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廉潔這四個字，落筆不過寥寥數筆，讀來亦朗朗上口，看似是人人都懂的簡單道理，實則如一張細密的經緯網，將個體品行、社會肌理與國家根基緊緊編織在一起。
從巷陌間的市井小店，掌櫃的不短斤少兩、不欺瞞老客，是“廉”；到企業裡的職員不貪汙公款、不泄露機密，是“潔”；再到機關單位的公職人員不徇私舞弊、不濫用職權，是“清正”。它從柴米油鹽的日常延伸至各行各業的運轉，從鄰裡街坊的信任維係，到社會秩序的公平基石，最終錨定在國家機構的公信力之上——小到一次窗口辦事的公正，大到一項政策落地的透明，清政廉潔都是藏在細節裡的“定心丸”。
即便置於國際視野，一個國家的廉潔形象，更是無聲的名片。它決定著國際合作中的信任度，影響著外資引入的信心，甚至關聯著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短期看，它是刹住歪風、守住底線的“防火牆”，能快速淨化局部環境；長期觀之，它更是滋養國家生命力的“活水”，讓政令暢通、民心凝聚，讓社會發展行穩致遠。
而在這之中，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是這張“經緯網”上的關鍵節點。普通人守住品行底線，是廉潔的“微細胞”；公職人員秉持初心使命，是廉潔的“主骨架”。二者環環相扣，才讓“清正廉潔”從四個字的理念，真正成為貫穿個體、社會與國家的堅實脊梁。
清政廉潔，從概念定義上來講，是指公職人員秉持公正立場、恪守職業操守，不貪腐、不徇私，以清明的政務和廉潔的品行履行職責，是現代社會治理對權力運行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公共權力是否正當行使的核心標尺。
然而，當我們嘗試從多角度多領域，以及更深層次的角度，深入探索其中蘊含的深層內涵時，便會發現，它遠不止“不貪錢、不徇私”的表層約束。從政治學維度看，它是國家治理體係的“免疫因子”，能防止權力異化侵蝕製度根基，確保政策始終圍繞公共利益落地；從社會學視角出發，它是社會公平的“平衡砝碼”，消解因權力尋租產生的資源分配不公，讓普通人能憑能力而非關係獲得機會；從文化層麵深挖，它更是一種穿透曆史的價值共識——從古代“公生明，廉生威”的為官箴言，到當代“權為民所用”的執政理念，清政廉潔始終承載著民眾對“公正”的樸素期待，是維係社會信任、凝聚民心的精神紐帶。它早已超越單純的道德規範，成為融製度、文化、民生於一體的係統性價值基石。
與此同時，人類對清正廉潔的認知、踐行與探索，始終縱貫古今、橫跨中外，無數思想巨擘與領域先驅為此傾注畢生心力。他們以洞見本質的哲學思辨、振聾發聵的箴言灼見、傳世不朽的典籍著述為炬，佐以躬身踐行的經典案例為徑，為這一領域層層撥開迷霧，最終鋪就出一條交織著智慧光芒與實踐溫度的深邃探索之路。
古代中國，孔子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錨定為官者的品行根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直言“廉者，政之本也”，將廉潔視為治國理政的源頭活水；包拯“不持一硯歸”的典故、海瑞“鐵麵無私辨忠奸”的實踐，更以生命踐行著“清政”的重量。而在西方，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統治者應摒棄私欲，以城邦福祉為唯一目標”，為廉潔政治勾勒出哲學藍圖；近代以來，英國通過《反腐敗法》構建製度約束，新加坡以“高薪養廉+嚴刑峻法”的雙重機製打造廉潔標杆，這些探索或源於道德自覺，或依托製度設計，卻都指向同一核心——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從竹簡上的治世箴言到現代社會的反腐體係，從個體的修身自律到國家層麵的製度構建，這條探索之路從未停歇。每一份思想結晶、每一次實踐嘗試，都如同螢火彙聚成炬，讓“清政廉潔”不再是抽象的道德符號，而是成為可感知、可踐行、可傳承的文明共識，照亮著人類社會追求公平與正義的前行方向。
而我們，站在這條智慧與實踐交織的探索路上，既是薪火相傳的繼承者，更是麵向未來的開拓者。我們不必隻仰望先賢的背影，更需將“清正廉潔”從典籍中的箴言、曆史中的案例，轉化為當下的行動準則——於公職者，是經手每一項事務時的“公心為上”，是麵對誘惑時的“初心如磐”；於普通人，是堅守職業底線的“清白做人”，是監督權力運行的“理性參與”。
