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理學也稱“道學”）的誕生與成熟期，也是儒家思想完成“哲學化改造”的關鍵階段。麵對佛道思想的長期衝擊，宋代儒者以“複興儒學”為己任，不再滿足於儒家傳統的倫理實踐，而是借鑒佛道的宇宙觀與思辨方法，構建起“以理為核心”的哲學體係。周敦頤作為理學開山，在《太極圖說》中以“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解釋宇宙本源，將儒家倫理嵌入宇宙生成邏輯；程顥、程頤兄弟首次明確提出“理”也稱“天理”）是萬物的終極本質，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將倫理道德上升為宇宙規律；朱熹則集理學之大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係統闡釋“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認為通過探究事物原理格物），才能獲得對“天理”的認知致知），最終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這套體係既回應了佛道對“宇宙本源”的探討，又堅守了儒家“入世致用”的核心，成為宋代及後世的官方哲學，深刻塑造了中國人的倫理觀念與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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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熹“理學”相對的，是陸九淵的“心學”。陸九淵反對朱熹“格物致知”的外在探求，主張“心即理”——認為“天理”不在外物，而在人的本心之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隻需通過“發明本心”向內反思），即可領悟真理。這種“向內求理”的路徑，既吸收了禪宗“明心見性”的思想，也為明代王陽明“心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形成了理學內部“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流派的分野。
與此同時，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雖以遊牧文化為根基，卻普遍吸納儒家思想以鞏固統治。遼代設立國子監，將《論語》《孝經》譯為契丹文供貴族學習；西夏仁宗推行“崇儒興學”，仿照宋代科舉選拔儒生；金代則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教材，讓理學逐步傳播至北方。這些政權並非簡單“複製”漢儒思想，而是融入本民族文化特質——比如遼代將儒家“忠君”與契丹“部族忠誠”結合，西夏將“仁政”與黨項“尚武精神”並存，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思想融合形態，打破了儒家思想的民族界限。
元代統一後，理學正式成為全國性官方哲學。元仁宗恢複科舉，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標準答案，標誌著理學地位的最終確立。同時，元代思想界還呈現出“三教進一步合流”的趨勢——全真教丘處機將道教“清靜無為”與儒家“仁政”結合，向成吉思汗提出“敬天愛民”的治國建議；佛教禪宗繼續保持“生活化”特質，與儒家倫理、道教養生相互滲透。此外，元代海外貿易的繁榮讓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少量傳入，雖未對主流哲學產生重大影響，卻也為思想界增添了多元色彩。
遼宋夏金元時期的哲學，既是儒家思想“哲學化”的巔峰理學集大成），也是多民族思想“交融共生”的典範。它不再是單一文明的思想演進，而是農耕與遊牧、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本土與外來文化碰撞的結果，最終為中國傳統哲學注入了更豐富的內涵，也為明代思想的發展如王陽明心學）開辟了道路。
而在緊隨其後的明清兩代，中國封建社會步入晚期——明代君主專製空前強化，清代則在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的同時推行文化管控，這種“穩定與禁錮並存”的社會格局，讓哲學思想呈現出“官方理學固化”與“民間思想突破”的雙重態勢，既延續了傳統儒學的倫理內核，也孕育了近代思想啟蒙的萌芽。
