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青少年
毛主席說：“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聲勢浩大的“爭奪青少年”運動在第五中學展開。
第五中學的操場上，黑壓壓地坐滿了學生。學生的前麵有十幾個人，站在課桌上，正在燕飛。隻有一個人，沒有燕飛，是個女同學，魏姐班的，她懷孕了。
燕飛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用的一種體罰手段，亦稱“噴氣式”，“坐土飛機”。文革初期流行的批鬥方式。
在批鬥會上，強製性地按扭住被批鬥者的頭、頸、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鬥者的兩隻胳膊向後上方或向側伸直，如同噴氣式飛機翹起的兩個翅膀似的。頭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時在胸前還給掛上黑牌。時間長了，頸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脈不暢，四肢僵直，嚴重時會發生生命危險。
正在燕飛的人大多數是第五中學的學生，他們不是盜竊犯，就是強奸犯或流氓犯。主席台上，公安機關依次宣讀燕飛者的罪行。每當宣告停止時，台下就有人領著喊口號，“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奪取爭奪青少年的偉大勝利！”。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雲天。
雖然燕飛者低著頭，但我還是認識幾個人，其中一個是我的同學蔣萬安。他小時候的情景立刻浮現眼前。
二年級時，蔣萬安戴著紅領巾，從蘇家屯區小學轉到我們班，他家和我家住在一個胡同裡。他比我大二歲，很懂事理，學習很好，我經常到他家玩。他親媽不在了，現住在後媽家裡。班主任王老師很關心他，讓我帶路去她家走訪。我當時是少先中隊組織委員，王老師先把我升為中隊副，又把蔣萬安升為組織委員。
蔣萬安家是兩間大房子，坐南朝北，我進到蔣萬安的臥室，他家南窗戶總是射來明亮的陽光。我多次玩過陸戰棋，但不知道還有海戰棋，蔣萬安拿出海戰棋和我玩，我都不會玩。第一次知道航空母艦、戰鬥艦，驅逐艦、魚雷艦，掃雷艦這些新名詞。
蔣萬安家還有一些小說，我愛不釋手。其中《迎春花》就是在他家看的。
一九六五年，我家搬走後，蔣萬安家就是我上學的落腳點，早晨上學，我從柳條湖走到他家，然後再和他一塊上學。一九六六年停課以後，每次到城裡，我都要到他家，了解學校的情況。一九六八年的複課通知，就是到蔣萬安家我才知道的。實在沒想到，蔣萬安轉眼成了罪犯，讓我驚恐萬狀。
又一次口號聲響起，打斷了我對蔣萬安的回想。會後軍宣隊、工宣隊領導要求我們學生乾部，耳要靈，眼要亮，及早發現落後學生的劣跡，儘早把它們消滅在萌芽之中。
回到排裡後，我組織骨乾同學查找排裡的問題。張麗穎說：陸麗豔和任保利可能在早戀，他們倆軋馬路，還往汽水廠前麵的水泥管子裡鑽。如果不早管，後果嚴重，被批鬥的那個女同學就是一個例子。
會後，我和謝西安老師先後到陸麗豔和任寶利家進行家訪，把他們早戀的事告知家長。學校與家長聯手，把早戀消滅在萌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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