這份傳承從不是機械的複刻，而是要在新時代的語境下賦予其新的生命力：用更完善的製度築牢“不能腐”的堤壩，用更鮮活的案例傳遞“不想腐”的信念，讓清正廉潔不再是遙遠的曆史符號，而是融入日常、紮根人心的生活底色。畢竟，這條探索之路沒有終點，我們每一次對公正的堅守、對私欲的克製，都是在為它續寫新的、更厚重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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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緩緩展開人類社會發展演進曆程曆史長河長卷並回望時，在中國、歐洲各國，乃至世界各國各民族各文明，在清正廉潔領域，都沉澱著各自獨特而深厚的治理智慧與實踐探索。
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與原始部落社會，在清正廉潔領域，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與原始部落社會，廉潔的雛形便已伴隨著公共權力的萌芽而悄然顯現。彼時，部落首領作為集體利益的代表，其權力的行使與資源的分配始終圍繞著族群的生存與發展，“公”成為權力運行的核心準則。
由於生產力水平有限，部落的食物、工具等物資需在成員間公平分配，首領往往以身作則，與民眾共同勞作、平均共享成果，不存在私有財產的過度積累，更無利用權力侵占公共資源的土壤。為了維護集體秩序，部落內部還會通過原始的民主議事機製，對首領及核心管理者的行為進行監督——若出現偏袒、私占等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便會通過部落大會等形式予以糾正，甚至罷免其職務。
這種基於生存需求與集體意識的樸素廉潔觀念，雖未形成係統的製度規範，卻蘊含著“權力屬於集體”“管理者需為民眾服務”的本質內核，成為人類文明在清正廉潔領域最初的精神積澱，為後世不同社會形態的廉政建設埋下了源於本能的價值伏筆。
與此同時，在中國廣袤大地上孕育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以及同時期世界各國各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遺址的洞穴岩壁畫、石製玉製乃至早期青銅金屬工具器皿，還有其他手工藝品中，對於清政廉潔領域的認知與認識，無疑都是有早期較為成熟且完整的“雛形化”體係。
在中國裴李崗文化遺址中，出土過一批打磨精細的骨匕，匕身刻著均勻的刻度。據考證，這些骨匕是部落分配獵物時的計量工具，刻度的統一意味著分配的公平——若有部落管理者試圖改動刻度多占份額，便會被族人群起抵製。這種以器物標準化維係分配公正的方式，正是早期對“不私占、均利益”的樸素表達。
磁山文化的糧倉遺址裡，考古人員發現了成排的窖穴，每個窖穴的容積相近，且都留有清晰的穀物遺存痕跡。更引人注目的是，窖穴旁的土層中出土了多枚刻有簡單符號的陶片，專家推測這是“倉管員”的身份標識，不同符號對應不同窖穴，意味著專人專管、責任到人。一旦發現穀物短缺，便能通過陶片追溯責任，這種“明晰權責”的管理方式，已暗含著對權力監督的原始思考。
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常見“魚紋”與“網紋”的組合圖案。學者研究發現，這類紋飾並非單純的裝飾，而是與部落漁業分配相關——“魚”象征獵物，“網”則代表集體勞作與共享。在半坡遺址的村落布局中，中心廣場旁的大房子是公共議事場所，牆上繪製的大型魚網紋彩陶，正是部落成員約定“捕獲之物共同分配、不允私藏”的視覺契約，用藝術的形式強化著“公利至上”的觀念。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上，常刻有細密的直線紋。這些農具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歸部落集體所有，直線紋的完整與否，標誌著使用者是否愛惜公共財物。若有人私自損壞骨耜或據為己有，便會被取消使用資格。這種將“愛護公物”與生存資源使用權掛鉤的規則，體現了早期對“公共資源不可私用”的約束意識。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隨葬品的數量與規格相對平均，尤其是代表權力的玉鉞，多出土於部落公共祭祀區而非私人墓葬。這說明當時的部落首領雖掌握管理權，卻未將公共權力轉化為私人財富，玉鉞的“公有屬性”恰恰反映了“權不私享”的社會共識。而龍山文化的黑陶“薄如紙、亮如漆”，這類精美的陶器多用於祭祀等公共活動，私人墓葬中罕見奢華器皿，暗含著對“節製私欲、重公輕私”的價值倡導。