明代前期，程朱理學被確立為絕對官方思想。明太祖朱元璋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定為科舉唯一標準，禁止士子偏離“朱注”解讀經典；明成祖命人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將理學思想壓縮為僵化的考試範式。此時的理學已不再是宋代富有思辨活力的哲學體係，而是淪為“代聖賢立言”的政治工具——士子為科舉功名，隻會死記硬背“存天理，滅人欲”的教條，卻鮮有對“天理”本質的獨立思考，哲學思辨陷入嚴重停滯。
直到明代中後期，王陽明心學的崛起才打破這一僵局。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心即理”的核心，進一步提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他認為“良知”是人人先天具備的道德本性，“致良知”就是通過內心反思喚醒這一本性；而“知行合一”則批判“知而不行”的空洞理學，主張“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將道德認知與實踐行動緊密綁定。其思想既簡化了“求理”的路徑無需向外格物，隻需向內省察），又強調個體主觀能動性，深受中下層士子與平民歡迎——比如他在平定寧王叛亂時，以“良知”鼓舞士氣，正是“知行合一”的實踐體現。王陽明心學雖未取代程朱理學的官方地位，卻為沉悶的思想界注入活力，甚至影響到李贄等“異端”思想家的出現。
明末清初，社會動蕩明末農民起義、清軍入關）引發士大夫對傳統思想的深刻反思，催生了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經世致用”思潮。他們批判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脫離現實，主張“以史為鑒”“學以致用”：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將個人命運與社會治亂綁定，主張通過研究地理、典製解決實際問題其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聚焦民生利弊）；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猛烈抨擊君主專製，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甚至主張“公其是非於學校”讓學校成為議論政治的場所），暗含民主啟蒙的色彩；王夫之則以樸素唯物主義批判“心學”“理學”的唯心傾向，提出“氣者，理之依也”，認為物質氣）是規律理）的基礎，同時強調“習成而性與成”，主張人性並非先天固定，而是在實踐中形成，為“經世致用”提供了哲學依據。
清代前期，統治者一方麵延續明代科舉製度，以程朱理學維係思想統治；另一方麵推行嚴酷的文化管控如文字獄），壓製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顧炎武、黃宗羲的著作被列為“禁書”，士子稍有“非議君權”的言論便會遭迫害。在這種高壓下，部分學者轉向“乾嘉學派”，專注於儒家經典的文字訓詁、版本考證，雖在學術考據上成就斐然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通過考據批判理學“以理殺人”），卻刻意回避現實政治，哲學思想的實踐性大幅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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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代晚期，隨著西方列強入侵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浪潮衝擊傳統思想體係，魏源、龔自珍等思想家在“經世致用”基礎上，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主張學習西方科技以抵禦外侮。此時的哲學思想已不再局限於傳統儒釋道框架，開始被動融入近代世界思潮，為中國傳統哲學向近代思想轉型埋下伏筆。
明清哲學雖曆經“固化—突破—再禁錮—啟蒙”的波折，卻始終圍繞“如何維係傳統倫理”與“如何應對現實危機”兩大命題展開，既守護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也在時代變局中孕育了新的思想可能，成為連接傳統與近代的關鍵思想橋梁。
而在歐洲各國，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於哲學思辨領域，便已開啟了對“世界本質”“人類理性”與“社會秩序”的係統性探索，構建起西方哲學的源頭框架，其思想深度與體係化程度，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早期高峰。
