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製度細化與文官治理
宋朝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廉政建設側重通過完善製度防範文官集團腐敗。
監察體係：在中央設禦史台與諫院，合稱“台諫”，禦史可“風聞奏事”，直接彈劾百官；地方推行“通判”製度，通判有權監督知州行政與財政，號稱“監州”，形成“中央地方”雙重監察網絡。
法律與考核：修訂《宋刑統》，將“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等貪腐行為量刑細化，且明確“贓吏子孫不得仕宦”，以連坐製度震懾貪腐；考核上以“四善三最”為標準，“清謹”“廉勤”是核心指標，考核結果與升遷直接掛鉤。
思想與實踐：程朱理學興起，將“廉潔”與“天理”綁定，強調官員“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自覺；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念、包拯“鐵麵無私”彈劾權貴的事跡，成為文官廉潔的精神象征，《嶽陽樓記》《包孝肅公奏議》等著作更將廉政思想融入文化傳承。
遼金夏：民族特色與製度借鑒
遼、金、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則在漢化與本民族傳統結合中探索廉政路徑。
遼朝：采用“南北麵官製”，對漢族地區沿用唐宋監察製度，設禦史台；對契丹部落則通過“惕隱”“夷離堇”等官職，以部落傳統倫理約束貴族行為，禁止“貪暴擾民”。
金朝：漢化程度最深，仿宋製設禦史台與諫院，同時製定《泰和律》，規定“官吏犯贓，除名仍永不敘用”，量刑較宋朝更重；金世宗完顏雍提倡“節儉治國”，自身“服禦器物，往往仍用舊物”，並要求官員“清廉自守”，形成一時清明政風。
西夏：在漢儒影響下，設“禦史台”掌監察，《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專門列“貪贓”條款，對受賄官員根據數額處以“杖刑”“流放”甚至“死刑”，同時融合黨項族“尚武崇儉”的傳統，反對官員奢侈貪腐。
元朝：大一統下的製度整合
元朝作為大一統的少數民族王朝，廉政建設在整合中原與蒙古舊製中形成獨特體係。
製度架構：中央設禦史台為最高監察機構，下轄江南、陝西兩個行禦史台，地方設“肅政廉訪司”，形成覆蓋全國的監察網絡，且賦予禦史台“彈劾中書省、樞密院官員”的權力，監督範圍空前擴大。
法律與選官：頒布《元典章》，將“貪腐”列為重罪，規定“官吏受贓，輕者杖決，重者處死”，並首創“贓罪十三等”的量刑標準；選官上雖以“蒙古人為首，色目人次之”，但也通過“科舉取士”吸納漢族儒生，要求應試者“品行端方，無貪濁記錄”。
局限與反思：元朝後期因民族壓迫加劇、權臣專權，監察製度逐漸失效，“官吏貪腐成風，民不聊生”成為元末農民起義的重要誘因，也為明朝廉政製度的革新提供了教訓。
遼宋夏金元時期的廉政建設，既體現了漢族傳統製度的延續性，又融入了少數民族的治理智慧，其多元探索與得失經驗，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內涵，更為明清時期形成更為成熟的廉政體係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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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緊隨其後的明清兩代，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階段，廉政建設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朝著“製度空前嚴密與皇權高度集中相結合”的方向發展，既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治理體係，也暴露了封建專製製度下廉政建設的內在局限。