良渚文化的玉琮上，神人獸麵紋莊嚴神秘，這類玉器作為溝通天地的禮器，由部落聯盟統一管控。反山遺址的“玉琮王”出土時，周圍伴隨的是大量用於農業生產的石器，而非私人珍寶，表明當時的統治者權力雖大，卻仍需以“保障集體生產”為核心職責，玉琮的神聖性與公共事務的關聯性，構成了對權力使用方向的隱性約束。
紅山文化的玉龍造型簡潔雄渾，多出土於祭壇遺址。作為部落的精神象征，玉龍的保管權屬於整個部落，而非某個個體。考古發現，玉龍的存放處往往有多個柱洞，推測是不同氏族代表共同看守留下的痕跡，通過“多方共管”防止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這種“分散保管、集體監督”的模式，是早期製衡權力的生動實踐。
放眼世界，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中，滾筒印章上的“楔形文字”常記錄著“神廟財物清單”，每一枚印章對應一位管理者，蓋章即代表對記錄負責，與大汶口文化的陶片責任標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古埃及的壁畫中，常有“稱量心臟”的場景，心臟的重量與真理羽毛相當，象征著生前是否公正履職，與仰韶文化用紋飾傳遞公利觀念一樣，都在用符號構建“廉潔即正義”的認知；美洲奧爾梅克文化的巨型石人像，麵部表情肅穆威嚴，考古學家認為這些人像象征著“不徇私情的管理者”，其統一的莊重形象，與紅山文化玉龍的集體象征意義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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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遠古的器物與紋飾，雖未形成係統的“清正廉潔”概念，卻以最質樸的方式，記錄著人類早期對“如何約束權力、如何分配資源、如何維係集體公正”的探索。它們是刻在石頭上的契約，是畫在陶土上的共識，是人類在文明曙光中，為“公”與“私”劃下的最初界限。
緊接著，伴隨著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生產關係進一步優化，生產工具性能的進一步提升，當人類社會逐漸脫離野蠻時代，逐步朝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發展演進時，在中國、歐洲各國，乃至世界各國各民族各文明，對於清政廉潔領域的認知實踐，也早已超越了原始社會的樸素共識，開始朝著體係化、製度化的方向逐步成型，成為維係階級統治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柱。
而在這一漫長的發展演進曆史進程中，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生產關係的深刻變革與生產工具的迭代革新，社會財富與資源的分配節奏日益加快。原先掌握大量資源與社會關係的階層，逐漸演變為占據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他們在通過剝削壓迫被統治階級攫取財富、鞏固自身地位並壟斷特權的同時，社會結構也隨著科舉製度的推行出現新的變量——這一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不同階層間的人才流動，為社會注入了些許活力。
與此同時，在此之餘，隨著私有財產的出現和國家機器的建立，權力逐漸集中於統治階級手中，“廉潔”不再僅僅是基於集體生存的本能選擇，更成為調節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緩和階級矛盾的關鍵議題。各國各文明紛紛通過建立明確的規章製度，界定官員的權力邊界與行為準則——從對貪腐行為的具體處罰標準，到專門監察機構的設置，再到對官員任職資格與品行操守的考核，廉政建設逐漸從模糊的道德倡導，轉變為具有強製力的製度規範。
