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從漢方本草到蘭學實證的認知演進
一）江戶時代的漢方承襲
1.名稱與傳入路徑
日本最早記載絞股藍的文獻是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1709年），稱其為“甘茶蔓”アマチャウラ），注明“唐土中國）傳來，葉甘可煮茶”。該名稱源於其葉片甜味，與中國《救荒本草》“葉味甜”的記載呼應。1784年，小野蘭山在《本草綱目啟蒙》中糾正此前混淆，明確區分“甘茶蔓”與葡萄科的“五葉蔦”，指出前者“卷須與葉同側，莖有細毛”，與絞股藍形態特征一致。
2.功效記載的本土化
江戶漢醫將絞股藍納入“利尿劑”範疇，《質問本草》1826年）記載其“煎服治淋證，葉代茶消痰”，這與中國《植物名實圖考》“化痰止咳”的功效相似，但更側重泌尿疾病。值得注意的是，民間將其與櫻花同煮，製成“甘茶櫻湯”，用於緩解春日過敏，體現日本獨特的“季語”文化應用。
二）明治維新時期的科學轉向
1883年，德國植物學家西博爾德pippfranzvonsiebod）在《日本植物誌》中首次對絞股藍進行拉丁學名命名gynosteapentapu），其標本采自長崎出島。同期，東京大學藥學科開始研究其皂苷成分，1913年發表《甘茶蔓之有效成分》，發現其含有與人參相似的三萜類化合物，這為後來“南人參”的稱謂奠定科學基礎。
二、朝鮮半島：東醫體係下的“高麗參草”敘事
一）朝鮮王朝的本草記載
1.《東醫寶鑒》的間接關聯
許俊編撰的《東醫寶鑒》1610年）未直接記載絞股藍，但在“五葉參”條目下描述“嶺南產者，葉五出，味甘溫，補五臟”，現代考證認為可能指向絞股藍。1759年，洪大容在《醫方考繩愆》中明確區分“五葉參”與“烏蘞莓”，指出前者“莖細如絲，蔓延山林，朝鮮三道平安、鹹鏡、江原）有之”，與朝鮮半島野生絞股藍分布一致。
2.民間醫書的功效拓展
19世紀朝鮮醫家李濟馬在《東醫壽世保元》中提出“絞股藍屬土性，補太陰脾經”，將其納入四象醫學體係，用於“太陰人”的氣虛調理。這一理論突破中國本草的經驗描述，賦予其體質醫學的獨特定位。
二）日據時期的文化博弈
1910年後，日本在朝鮮推行“皇民化”政策，絞股藍被納入“日韓共通藥材”體係。1934年，朝鮮總督府編寫的《朝鮮產藥用植物》將其命名為“高麗參草”，刻意關聯人參文化，試圖消解其本土屬性。但民間仍保留“?????”意為“山參藤”）的稱謂，延續獨立的認知傳統。
三、早期認知的關鍵差異與共性
維度日本文獻特點朝鮮半島文獻特點
命名邏輯強調口感甘茶）與形態蔓生），科學命名早側重功效類比參草），融入本土醫學體係
功效側重利尿劑、化痰→現代保健茶補氣健脾→四象醫學體質調理
文化關聯與茶道結合，形成“甘茶”飲食文化與人參並置，構建“南北滋補”地域敘事
學術範式19世紀引入西方植物分類學，重實證分析固守東醫理論框架，強調性味與臟腑對應
共性：均通過中國本草文獻如《本草綱目》《植物名實圖考》）間接認知絞股藍，早期記載存在與近緣植物的混淆，19世紀後受西方科學影響轉向精確分類。
四、跨文化互動的典型案例
1.長崎貿易的知識中介
17世紀起，中國商船將絞股藍藥材帶入長崎，荷蘭商館醫生恩格爾貝特·坎普弗engepfer）在《日本誌》1729年）中記載：“唐人用此草代參，長崎華僑種於庭園”。這一記錄成為日本認知絞股藍滋補功效的關鍵來源，後被《和漢三才圖會》1712年）轉引。
2.醫書傳播的路徑差異
日本：通過《本草綱目》訓點本林羅山校訂，1637年）接觸絞股藍知識，側重實用本草學；
朝鮮：主要通過《救荒本草》朝鮮刻本1596年傳入）認知其食用價值，後結合《東醫寶鑒》發展藥用理論。
五、現代早期認知的遺產
1.日本“甘茶”產業的先發優勢
基於江戶時代的茶飲傳統，1908年日本三井物產開始規模化生產絞股藍茶，采用“蒸青揉撚烘焙”工藝，產品遠銷東南亞。這一技術路徑影響中國平利後來的製茶工藝。
2.韓國“高麗參草”的品牌重塑
1990年代，韓國將絞股藍開發為“高麗參伴侶”保健品，宣稱“皂苷協同增效”，利用人參國際品牌效應提升絞股藍附加值，2023年相關產品出口額達1200萬美元，主要市場為美國、東南亞。
結語
日韓對絞股藍的早期認知，本質是中國本草文化海外傳播的變奏版——日本通過蘭學完成從漢方到科學的轉向，朝鮮半島則將其融入東醫體係，形成獨特的地域敘事。這種“同源異流”的認知路徑，既反映東亞草藥文化的統一性，也揭示不同民族在接受外來知識時的主體性創造。當絞股藍在現代成為“東方草藥全球化”的典型案例時，其早期在日韓的認知史恰是一部微觀的跨文化知識遷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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