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還在響，丁義珍沒接，隻是把它翻了個麵扣在副駕座上。
車窗外的雨已經停了，路麵上的水窪映著灰白的天光，像一塊塊沒擦乾淨的玻璃。
他看了眼時間，七點二十三分，機場高速的車流開始多了起來。
周叔的電話半小時前就打過來，說車在航站樓外等著，走貴賓通道，不碰記者。他點頭，沒多問。這種事，周叔比他熟。
車進黨校東門的時候，他才把手機塞回兜裡。門衛看了眼證件，抬杆放行。沿路兩排梧桐，葉子被前夜的雨打落了一地，掃得不徹底，車輪碾過去，沙沙響。
宿舍是三號樓二樓，單人單間，空調能用，熱水穩定。他放下行李，拉開窗簾。樓下是個小操場，幾個穿運動服的人在慢跑，動作規整得像廣播體操。
報到時，工作人員看了眼名單，又看了他一眼：“您就是丁縣？住三樓的套間已經準備好了。”
“不用，這間就行。”
“可這是普通學員房。”
“我來聽課，又不是來住賓館的。”
對方愣了下，沒再堅持。遞來一疊資料，課程表、紀律守則、作息時間，還有一本《中青年乾部培訓班學習手冊》。他翻了兩頁，全是標準話術，但字裡行間透著一股“你們都得聽”的勁兒。
開班儀式在禮堂。一百多人，清一色襯衫西褲，年紀多在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間。
他坐在後排靠窗的位置，旁邊是個戴眼鏡的中年人，自我介紹說是某部委的調研員，姓李。
“丁書記，抗洪的事我看了報道，真不容易。”
“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但你是代表。”
他沒接這話。台上領導正講“新時代乾部的使命擔當”，他聽著聽著，腦子裡卻跳出老李蹲在衝床邊調模具的樣子，還有那個哼著歌擰繩索的年輕司機。
第一堂課是政治理論，講“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教授站在講台前，語速平穩，邏輯嚴密，可丁義珍聽著聽著，總覺得哪不對。不是內容錯，是聽著像在講彆人的事。
課間休息，幾個學員聚在門口抽煙。有人提到他：“聽說這位是從縣裡直接上來的，救災先進個人。”
“縣級乾部進這班，少見。”
“估計是上麵有人。”
他走過去接水，假裝沒聽見。水有點燙，他沒吹，直接喝了一口。
下午分組討論，他被分到第三組，主題是“政策執行中的基層困境”。輪到他發言時，他沒講大道理，隻說了兩件事：一是抗洪那晚，變壓器進水，他要發電機，周叔調貨機空運；二是工人打包救災物資，他當場結算雙倍工資。
“所以你的意思是，靠個人關係和臨時決斷解決問題？”有人問。
“我不是說這方法好，我是說，政策到基層，常常卡在‘最後一公裡’。設備壞了，等審批三天，廠子就淹了；工人不乾活，等開會研究，貨就發不出去。”
戴眼鏡的李調研員接話：“所以你主張放權？”
“我不主張什麼，我隻想說，弓要是太硬，箭反而射不遠。政策是箭，執行是弓，弓得有彈性。”
會議室安靜了幾秒。有人低頭記筆記，有人交換眼神。
第二天早上六點，他起床跑步。操場上人不多，他沿著跑道慢跑，邊跑邊想那台衝床重新響起來的聲音。
回到宿舍，掏出手機，翻出抗洪期間的調度記錄：抽水設備調配時間、民兵連出動順序、物流發車節點。他把這些數據整理成表格，標出關鍵決策點。
中午吃飯，碰上同組的幾個學員。有人問：“你這些數據，打算用來乾啥？”
“上課用。老師講‘執行效率’，我就拿這個當案例。”
“你這是把實戰搬進課堂啊。”
“基層哪有那麼多理論？問題來了，就得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