然而，當權力高度集中且運作成本不斷降低，從帝王朝廷、中央與地方官府，到民間市井，貪汙腐敗一旦滋生蔓延，往往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醞釀成社會動蕩的危機。此時，天災人禍常被視作預警的信號，而底層民眾也會以起義的方式奮起反抗暴政與腐敗，渴望建立一個公正清明、官吏廉潔的生存環境。這種來自底層的呐喊與抗爭，與自上而下的整肅行動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反腐倡廉的內外驅動力，形成了遞推式的治理進程。在此過程中，人們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發展階段乃至不同領域的具體情況，不斷深化對“有限性”的認知與反思，探索出靈活多樣的治理方式，為後世清正廉潔的社會治理奠定了早期基礎。
而在思想學術及其他領域的先賢大師們的不斷努力下，針對廉潔治政的命題著書立說，留下了諸多深刻的典籍論述和著作典籍，而話本小說等文學領域的創作者，更是將此作為重要切入點，從清正廉潔、愛民如子的角度塑造了一係列深入人心的英雄好漢形象。他們以筆為刃，從多維度深入剖析社會的陰暗角落，不僅引發了大眾的強烈共鳴，更啟迪著人們對吏治清明、社會公正的深層思考。
在中國，早在夏商周時期，便已形成了初具雛形的廉政規範。夏朝的“政典”中記載：“昏、墨、賊，殺”，其中“墨”便是指官員貪贓枉法，這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對貪腐行為的明確刑罰規定。考古發現的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關於“臣正”官員）履職的記錄，如“不其賄”不得受賄）的占卜辭，可見當時已將廉潔作為官員品行的重要衡量標準。
周朝更是將“德政”與“廉潔”相結合，提出“以九德官人”，其中“廉直”“廉能”等標準被納入官員考核體係。《周禮》中詳細記載了“天官塚宰”下轄的“小宰”職責：“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這“六廉”不僅涵蓋了官員的品行、能力、敬業度，更將“守法”“公正”作為核心要求，形成了一套相對係統的廉政考核框架。當時還設有“司會”“職內”等官職，負責審核各級官府的財政收支，相當於早期的審計監督，若發現“賬實不符”，相關官員會被處以“削祿”“貶職”甚至“處死”的懲罰。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與思想勃興交織，諸子百家在爭鳴中圍繞“廉潔治政”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主張，為廉政思想的發展注入了蓬勃活力。儒家以“仁”為核心，倡導“為政以德”，將廉潔視為官員“修身”的重要環節，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強調統治者以身作則、廉潔自律的示範作用；孟子則進一步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官員的廉潔與否直接關係到民心向背，是維係統治的根本。
法家則更側重製度約束，商鞅提出“法令至行，公平無私”，主張通過嚴明的法律遏製貪腐，將“禁奸止過”作為法治的核心目標；韓非更是強調“民主治吏不治民”，認為隻有通過嚴格的考核、監督與獎懲機製，才能防止官員濫用權力，確保吏治清明。道家則從“無為而治”的理念出發，倡導統治者“去甚、去大、去奢”，反對過度聚斂財富，主張以簡約清廉的政風滋養社會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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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各國為在爭霸中占據優勢，也紛紛在實踐中探索廉政舉措。如齊國管仲改革中，通過“叁其國而伍其鄙”的行政劃分，明確官員職責，並設立“嘖室之議”接納民眾對官吏的批評；秦國則在商鞅變法後，製定嚴苛的《為吏之道》，對官員的廉潔行為作出具體規範，如“五善”中便有“清廉毋謗”的要求，對貪腐官員的懲處更是毫不手軟。這些思想主張與實踐探索相互碰撞、融合，不僅豐富了廉政建設的內涵，更推動了其從早期的製度雛形向成熟的治理理念過渡，為秦漢以後統一王朝的廉政體係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與實踐借鑒。