古希臘哲學的萌芽，始於對“宇宙本源”的追問。公元前6世紀的米利都學派，率先擺脫原始宗教的神創論束縛：泰勒斯提出“水是萬物的本源”，將世界的本質歸結為具體物質；阿那克西曼德則認為本源是“無限者”一種無固定形態的物質），突破了單一物質的局限；阿那克西美尼進一步提出“氣是本源”，主張氣通過稀散與凝聚形成萬物——這些樸素唯物主義觀點，標誌著歐洲人首次以理性而非神性解釋世界。
進入古典時期，古希臘哲學轉向對“人類自身”的探究。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拒絕探討宇宙本源，轉而專注“美德即知識”“認識你自己”，通過“產婆術”問答式辯論）引導人們反思道德與理性，為西方哲學奠定了“注重思辨與倫理”的傳統；柏拉圖繼承蘇格拉底思想，在《理想國》中構建“理念論”——認為現實世界是“理念世界”如正義、美、善的完美原型）的影子，同時設計了“哲學王統治”的理想社會模型，將哲學思辨與政治理想深度綁定；亞裡士多德則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他批判柏拉圖的“理念論”，主張“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提出“實體論”現實個體是第一實體），並創立邏輯學三段論）、倫理學中庸之道）、政治學城邦理論）等學科，其思想體係幾乎涵蓋當時所有知識領域，成為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古希臘後期至古羅馬時期，哲學思辨更側重“個體心靈的安頓”。斯多葛學派如芝諾、馬可·奧勒留）主張“順應自然與理性”，認為人的幸福在於服從宇宙規律邏各斯），即使麵對苦難也要保持內心平靜，這種“禁欲與堅韌”的倫理觀深刻影響了羅馬帝國的統治階層；伊壁鳩魯學派則倡導“追求快樂”，但並非感官享樂，而是“身體無痛苦，靈魂無紛擾”的精神安寧，主張通過理性規避恐懼如對死亡的恐懼）；而古羅馬自身的哲學貢獻，更多體現在對古希臘思想的繼承與應用——西塞羅將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的思想譯為拉丁文，傳播“自然法”理念認為法律應源於理性與正義，而非君主意誌），為羅馬法的完善提供哲學支撐；塞內卡、馬可·奧勒留等羅馬帝王的哲學著作如《沉思錄》），則將斯多葛學派的倫理思想轉化為治國與修身的實踐指南，讓哲學真正融入社會生活。
就在這之後不久，伴隨著封建王朝中世紀的到來，歐洲哲學思辨的重心從“理性探索”轉向“宗教神學”，進入了以“基督教神學為核心”的思想階段。此時，基督教成為中世紀歐洲的主流意識形態，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其核心任務不再是探究世界本質或人類理性，而是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合理性，為上帝的存在與教會的權威提供理論支撐。
中世紀早期510世紀），哲學思辨相對沉寂，奧古斯丁是這一時期的關鍵思想家。他在《懺悔錄》《上帝之城》中，融合柏拉圖的“理念論”與基督教教義，提出“原罪說”人類因亞當、夏娃的原罪而背負苦難）與“上帝之城”信仰上帝的靈魂所居的理想國度），主張“信仰先於理性”——隻有先信仰上帝，才能通過理性理解上帝的智慧，這種思想將理性完全置於信仰之下，奠定了中世紀神學哲學的基本基調。
中世紀中期1113世紀），隨著阿拉伯文化將亞裡士多德的著作重新傳入歐洲，經院哲學又稱“學院哲學”）興起，托馬斯·阿奎那是其集大成者。他在《神學大全》中，以亞裡士多德的“實體論”“因果論”為工具，係統論證上帝的存在如“第一推動者”“第一因”“必然存在者”等五路證明），主張“理性與信仰並不矛盾”——理性可以證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的奧秘如三位一體、道成肉身）仍需通過信仰領悟。經院哲學雖仍以神學為核心，卻重新激活了理性思辨，其“邏輯論證”的方法為後世哲學的複興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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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後期1415世紀），經院哲學逐漸走向僵化，部分思想家開始對“信仰至上”的傳統產生質疑。唯名論者如奧卡姆）批判經院哲學的繁瑣論證，主張隻承認個體事物的真實存在，否認“共相”如“善”“美”的抽象概念）的客觀實在性，這種對抽象思辨的懷疑，間接推動了哲學向“關注現實經驗”的轉向；同時，文藝複興運動在意大利興起，人文主義者如彼特拉克、薄伽丘）倡導“以人為本”，反對中世紀對人性的壓抑，主張恢複古希臘羅馬的理性與人文精神，為中世紀哲學的終結與近代哲學的開端如笛卡爾的理性主義）鋪平了道路。
