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十七把陳硯送的《鋼與筆》揣在包裡，隔三差五就翻幾頁。那些關於網線、老乾部樓和清潔工的文字，像帶了鉤子似的，總把他的思緒往深處拽。
終於在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又約陳硯去了那家咖啡館——
還是靠窗的位置，梧桐葉已經開始泛黃，風一吹就簌簌往下掉。
“陳哥，我這幾天總在想你書裡寫的事。”顧十七把剛點的美式推到陳硯麵前，手指無意識地摳著杯沿，“你說咱們國家這些年經濟是上去了，可這發展到底是拿什麼換的？要是拿工人的委屈、普通人的尊嚴換的，這經濟就算再漲，又有什麼意義？”
陳硯端著咖啡沒喝，先從口袋裡掏出個皺巴巴的筆記本——封皮上還印著“中國聯通”的ogo，邊角都磨得起了毛。
他翻開其中一頁，上麵用鋼筆寫著密密麻麻的數字，旁邊還畫著歪歪扭扭的折線圖。
“你看這個。”陳硯指著其中一行數字，“2018年青島的gdp是1.2萬億，比2010年翻了快一倍。可同年我們這些智家工程師的平均工資，扣除通脹之後，其實隻漲了不到五百塊。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一天要跑多少戶嗎？最少八家，多的時候十二家，有時候忙到晚上十點還在小區裡爬樓梯，晚飯就啃個麵包。”
他頓了頓，指尖在“12家”那三個字上輕輕敲了敲，像是在觸碰那些疲憊的夜晚。“有次我去李村的一個老小區修寬帶，用戶家在六樓，沒電梯。
我背著十斤重的工具箱爬上去，汗把襯衫都浸透了，貼在背上像塊鐵板。
修完之後用戶說‘小夥子辛苦’，給了我一瓶冰鎮可樂，我攥在手裡半天沒舍得喝——
不是舍不得，是那時候突然覺得，我們的力氣好像就值這瓶可樂。”
顧十七沒說話，想起自己剛畢業時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實習的經曆。
每天加班到淩晨，一個月才兩千塊補助，領導還總說“年輕人要多吃苦”。
那時候他以為隻是自己運氣不好，現在聽陳硯這麼說，才覺得這不是個例。
“你知道嗎？”陳硯突然抬頭看著顧十七，眼神裡帶著點複雜的情緒，“我以前跟我們隊裡的老王聊過，他在聯通乾了十五年，從線務員做到智家工程師，手上的老繭厚得能磨破砂紙。他兒子去年考上大學，學費要一萬二，他跟親戚借了個遍才湊齊。可我們單位那些坐在辦公室裡的人，每天喝著茶聊著天，年終獎比我們一年工資還多。你說這經濟發展，是不是就靠我們這些人把力氣擰成繩子，讓彆人踩著往上爬？”
顧十七拿起桌上的《鋼與筆》，翻到關於市北區老乾部療養所的那一頁。
“陳哥，你書裡寫那位軍長夫人，家裡都是老物件，可軍用專線卻一直留著。我當時就想，同樣是‘乾部’，怎麼有的人心安理得享受特權，有的人卻連件新沙發都舍不得買？”
“這就是分配的問題了。”陳硯把筆記本合上，指尖在封皮上蹭了蹭，“你之前說‘按需分配是蛋糕做大後的事’，其實這話隻對了一半。現在我們的蛋糕還小嗎？2023年全國gdp都超126萬億了，就算分攤到每個人頭上，也不算少。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工人拿不到工資，那麼多老人要六十歲還吊在樓外擦玻璃？根本不是蛋糕不夠大，是切蛋糕的方式出了問題。”
他給顧十七舉了個例子：2019年他們單位搞“智慧家庭”推廣，要求每個工程師每月至少完成二十單業務，完不成就扣績效。為了衝業績，他們每天跑斷腿，有的同事甚至要給用戶送米送油才能簽下單。
可最後項目結束，領導拿了十萬塊的獎金，他們這些一線工人，每人隻發了一百塊的“辛苦費”。
“那時候我就想，這‘智慧家庭’到底是誰的智慧？是誰的家庭？”陳硯的聲音有點啞，“我們把蛋糕做大了，可切蛋糕的人卻把最大的那塊留給了自己，剩下的碎渣才分給我們。你說這叫什麼社會主義？這分明是換了件外套的資本主義剝削。”
顧十七突然想起自己老家的事。
他爺爺是個老農民，種了一輩子地，現在每月能領一百多塊的養老金。
而他爺爺的堂哥，以前在縣裡的糧食局當領導，退休後每月退休金八千多，還能報銷醫藥費。
“我小時候總聽我爺爺說‘人跟人不一樣’，那時候不懂，現在才明白，這不一樣不是因為誰更努力，是因為分配的尺子歪了。”
“你說的對，尺子歪了。”陳硯點點頭，從包裡拿出一份舊報紙，上麵有篇關於“社保雙軌製”的報道，邊角被他用紅筆圈了起來，“你看這個，2014年就說要改革社保雙軌製，可到現在，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金還是比企業職工高好幾倍。我之前算過一筆賬，我們單位一位退休的副局長，每月退休金一萬二，相當於三個一線工人的工資總和。你說這公平嗎？同樣是為社會做貢獻，憑什麼有的人退休後能住療養公寓，有的人卻要靠撿垃圾補貼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