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紳豪族，懼於淫威，多有屈從。
未幾，陸仲亨竟得諸多礦山。
自此，其於晉地礦業，漸握重權，肆意謀利，行徑愈發張狂無忌。
至於煤礦開采與加工之術，華克勤已遣人往遼東學藝，待其學成歸來，便可施行。
華克勤欲以煤礦興山西，若陸仲亨肯稍予微利，哪怕僅從指縫間漏出些許，華克勤為興晉事，亦不愁不應允。
應天府內，劉伯溫、宋濂等一眾大儒齊聚，共商擬定科舉考卷之事。
遼東之地，常孤雛於係統商城兌得科舉考試綱要，經整合而成《三年科舉五年刷題》。
遼東諸學子，自此日夜刷題不輟。彼輩於科舉，雖非皆全心投入，然亦有欲入仕為官者。
非為貪慕官爵，實念大明他處，亦當傳布遼東政略，俾四方百姓皆得享安樂之境。
遼東學子，覺悟頗高，為百姓效力之心，已深植於骨血。
山東曲阜孔氏，聞遼東學子秉燭夜讀、臨考抱佛腳，不禁哄然大笑。
科舉所考，乃儒家經典。遼東與孔家交惡，無儒林碩儒前往傳道授業，此番科舉，遼東眾人必敗無疑！
且遼東之新學，棄祖忘本，狂悖無道，實乃荒謬至極！
曲阜孔家，素以儒家正統自恃，堅以為儒家學子，當專習儒家經典。於彼而言，儒家經典乃聖人之言，載道傳世，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本。
至於算學、農學之術，孔家視其為旁門左道。
算學雖有計數之用，然於大道之宏旨無補；農學雖關乎民生，然非士子修身進德之要途。
孔家秉持古訓，以為儒家子弟，當誌於道，遊於藝，所遊之藝，亦當以禮、樂、射、禦、書為本，而非沉溺於算學、農學此類技藝之末流。
蓋孔家堅信，唯深研儒家經典，方能體悟聖人之道，以正心誠意，致君堯舜，而算學、農學等，不過是役於器物之術，豈可為儒家學子所重，以免淆亂正道，誤入歧途。
曲阜孔家，篤信儒學於治國理政，至關重要且不可或缺。其以為，儒學乃聖人所傳之道，內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至理。
於治國一端，儒學首重“仁政”。君王以仁為本，待民如子，輕徭薄賦，使百姓安居樂業，此為邦國穩固之基。如《論語》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以道德為引領，君主率先垂範，上行下效，則民風歸正，天下鹹服。
再者，儒學倡“禮”。禮者，規範社會秩序之綱紀。從朝堂之儀至民間之俗，皆以禮為準則，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彆，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下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社會方能井然有序，無悖逆之亂象。
且儒學育人以“義”。為官者懷忠義之心，謀國之利，不圖私利，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此，朝堂之上，賢能輩出，同心輔弼，國家昌盛可期。
孔家堅信，若無儒學之指引，治國便如無舵之舟，失其方向；民眾亦如散沙，無所歸依。故儒學於治國，實乃重中之重，須臾不可離也。
或言儒學於治國，亦存弊端。其一，儒學重古崇聖，多泥古製。治國之道，貴乎因時製宜，然儒者常執守舊章，遇新變而難通融。如變革之際，動輒以祖宗之法、聖人之言相阻，致新政推行維艱，錯失革新圖強之機。
其二，其禮教森嚴，等級分明。雖能維一時之序，然久則易抑民之性靈。下者因禮之桎梏，言行舉止皆受拘限，才情難展；上者或恃禮而驕，疏離民眾，上下隔閡，不利民情上達，易生壅蔽之患。
其三，儒學尚德治而輕法治。以德化民，固為美事，然人性複雜，非皆能自律於德。僅賴德治，遇奸佞之徒、不法之輩，則懲治無力，致國法威嚴不彰，社會治安難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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