明朝：重典治腐與製度強化
明朝以“重典治國”為理念，將廉政建設與皇權專製緊密綁定，試圖通過嚴刑峻法與精密製度遏製腐敗。
監察與權力製衡：中央廢除丞相製度，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同時設都察院為最高監察機構，下轄十三道監察禦史，負責巡視地方、彈劾百官；又設六科給事中，專門監督六部行政，形成“科道並立”的監察格局。此外，明朝還創設“廠衛製度”東廠、西廠、錦衣衛），由宦官統領，直接聽命於皇帝，可越過司法機構監察官員，雖在短期內起到反腐震懾作用，卻也因權力濫用加劇了官場恐怖與黑暗。
法律與懲戒：頒布《大明律》與《大誥》，對貪腐行為量刑極重，規定“受財枉法八十貫絞”，且創設“剝皮實草”之刑——將貪腐官員剝皮後填充稻草，置於公堂之上警示繼任者，其嚴苛程度前所未有。同時推行“贓吏永不敘用”製度，甚至牽連子孫，形成“不敢貪、不能貪”的高壓氛圍。
選官與考核：科舉製度進一步完善，實行“八股取士”，雖在思想上僵化束縛，卻也通過標準化考試擴大了人才選拔範圍，且明確“品行端方”為應試首要條件；考核上以“考滿”“考察”為核心，“考察”每六年一次，分“京察”考核京官）與“外察”考核地方官），凡“貪、酷、浮躁、不及”者均會被罷黜，考核結果直接與仕途掛鉤。
思想與實踐：程朱理學成為官方正統思想，朱元璋親自編撰《禦製大誥》，要求官員百姓皆習讀，將廉潔教育融入日常教化；海瑞“抬棺罵嘉靖”、清廉自守的事跡廣為流傳，其《治安疏》中批判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的尖銳言論，成為明朝官員廉潔抗爭的精神象征。
清朝：繼承與僵化並存
清朝基本沿襲明朝廉政製度，同時結合滿族統治特點進行調整，後期因封建製度衰落，廉政體係逐漸崩壞。
製度繼承與調整：中央設都察院，保留“科道”監察體係，同時增設“軍機處”，作為皇帝決策核心，進一步強化皇權對行政與監察的掌控；地方推行“督撫製度”，賦予總督、巡撫監察地方官員的權力，形成“中央地方”垂直管理網絡。此外，清朝嚴禁宦官乾政，廢除明朝“廠衛製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宦官專權引發的腐敗。
法律與治理：修訂《大清律例》，繼承明朝“重典治腐”理念，對貪腐行為的界定與懲處更為細致，如區分“因公受賄”與“因私受賄”，量刑更具針對性；康雍乾時期，多次開展全國性“整貪運動”，雍正帝推行“耗羨歸公”製度，將地方官員征收賦稅時的額外盤剝耗羨）收歸國庫，再以“養廉銀”形式發放給官員，試圖以“高薪養廉”遏製貪腐，但後期養廉銀逐漸淪為官員額外收入，反而加劇了腐敗。
後期的崩壞與反思：晚清時期，封建製度走向衰落，官場腐敗日益嚴重。鴉片戰爭後，巨額戰爭賠款與洋務運動中的權力尋租，使得貪腐現象達到頂峰，如李鴻章創辦洋務企業時的“回扣”醜聞、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中飽私囊”導致軍備廢弛等，成為清朝滅亡的重要誘因。同時，隨著西方思想傳入，一些開明人士開始反思封建廉政製度的局限性，提出“興民權、設議院”的主張，試圖以民主製度約束權力，但在封建專製的頑固阻力下未能實現。
明清兩代的廉政建設，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廉政體係的集大成者，其“重典治腐”“科道監察”等製度設計，在一定時期內維護了統治秩序與社會穩定。但由於皇權高度集中的本質局限，廉政建設始終依賴君主個人意誌與封建倫理約束，缺乏民主監督與權力製衡的根本保障，最終隨著封建製度的衰落而走向崩壞。這段曆史既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製度經驗，也深刻揭示了“權力不受製約必然導致腐敗”的永恒規律，成為中國近代探索廉政建設新路徑的重要曆史鏡鑒。
而在歐洲各國，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於清正廉潔領域的認知與實踐，便已植根於城邦民主與共和製度的土壤中，形成了與東方文明迥異卻同樣具有開創性的治理雛形。