歐洲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以“理性”為核心構建了西方哲學的基礎框架；而中世紀哲學雖以“神學”為主導，卻在信仰與理性的張力中完成了思想的過渡，兩者共同塑造了西方哲學“注重邏輯、關注個體與理性”的獨特特質，深刻影響了後世歐洲的文化、政治與社會發展。
與此同時，在同時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區，對於哲學思辨領域的認知理解與認識，雖因地理環境、文明形態差異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麵貌，卻同樣圍繞“宇宙本質”“生命意義”“社會秩序”三大核心命題展開，形成了多元共生的人類早期哲學脈絡，為世界文明貢獻了獨特的思想智慧。
古印度：以“解脫”為核心的精神哲學體係
古印度哲學始終與宗教信仰深度綁定，其核心目標是探索“如何擺脫生命苦難、實現靈魂解脫”，形成了以吠陀文化為根基、諸派並立的思想格局。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吠陀》時代，祭司階層便通過《梨俱吠陀》中的頌詩，提出“梵”宇宙終極實在）的概念，將世界視為“梵”的顯現，這一思想成為後來印度哲學的核心底色。
到公元前6世紀，“沙門思潮”興起，打破了婆羅門教的思想壟斷，誕生了諸多具有革新性的哲學流派。其中，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提出“四聖諦”苦、集、滅、道）與“八正道”，認為生命苦難源於“貪嗔癡”欲望與煩惱），唯有通過“戒定慧”道德實踐、心靈專注、智慧覺悟）才能實現“涅盤”解脫境界），其“緣起性空”的觀點一切事物皆由因緣和合而生，無固定不變的本質），既否定了“梵”的永恒實在性，也摒棄了唯物主義的片麵性，成為影響最深遠的東方哲學體係之一。
此外，耆那教主張“非暴力”不傷害一切生命）與“靈魂解脫”，認為通過嚴格的禁欲與道德實踐可擺脫輪回；數論派則構建“二元論”哲學，將世界分為“精神”神我）與“物質”自性），主張通過認知兩者的區彆實現解脫；瑜伽派則以“八支瑜伽”持戒、精進、冥想等）為實踐路徑，探索心靈控製與靈魂解脫的方法。這些流派雖觀點各異，卻共同塑造了古印度哲學“重精神內省、求生命解脫”的特質，其思想不僅深刻影響了印度社會，更通過佛教傳播至東亞、東南亞，成為世界哲學的重要分支。
阿拉伯世界：以“真理追尋”為核心的融合型哲學
阿拉伯世界的哲學思辨崛起於公元812世紀，在伊斯蘭教的文化框架下，融合了古希臘哲學、波斯思想與印度智慧，形成了以“調和信仰與理性”為核心的獨特體係。其思想起點是對《古蘭經》的闡釋——早期伊斯蘭學者在解讀經文時，發現經文對“安拉的獨一性”“世界的起源”等問題的表述需要理性論證，由此開啟了哲學思辨的探索。
其中，“穆爾太齊賴派”是早期理性主義的代表，主張以亞裡士多德的邏輯學為工具，論證“安拉的公正”與“人類的自由意誌”，反對將安拉擬人化，強調理性在理解信仰中的核心作用；而“艾什爾裡派”則在信仰與理性間尋求平衡，認為理性可輔助信仰，但不能超越信仰的邊界，其思想後來成為伊斯蘭教的正統教義之一。
到公元10世紀後，阿拉伯哲學進入鼎盛期，誕生了阿維森納伊本·西那）、阿威羅伊伊本·魯世德）等集大成者。阿維森納融合亞裡士多德哲學與伊斯蘭教義，在《治療論》中提出“存在與本質”的區分，認為“安拉是唯一的必然存在”，世界是安拉創造的“可能存在”，同時構建了“靈魂不朽”的論證體係，其思想不僅影響了阿拉伯世界，更通過翻譯傳入歐洲，成為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重要思想來源；阿威羅伊則致力於恢複亞裡士多德哲學的本來麵貌，主張“哲學與宗教殊途同歸”——哲學通過理性認識真理，宗教通過啟示引導大眾，其“雙重真理說”為後來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啟發。此外，阿拉伯學者還在數學、天文學、醫學等領域的探索中，融入哲學思辨，推動了“實證精神”的發展，成為連接東西方哲學的關鍵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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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以“宇宙和諧”為核心的實用型哲學
美洲地區的哲學思辨以瑪雅、阿茲特克、印加三大文明為代表，因與舊大陸文明隔絕，形成了完全獨立的思想體係，其核心是“探索人與自然、神靈的和諧關係”，注重實用性與儀式性，而非抽象的理論構建。