秦兩漢時期，隨著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與鞏固，廉政建設在製度架構與思想傳承的雙重推動下，形成了“禮法並用、製度嚴明”的鮮明特征，既延續了先秦的治理智慧，又根據帝國治理需求作出了開創性探索。
在製度建設上，秦朝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構建了高度集權的廉政管控體係。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全國推行郡縣製，通過“書同文、車同軌”規範行政運作，同時製定《秦律》對官員貪腐行為進行嚴厲界定——如《法律答問》中明確規定，官員“通一錢者，黥為城旦”，即受賄一文錢便要被處以臉上刺字並服苦役的重刑，這種“輕罪重罰”的立法理念，旨在以嚴刑峻法震懾貪腐念頭。此外，秦朝還設立“禦史大夫”一職，作為中央最高監察官，負責監察百官、彈劾不法，其下屬的禦史中丞、監禦史等官員，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監察網絡，確保權力運行受到約束。
西漢建立後，在繼承秦製基礎上，融入儒家“德治”理念，形成“禮法結合”的廉政模式。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三綱五常”納入官員道德規範，強調“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把廉潔品行與儒家“仁政”思想緊密綁定。同時，西漢進一步完善監察製度，在中央設禦史大夫，地方則推行“刺史製度”——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州部，每州設刺史一名，專門負責監察地方官員的“阿附豪強、貪汙受賄、苛暴百姓”等行為，刺史每年進京奏報，其監察結果直接影響官員的升遷罷黜。此外，西漢還通過“上計製度”考核官員政績，其中“戶口增減、錢穀出入、盜賊多少”等指標與廉潔表現掛鉤，若發現官員虛報政績、貪占賦稅，便會被處以“免官”“流放”等處罰。
在思想理論層麵，兩漢學者圍繞廉政命題展開深入闡釋，形成了係統的治政思想。賈誼在《新書·大政》中提出“民無不為本也”，認為官員廉潔是“民安其居”的前提，主張“吏為民之師”，強調官員需以廉潔表率引導社會風氣；劉向編撰的《說苑·政理》中，收錄了大量“清官廉吏”的案例，如“楊震四知”——東漢官員楊震拒絕下屬饋贈時直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一典故成為後世官員廉潔自律的精神象征。這些思想論述與實踐案例相互印證，將“廉潔”從單純的製度要求升華為官員的道德信條，形成了“製度約束+道德教化+監察問責”的三維治理體係。
秦漢時期的廉政建設，既適應了中央集權帝國的治理需求，又為後世封建王朝提供了製度藍本與思想資源——從禦史監察製度到官員考核機製，從“禮法並用”的治理理念到“以民為本”的廉潔導向，均對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連接先秦與魏晉南北朝廉政建設的重要橋梁。
隨後不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因政權更迭頻繁、士族門閥勢力膨脹，廉政建設呈現出“製度斷裂與思想堅守並存”的複雜態勢，在動蕩中延續著對清明吏治的探索。
在製度層麵，這一時期的監察體係因政權分裂而呈現碎片化特征。曹魏時期曾設“校事”一職，負責監察百官及地方官吏，但其權力過度膨脹，反而成為君主猜忌、打壓異己的工具，加劇了官場混亂；西晉統一後，雖恢複禦史台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卻因士族壟斷仕途，監察官員多出自高門，難以真正彈劾權貴，如西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雖任吏部尚書時力求公正，卻也不得不對士族利益有所妥協。南北朝時期，南朝梁設“禦史中丞”掌監察，陳朝則增設“監察禦史”，北朝北魏孝文帝改革時，通過“考課之法”考核官員，將“清勤”作為重要標準，但這些製度因戰亂頻繁、皇權衰弱，往往難以持續推行，貪腐現象在政權更迭間隙尤為突出，如東魏北齊時期，“民多流亡，吏多貪濁”成為社會常態。