古希臘的廉潔理念與城邦民主緊密相連。在雅典，公民通過公民大會直接參與國家治理，官員多由抽簽或選舉產生，且任期短暫如執政官任期僅一年），這種製度設計旨在防止權力過度集中滋生腐敗。同時，雅典設立“陶片放逐法”，公民可通過投票將涉嫌濫用權力、貪汙受賄的官員放逐出境，以極端方式維護政治清明。古希臘哲學家們也從倫理層麵闡釋廉潔的價值，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哲學家國王”的構想，強調統治者需以“智慧、正義、節製”為美德，摒棄私利；亞裡士多德則在《政治學》中主張“法治優於人治”，認為明確的法律規範是遏製官員腐敗的關鍵，這些思想為廉潔治政提供了早期理論支撐。不過，古希臘的廉潔實踐局限於城邦公民內部，奴隸與外邦人被排除在外，且隨著城邦衰落，貴族專權與腐敗現象日益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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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的廉政建設則在共和製向帝製的轉型中呈現出動態變化。共和早期，羅馬設立“元老院”“執政官”“保民官”等機構，形成權力製衡格局。為防止官員貪腐，羅馬製定了《十二銅表法》，其中明確規定“官吏受賄，除沒收財產外，還需處以死刑或流放”，量刑嚴苛。同時，羅馬實行“財務官”製度，專門負責審核國家財政收支，對官員貪汙公款的行為進行嚴格監督。然而，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皇權逐漸膨脹，共和製瓦解，官員腐敗問題愈發嚴重。尤其是帝國後期，官僚體係龐大臃腫，地方官員與軍隊將領通過搜刮行省財富、截留稅收中飽私囊，甚至出現“賣官鬻爵”的公開交易，如皇帝康茂德時期，官職標價明碼實價，腐敗滲透到帝國統治的各個角落，成為羅馬帝國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這之後不久，伴隨著封建王朝中世紀的到來，歐洲社會陷入長期的分裂與動蕩，宗教勢力與世俗王權相互交織，廉政建設也呈現出“神權約束與世俗腐敗並存”的複雜態勢。
中世紀前期，基督教教會成為歐洲社會的精神核心與實際管理者之一，教會以“原罪論”“禁欲主義”為教義，倡導官員與信徒摒棄貪欲，踐行“廉潔、謙卑”的美德。教會設立“宗教裁判所”等機構，不僅監管宗教事務，也對世俗官員的道德行為進行監督，試圖以神權權威遏製腐敗。然而，隨著教會勢力的膨脹，自身腐敗問題也日益暴露。中世紀後期，教會擁有大量土地與財富，神職人員利用職權大肆斂財，如出售“贖罪券”信徒購買贖罪券即可赦免罪孽）、收取高額“什一稅”，甚至出現教皇買賣聖職的“siony”醜聞，教會的廉潔形象徹底崩塌，成為宗教改革的重要導火索。
世俗封建王朝的廉政建設則因王權衰弱、封建割據而舉步維艱。中世紀歐洲沒有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各地封建領主擁有獨立的軍政財權，國王對地方的控製力薄弱。封建領主為維護自身統治，往往縱容下屬官員掠奪農民與商人，“苛捐雜稅”“權力尋租”成為常態。例如，14世紀的法國，地方貴族與官員相互勾結，通過截留王室稅收、壟斷食鹽貿易等手段中飽私囊，農民在重稅與壓迫下頻繁起義。儘管部分國王曾嘗試整頓吏治，如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頒布《威斯敏斯特條例》，規範官員司法與財政行為，但由於缺乏強大的中央集權與完善的監察體係，這些舉措往往流於形式，無法從根本上遏製腐敗。
