地；在邊疆地區如高盧、埃及）則保留當地部族首領的部分權力，通過“盟約”或“冊封”實現間接控製，類似古代中國的“羈縻”策略。羅馬帝國還通過修築道路如著名的“羅馬大道”）、設立軍事要塞如哈德良長城），強化對廣闊疆域的軍事控製與行政連接；同時，羅馬法如《查士丁尼法典》）中關於“土地所有權”“疆域邊界爭議解決”的條款，成為早期歐洲領土治理的重要法律依據。不過，古羅馬的“領土主權”本質是“帝國霸權下的統治權”，並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且帝國疆域的維係高度依賴軍事力量，一旦軍事衰落，疆域便隨之分裂。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就在這之後不久，伴隨著封建王朝中世紀的到來，歐洲的領土主權意識與實踐徹底脫離了古希臘羅馬的軌道，進入以“封建依附”為核心的“碎片化”時代，其治理邏輯與古代中國的“中央集權—疆域一統”形成鮮明對比。
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基礎是“封建製”，核心是“土地分封”與“權利依附”：國王將全國土地分封給貴族公爵、伯爵、男爵等），貴族再將土地分封給騎士，形成“國王—貴族—騎士”的層級體係。這種製度下，“領土”與“權力”直接綁定——領主對其分封所得的“采邑”土地及附著的人口、資源）擁有實際控製權，包括行政權、司法權、征稅權甚至軍事權，而國王對地方領土的管控力極為有限，僅能通過“宗主權”如要求領主服兵役、繳納貢賦、出席宮廷會議）維係表麵統一。因此，中世紀歐洲的“疆域”呈現出極度碎片化特征：一個貴族的采邑可能分散在多個地區，與其他領主的領土交錯分布，甚至一個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薩）通過購買或戰爭獲得“自治權”後，也能成為獨立的“城市國家”，擁有自己的疆域與治理體係，形成“王國中有公國、公國有中騎士領地、領地間夾雜自治城市”的複雜格局。
這一時期的領土爭端與治理也圍繞“封建權利”展開：領主間的領土衝突多因“采邑繼承”“分封契約糾紛”引發，解決方式常是“私人戰爭”直到13世紀後才被教會限製）或“領主法庭裁決”；而王國層麵的疆域爭奪如英法百年戰爭），本質是國王與大貴族、甚至不同王國間對“封建宗主權”與“領土控製權”的競逐，戰爭目的並非“統一疆域”，而是獲取更多采邑與財富。此外，基督教教會的影響力也深刻影響領土觀念：教會擁有大量“教產土地”如修道院領地），享有獨立的司法與行政權，成為中世紀疆域中的“特殊勢力”；同時，教會倡導“基督教世界”的統一理念，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世俗政權的“領土排他性”，使中世紀歐洲的領土意識始終夾雜著“宗教認同”與“封建分裂”的矛盾。
總體而言，中世紀歐洲的領土實踐是“權力分散下的領土碎片化”，其核心是“封建權利與土地控製的綁定”，而非“國家主權與疆域統一的整合”。這種獨特的曆史軌跡，導致歐洲長期未能形成類似中國的“大一統”疆域觀，反而為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的領土爭端、邊界劃分埋下了曆史根源。
與此同時，在同時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區，對於領土主權意識與實踐領域的認知理解與認識，因地理環境、文明形態、社會結構的差異，呈現出極具地域特色的多元圖景，既無古代中國“大一統”的疆域傳統，也不同於歐洲“城邦—封建”的演變路徑，而是圍繞“文明認同”“宗教紐帶”“部落聯盟”等核心邏輯展開。
一、古印度：“文明圈層與鬆散邦國”下的疆域模糊性
古印度此處指16世紀莫臥兒王朝前的南亞次大陸文明）的領土意識始終與“文化認同”深度綁定，而非“政治疆域”的剛性劃分。由於南亞次大陸北部為喜馬拉雅山脈、南部為德乾高原，內部河流縱橫如印度河、恒河），形成了“相對封閉又內部分散”的地理格局，從未長期形成類似中國的中央集權王朝，其領土實踐呈現出“鬆散性”與“模糊性”特征。
在早期吠陀時代約公元前1500—前900年），南亞次大陸的“疆域”以“部落聯盟”控製的區域為單位，各部落如雅利安人的“賈那”）以河流、森林為自然邊界，爭奪的是水源與耕地，而非明確的“領土主權”。到列國時代約公元前600—前324年），雖出現16個主要“邦國”如摩揭陀、拘薩羅），但邦國邊界仍以自然屏障為界，且常因戰爭、聯姻而變動，治理上多采取“城邦自治+鄉村部落依附”的模式，國王對地方的控製較弱，“領土”更像是“勢力範圍”的模糊指代。
即使是古印度曆史上最接近“統一”的孔雀王朝約公元前324—前185年），其疆域涵蓋南亞大部分地區，卻仍未形成“中央集權—郡縣治理”的體係：核心區域恒河平原）由國王直接管轄，邊疆地區如南部德乾、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則通過“冊封當地首領”“簽訂盟約”實現間接控製，邊界仍缺乏明確界定。此外，古印度的“種姓製度”與“印度教”深刻影響領土認知——人們更認同“種姓身份”與“宗教社群”，而非“邦國疆域”，這種“文化優先於政治”的觀念，導致古印度長期缺乏“領土不可分割”的主權意識，疆域始終處於“統一與分裂交替”的鬆散狀態。
二、阿拉伯世界：“宗教紐帶與帝國擴張”下的領土整合
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帝國為核心，公元7—13世紀）的領土主權實踐，以“伊斯蘭教”為精神紐帶，以“帝國擴張”為現實路徑，形成了“宗教認同與領土控製合一”的獨特模式，既不同於中國的“世俗大一統”，也有彆於歐洲的“封建分裂”。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