思想層麵，儘管社會動蕩，儒家“廉潔”理念仍通過學者著述與士人言行得以傳承。西晉傅玄在《傅子·重爵祿》中提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得人之道，惟存公心”，強調官員需以“公心”摒棄私利，反對士族壟斷官場；南朝宋的範曄在《後漢書·循吏列傳》中專門收錄了東漢以來的清官事跡，如“一錢太守”劉寵——他任會稽太守時，清廉勤政，離任時僅受百姓饋贈的一文錢，雖象征性收下卻投入江中，以此彰顯廉潔，這一故事成為後世激勵官員的經典案例。此外，道教“無為而清”與佛教“慈悲濟世”的思想也與廉政理念相互融合，部分統治者如梁武帝蕭衍，雖晚年崇佛誤國，但早期也曾倡導“節儉治國”，反對奢侈貪腐，試圖以宗教倫理約束官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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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廉政實踐雖因社會動蕩而成效有限，卻也為隋唐大一統後的製度革新積累了經驗——如對禦史監察製度的調整、對士族特權的反思，以及對“廉潔”作為治政核心價值的堅守，均為後世王朝重建廉政體係提供了鏡鑒，成為從秦漢到隋唐廉政建設進程中的特殊過渡階段。
而在隋唐之際，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再度建立與盛世氣象的開啟，廉政建設在整合前代經驗的基礎上實現了製度化、體係化的重大突破，形成了“禮法完備、監察獨立、考核嚴明”的成熟治理模式，成為中國古代廉政體係的典範。
在製度架構上，隋朝率先奠定了三省六部製的行政基礎，將權力分割與製衡融入核心體製，其中尚書省下設的“吏部”專門負責官員考核與選拔，把“清廉”作為選官的首要標準，明確規定“有貪濁者，不得錄用”。同時，隋朝創設“禦史台”作為獨立監察機構，與行政、軍事係統並列，禦史大夫直接對皇帝負責，有權彈劾包括宰相在內的各級官員，形成了“台諫分立”的監察雛形。唐朝進一步完善這一體係，在禦史台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確——台院負責彈劾百官，殿院監察朝會禮儀，察院則派“監察禦史”分巡地方，號稱“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甚至可直接受理民眾對官員的投訴。這種“中央地方”垂直監察網絡，加上“諫官製度”的設立如諫議大夫、拾遺等職專門規諫皇帝過失），構建了全方位的權力監督機製。
法律規範方麵，《唐律疏議》作為中國古代法典的巔峰之作，對貪腐行為的界定與懲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細致程度。其中“職製律”專章規定了官員的廉潔義務，如“受財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受財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即使“坐贓致罪”非因職權收受財物）也有明確量刑，形成了“枉法重於不枉法，職權貪腐重於一般受賄”的量刑原則。這種嚴謹的法律規範，不僅為官員劃定了清晰的權力紅線，更通過“法不避親貴”的實踐如唐太宗時期嚴懲開國功臣長孫順德受賄案），彰顯了“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廉政決心。
考核與選官機製上，唐朝以“科舉製”為核心，打破士族門閥對仕途的壟斷，通過“身、言、書、判”四項標準選拔人才，其中“判”文書處理能力）中隱含對廉潔理念的考察；同時推行“考課法”，以“四善二十七最”為考核指標，“四善”之首便是“德義有聞”，而“清慎明著”清廉謹慎）更是重要評價維度，考核結果分為九等，直接決定官員的升遷、降職或罷黜。如著名清官魏征，任侍中期間以“犯顏直諫”聞名，更以“家素貧，宅無正寢”的清廉操守成為後世楷模，其事跡被載入《舊唐書·魏征傳》，成為科舉入仕者的精神榜樣。