中世紀歐洲的廉政困境，本質上是封建分裂、神權與王權衝突的產物。但這一時期的曆史也為後世歐洲廉政建設提供了重要教訓——隨著文藝複興、宗教改革與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歐洲社會開始重新審視權力與道德的關係，為近代民主製度與廉政體係的建立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在同時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區，對於清正廉潔領域的認知理解與實踐，因地域文明的獨特性呈現出多元形態，既植根於本土宗教倫理與社會結構，也留下了各具特色的治理印記。
古印度：宗教倫理與種姓製度的雙重影響
古印度的廉潔理念深度融合於宗教教義與種姓社會秩序中。在婆羅門教與佛教的影響下，“達摩”法）成為核心倫理準則，強調統治者需以“正義、仁慈、節製”治理國家，摒棄貪欲。例如，孔雀王朝時期，阿育王在《岩石敕令》中明確規定官員需“公正執法，不得勒索百姓”，並設立“達摩摩訶馬特拉”宗教監察官），負責監督官員行為與宗教事務，試圖以宗教權威約束權力。
但古印度的種姓製度也為廉政實踐帶來局限。社會分為婆羅門祭司）、刹帝利統治者）、吠舍商人）、首陀羅勞動者）四大種姓，官員多來自刹帝利階層，其權力合法性源於種姓特權，普通民眾缺乏監督渠道。同時，隨著後期王國分裂與地方割據，貴族與官員通過壟斷土地、征收重稅中飽私囊，如笈多王朝末期，地方藩王截留王室稅收，甚至強迫農民為其服勞役，腐敗現象日益嚴重，最終加速了王朝衰落。
阿拉伯世界：伊斯蘭倫理與帝國治理的結合
阿拉伯世界的廉政建設以伊斯蘭教教義為核心，形成了“宗教倫理+行政規範”的治理模式。伊斯蘭教倡導“天課”製度富人需將部分財產捐贈給窮人），強調“公正、廉潔、慷慨”是統治者的基本美德，《古蘭經》中明確禁止“受賄、侵占公物”，將貪腐視為“違背真主意誌”的罪惡。
在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與阿拔斯王朝）時期，廉政製度進一步完善。阿拔斯王朝設立“維齊爾”宰相）統管行政，同時創設“秘密警察”穆哈塔比爾），負責監察官員貪腐與叛亂行為；財政上實行“迪萬”財政部）製度，統一管理稅收與國庫收支，對官員貪汙公款的行為處以“斷手”“流放”等重刑。例如，哈裡發哈倫·拉希德時期，曾嚴厲懲處截留稅收的埃及總督，將其財產沒收並返還民眾，一時之間官場風氣較為清明。但帝國後期，隨著地方總督權力膨脹與王室奢侈腐化，廉政體係逐漸崩壞，如9世紀末的巴士拉地區，官員與商人勾結壟斷香料貿易，百姓苦不堪言，成為帝國分裂的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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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地區：印第安文明的樸素廉潔觀
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如瑪雅、阿茲特克、印加）因地理隔絕，形成了獨立於歐亞文明的廉潔認知，多以部落倫理與神權統治為基礎。瑪雅文明中，祭司與貴族組成的統治階層以“神的代言人”自居，宣稱需“廉潔奉公以取悅神靈”，禁止官員掠奪部落財產，若有違規，將被祭司判處“獻祭”或“流放”。但瑪雅城邦之間的戰爭頻繁，勝利方往往會掠奪戰敗城邦的財富與奴隸，使得廉潔理念僅局限於本部落內部。
印加帝國的廉政實踐更為係統。帝國實行“王土王民”製度，土地與財產歸國家所有，官員由皇帝直接任命，需定期向中央彙報政績。為防止腐敗，印加設立“巡回監察官”tokoyrikoq），由皇帝親信擔任，負責巡視地方、核查財政，若發現官員貪汙或濫用職權，將被處以“死刑”，其財產充公。同時，印加推行“互助製”ayni），要求官員與民眾共同參與農業生產與公共工程，倡導“勤勞節儉”的價值觀。但這種製度依賴於皇帝的絕對權威，隨著帝國擴張與王室內部權力鬥爭，後期官員開始私下侵占土地與財富，如16世紀初的庫斯科地區，地方官員隱瞞稅收，導致中央財政空虛，為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
非洲地區：部落傳統與王國治理的交融
