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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了口咖啡，咖啡已經涼了，味道有點苦。“我離開聯通後，去給一個做服裝外貿的老板寫過文案。
他工廠裡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一個月才三千塊，還沒有社保。
可他去年買了輛保時捷，還在海南買了套海景房。他跟我說‘這就是市場經濟，能者多勞’。可我想問，什麼是‘能者’？是能壓榨彆人的人，還是能吃苦受累的人？”
顧十七突然覺得喉嚨有點堵，他想起自己之前看到的一則新聞：深圳有位快遞員，因為送件遲到被投訴，當場給用戶下跪道歉。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的經濟就像一輛開得太快的火車，為了跑得快，把‘公平’‘尊嚴’這些東西都從窗戶裡扔出去了。可火車跑得再快，如果車上的人坐得不安穩，甚至要被甩下去，這火車還有必要接著開嗎？”
“不是沒必要開，是要換條軌道開。”陳硯把報紙疊好，放回包裡，“我之前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裡麵說‘分配方式取決於生產方式’。現在我們的生產方式早就不是幾十年前的樣子了，可分配方式還停留在‘誰有權誰多拿’的階段。你看那些國企，仗著壟斷地位，把利潤都裝進自己的口袋，工人的工資拖了又拖，這不是生產方式的問題，是製度的問題，是人心的問題。”
他給顧十七講了個故事：有次他去給一位大學教授修寬帶，教授家裡擺著很多關於經濟學的書。教授跟他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像“搭積木”，先把高樓搭起來，再慢慢修補細節。
可陳硯不這麼認為：“如果搭積木的時候，把底層的積木偷工減料，那這高樓就算搭得再高，早晚也會塌。工人就是底層的積木，你不把他們的待遇提上去，不把他們的尊嚴找回來，這經濟就算再發展，也是空中樓閣。”
顧十七拿起筆，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了一句話：“經濟發展的意義，不是看gdp漲了多少，是看普通人的日子好了多少。”寫完之後，他抬頭看著陳硯：“陳哥，你說我們能改變這種情況嗎？就像你書裡寫的，用文字當武器，能有用嗎？”
陳硯看著窗外，一片梧桐葉正好落在玻璃上，像一隻停在那裡的蝴蝶。“我以前也懷疑過。有次我寫了篇關於工人欠薪的文章，發出去之後沒幾天就被刪了，還有人在評論裡罵我‘不懂經濟’‘故意抹黑’。那時候我特彆沮喪，覺得自己像個堂吉訶德，拿著鋼筆跟風車打架。”
他頓了頓，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是他和幾位工人師傅的合影，背景是聯通的營業廳，每個人都笑得很樸實。
“後來老王給我打電話，說他看到我那篇文章了，還把文章打印出來，給工地上的工友們看。他說‘有人替我們說話，就不算白受委屈’。那時候我才明白，文字不是沒用，是需要時間才能發芽。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把種子撒下去，哪怕隻有一顆能長成樹，也是希望。”
顧十七看著那張照片，突然覺得眼睛有點熱。他想起自己之前總抱怨生活不公，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做些什麼。
“陳哥，我以前總覺得自己太渺小，做不了什麼大事。現在我想明白了，就算我們隻是普通人，也能為改變做些什麼——比如把看到的、聽到的寫下來，比如跟身邊的人講這些故事，比如在有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個手。”
陳硯笑了，從包裡拿出一支鋼筆，遞給顧十七。
“這支筆是我離開聯通的時候買的，寫了三年，筆尖都快磨平了。現在我把它送給你，不是讓你當作家，是讓你記住，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利，都有扞衛公平的責任。就像那位軍長夫人說的，‘做人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顧十七接過鋼筆，指尖碰到冰涼的金屬筆杆，卻覺得心裡暖暖的。他拿起筆，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顧十七”三個字，字跡雖然有點歪，卻很有力。
窗外的風又吹起來了，梧桐葉沙沙作響，像是在為他們鼓掌。
咖啡館裡的人不多，有人在低聲聊天，有人在對著電腦工作，每個人都在為生活奔波。可顧十七知道，從今天起，他的奔波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不是為了自己過得更好，是為了讓更多像老王一樣的工人，能拿到應得的工資；讓更多像吊在樓外的清潔工一樣的普通人，能有尊嚴地生活。
陳硯端起涼了的咖啡，喝了一口，味道雖然苦，卻帶著點回甘。“十七，你知道嗎？我現在寫文章，不指望能改變世界，隻希望能讓更多人醒過來——醒過來知道自己的權利，醒過來為自己的尊嚴奮鬥。就像黑暗裡的一點光，雖然小，卻能照亮前麵的路。”
顧十七點點頭，拿起鋼筆，在筆記本上寫下一行新的字：“蛋糕做大了，更要分好。不是為了某個人，是為了每一個人。”寫完之後，他抬頭看著陳硯，眼神裡充滿了堅定。
那天下午，他們在咖啡館聊到很晚，直到太陽落山，把天空染成了橘紅色。離開的時候，顧十七把《鋼與筆》抱在懷裡，鋼筆揣在口袋裡，像是抱著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他知道，改變不會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很多年，甚至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他不害怕，因為他知道，還有很多像陳硯一樣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為公平和正義奮鬥著。
就像陳硯在書裡寫的：“真正的經濟發展，不是數字的增長，是人的成長；不是高樓的崛起，是尊嚴的挺立。當每個普通人都能活得有尊嚴、有希望，這樣的經濟發展，才值得我們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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