思想層麵，唐朝統治者融合儒、法、道思想，提出“德主刑輔”的治理理念，將廉潔教育融入官學體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範》中強調“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把官員廉潔與王朝興衰緊密相連；著名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批判“貪暴之君”與“貪官汙吏”對社會的危害，主張通過“吏治清明”實現“民安其生”。這些思想論述與官方倡導相互呼應，使“廉潔奉公”成為官員的普遍價值追求，形成了“製度約束+道德自覺+文化浸潤”的多元治理格局。
隋唐時期的廉政建設，不僅造就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吏治清明的黃金時代，更構建了影響後世千年的製度框架——從三省六部製到禦史監察體係，從《唐律疏議》的法律規範到科舉考課的選官標準，均為宋、元、明、清曆代所繼承與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基石，也為世界文明提供了關於權力治理的東方智慧。
到了後來，在五代十國戰亂年代，政權更迭如同走馬燈，短短五十餘年間，中原地區先後曆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短命王朝，而南方及邊緣地區則分裂為十個割據政權。常年的兵燹戰亂與政治動蕩，使得此前建立的廉政製度幾乎徹底崩壞，廉潔治政的理念在權力的頻繁傾軋中被嚴重漠視，成為中國古代廉政建設進程中的一段低穀期。
在製度層麵，這一時期的監察體係形同虛設。各政權為了維係軍事統治，往往重武輕文，官員選拔多依賴軍功或親信舉薦，昔日的科舉取士與考科製度名存實亡。以後梁為例，朱溫為鞏固政權，大肆任用心腹武將擔任地方長官，這些官員憑借兵權肆意搜刮民財，“納賄徇私，蠹政害民”成為常態，而中央既無專門的監察機構約束，也無明確的法律條文規範，貪腐行為幾乎不受任何限製。即便是相對穩定的後唐，雖曾短暫恢複禦史台，卻因皇權受製於藩鎮，禦史彈劾往往流於形式，甚至因得罪權貴而遭貶殺，根本無法發揮監督作用。地方上，藩鎮割據勢力獨攬軍政財大權，節度使不僅掌控賦稅征收，更通過截留糧草、販賣私鹽等手段中飽私囊，形成“官匪合一”的貪腐格局，百姓在重稅與掠奪下流離失所，社會經濟瀕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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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層麵，儒家“廉潔奉公”的倫理觀念因社會動蕩而式微。戰亂中，“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功利主義取代了傳統道德準則，統治者多以嚴刑峻法壓製反抗，卻極少倡導廉潔操守。部分士人雖堅守氣節，如後周大臣王樸在《平邊策》中提及“吏治不清，則民不聊生”，主張整頓吏治，但在“兵荒馬亂、朝不保夕”的時代背景下，這類呼聲根本無法得到推行。文學作品中也多充斥著對戰亂與暴政的批判，如五代詞人韋莊在《秦婦吟》中描繪“千間倉兮萬絲箱，黃巢過後猶殘半”的殘破景象，間接反映出官員貪腐與戰亂對社會的雙重摧殘，卻難以再塑造出如“楊震四知”般的廉政典範。
不過，即便是在這一黑暗時期，仍有個彆統治者為鞏固統治進行了短暫的廉政嘗試。如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期間，推行改革，嚴厲打擊貪官汙吏，規定“官吏犯贓，雖未發覺，若能自首，免其罪”，若經查實，則“重杖處死”。他曾罷免貪贓枉法的懷州刺史薛溫，處死截留賦稅的供奉官郝光庭，一時之間使官場風氣稍有好轉。但這種改革多依賴君主個人意誌，缺乏製度支撐，一旦政權更迭便戛然而止。
五代十國的廉政崩壞，本質上是戰亂導致的製度解體與道德失範。但這一時期的曆史教訓也為北宋統一後的廉政重建提供了重要鏡鑒——北宋統治者正是在吸取五代“吏治腐敗致亡國”的教訓基礎上，才著力構建更為嚴密的監察製度與選官體係，推動廉政建設從低穀走向新的發展階段。
緊接著，在遼宋夏金元時期，隨著多民族政權並立與融合，廉政建設呈現出“製度多元創新與民族特色交融”的鮮明特點。不同政權基於自身統治需求，在借鑒前代經驗的同時，結合民族治理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廉政體係，推動廉政建設在多元格局中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