非洲地區的廉政認知與部落社會結構緊密相關。在眾多部落聯盟中，首領由部落長老選舉產生，需遵循“集體利益至上”的傳統，禁止以權謀私，若違反，長老會議有權將其罷免。例如，西非的豪薩城邦中，首領埃米爾）需定期向長老會議彙報財政收支，若被發現貪汙部落公共財產，將被剝奪權力。
在較大的王國如加納王國、馬裡王國、桑海王國）中，廉政製度更為成熟。馬裡王國的國王曼薩·穆薩以“清廉與慷慨”聞名，他在朝聖途中曾大量施舍黃金，卻嚴格要求官員不得侵占國家財富，設立“財政大臣”專門管理稅收與貿易，對貪汙者處以“沒收財產”或“流放”。桑海王國則推行“行省製度”，地方總督由國王任命，需每年向中央繳納貢賦，國王通過“信使係統”實時監控地方動態，防止總督腐敗。但非洲多數王國缺乏長期穩定的中央集權，隨著外部貿易如奴隸貿易）的衝擊與內部部落衝突，廉政體係逐漸瓦解，如18世紀的貝寧王國，部分貴族與歐洲殖民者勾結，通過販賣奴隸牟取暴利，徹底違背了傳統的廉潔理念。
這些地區的廉政實踐雖因文明發展階段與社會結構不同而存在差異，但均體現了對“權力約束”與“公共利益”的追求，其經驗與教訓也成為世界廉政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東亞與東歐地區，除了中國以外，日本與朝鮮半島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這一時期，同樣在對應領域，留下了獨特印記。
東亞地區：日本與朝鮮半島的廉政實踐
日本：古代日本的廉政體係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同時融入本土武士道精神與神道教倫理。大化改新7世紀）後，日本效仿唐朝三省六部製，設立“太政官”統管行政，下設“彈正台”作為最高監察機構，負責彈劾官員貪腐與失職，其職責與中國禦史台相似。平安時代7941185年），《養老令》中明確規定“官吏受贓，一尺以上徒一年，八匹以上絞”，量刑嚴苛。中世紀的武家政權如鐮倉幕府、江戶幕府）則以“禦家人製度”為核心，武士階層需對幕府將軍效忠，若存在貪汙軍餉、掠奪百姓等行為，將被剝奪領地甚至處死。但江戶幕府後期，商品經濟發展催生了“町人文化”，部分官員與商人勾結，出現“賄賂公行”的現象，成為幕府衰落的重要原因。
朝鮮半島：朝鮮半島的廉政建設同樣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高麗王朝9181392年）效仿宋朝設立禦史台，監察百官；李朝13921910年）進一步完善製度，設“司憲府”“司諫院”，合稱“台諫”，負責彈劾與諫諍，同時推行“科舉取士”，以“品行端正”為選官首要標準。李朝世宗時期14181450年），頒布《經國大典》，對官員貪腐行為的懲處細化到“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等類彆，且規定“贓吏子孫不得應試”。但李朝後期，黨爭激烈如東黨、西黨之爭），官員為爭奪權力相互傾軋，貪腐現象日益嚴重，如19世紀的“大院君”執政時期，賣官鬻爵成風，最終導致國家積貧積弱。
東歐地區：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的廉政探索
俄羅斯：古代俄羅斯的廉政建設與東正教倫理、沙皇專製製度緊密相關。基輔羅斯時期913世紀），東正教傳入後，教會以“禁欲、公正”為教義，約束王公貴族行為，若有貴族貪汙勒索百姓，教會有權對其進行“絕罰”開除教籍）。莫斯科公國崛起後，沙皇伊凡四世16世紀）設立“特轄製”，通過秘密警察奧普裡希尼基）打擊腐敗貴族，沒收其財產。彼得一世改革18世紀初）時期，效仿西歐建立中央集權官僚體係，設“元老院”為最高行政與監察機構，對官員實行“考核晉升製”，但由於沙皇權力高度集中，監察製度最終淪為皇權打壓異己的工具。19世紀的俄國農奴製改革後，資本主義發展催生了新的腐敗形式，如政府官員在鐵路建設、土地兼並中收受賄賂，成為1917年革命的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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