瑪雅文明的哲學思想體現在其天文曆法與宗教儀式中——瑪雅人通過精密觀測，製定了“太陽曆”與“長計數曆”，認為宇宙是循環往複的如每52年為一個“曆法循環”），人類的生存依賴於與神靈的和諧互動，因此通過祭祀、占卜等儀式祈求神靈保佑農作物豐收、社群安寧，其思想中“人與自然共生”的觀念，體現在對玉米神瑪雅人的主要糧食作物）的崇拜中，認為玉米是神靈賜予人類的禮物，人類需通過儀式回饋神靈。
阿茲特克文明則以“宇宙平衡”為核心哲學理念，認為世界由“太陽、月亮、星辰”等神靈支撐，而神靈的力量需要人類的“獻祭”包括血液、物品等）來維持，否則宇宙將陷入混亂。其思想中既有對宇宙秩序的敬畏，也包含對人類責任的認知——阿茲特克人相信，人類的生存使命是維護宇宙平衡，因此將祭祀儀式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形成了“以責任為核心”的倫理觀。
印加文明則以“太陽神崇拜”為核心，認為“印加王是太陽神的後裔”，世界是太陽神創造的和諧整體，而人類社會的秩序應模仿宇宙秩序——印加帝國的“郡縣製”“道路係統”等製度，正是對“宇宙層級秩序”的模仿，其哲學思想中“集體高於個體”的觀念，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如土地、財產歸集體所有，個體需為社群貢獻勞動，這種“重集體、求和諧”的特質，支撐了印加帝國的龐大統治。美洲文明的哲學雖未形成係統的理論著作，卻通過製度、儀式、藝術等形式融入生活，展現了人類對“宇宙和諧”的獨特思考。
非洲：以“社群與生命力”為核心的經驗型哲學
非洲地區的哲學思辨因文明發展不平衡，呈現出“多元分散”的特點，以埃及文明、西非部落文化為代表，其核心是“探索社群的凝聚力”與“生命的本源力量”，注重經驗總結與口頭傳承，而非抽象的邏輯論證。
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最早的成熟文明，其哲學思想體現在宗教信仰與喪葬文化中——埃及人相信“靈魂不朽”，認為人死後靈魂卡與巴）需經過審判才能進入來世，因此通過修建金字塔、製作木乃伊、撰寫《亡靈書》等方式，為靈魂來世生活做準備。其思想中“善惡有報”的倫理觀如奧西裡斯審判）、“人與自然共生”的觀念如對尼羅河的崇拜，認為尼羅河是生命的源泉），既反映了對生命意義的探索，也體現了對社群秩序的維護如強調對法老的忠誠，法老被視為神與人的中介）。
西非地區的部落文化如約魯巴族、豪薩族）則形成了以“社群為本”的哲學思想，核心概念是“烏賈馬”斯瓦希裡語，意為“大家庭”），認為個體的價值隻有在社群中才能實現，社群的和諧高於一切。約魯巴族提出“ashe”生命力）的概念，認為世界上存在一種普遍的生命力，通過祖先、神靈傳遞給人類，人類需通過祭祀祖先、遵守部落習俗來維係“ashe”的平衡；豪薩族則以“誠實、勇敢、互助”為核心倫理，通過口頭傳說如《豪薩史詩》）傳遞“社群團結”的價值觀。這些思想雖未形成係統的理論體係，卻通過部落製度、儀式、諺語等形式代代相傳，塑造了非洲文化“重社群、尊傳統”的特質。
同期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及非洲的哲學思辨，雖因文明背景差異呈現出不同形態，卻共同構成了人類早期哲學的“多元圖譜”——古印度追求“精神解脫”，阿拉伯世界調和“信仰與理性”，美洲探索“宇宙和諧”，非洲注重“社群凝聚”，它們與歐亞大陸的其他哲學體係相互輝映，共同推動了人類對世界與自身的認知，為後世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多元基礎。
而在東亞與東歐地區，除了中國以外，日本與朝鮮半島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這一時期，同樣在對應領域，留下了獨特印記——它們或深度吸納中國哲學的核心內核，結合本土文化改造創新；或在東正教、拜占庭文明與本土傳統的碰撞中，形成適配自身社會的思想體係，共同豐富了歐亞大陸的哲學思辨版圖。
東亞：日本與朝鮮半島——中國哲學的本土化改造與創新
東亞的日本與朝鮮半島，因與中國地理相近、文化交流頻繁，古代哲學思辨始終以中國思想為重要源頭，但並未簡單複製，而是結合本土社會結構與文化特質，形成了兼具共性與個性的思想形態。
日本：從“儒佛共生”到“武士道哲學”的演進
日本古代哲學的發展，始終圍繞“如何將中國思想適配日本社會”展開。公元6世紀後，佛教從中國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很快與本土“神道教”崇拜自然神靈與祖先）融合——聖德太子推行“冠位十二階”與“十七條憲法”，以佛教“慈悲”理念與儒家“仁政”“禮治”規範官僚行為，提出“以和為貴”的治國原則，首次將外來哲學與本土政治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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