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日輝
高日輝和我年紀一般大，我們兩家就住在對門，關係十分要好。
那是1964年的暑假，居委會為了豐富孩子們的假期生活，組織我們這些住在附近的少年兒童成立了一個兒童團。經過大家的推選，我很榮幸地被任命為兒童團的團長。
作為團長，我肩負著重要的責任，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組織少年兒童們每天早上做早操，還要負責管理移動圖書館。
記得第一次早操的時候，我站在四合院的中央，用力地吹起了哨子。哨聲一響，小朋友們就像一群歡快的小鳥一樣，從各自的家裡飛奔出來，迅速在院子裡站好隊。這些小朋友有的來自前院，有的來自後院，還有的來自左院和右院，總共有十八名呢！
我看著整齊的隊伍，心裡彆提多高興了。接著，我開始讓大家列隊報數，以便查點人數。“一、二、三……”小朋友們的聲音清脆響亮。可是，數到最後，我突然發現少了一個人，仔細一看，原來是“高日輝”沒有來。
我心裡有些著急，立刻跑到她家，推開門一看，高日輝竟然還在炕上呼呼大睡呢！我趕緊上前把她從被窩裡拽了起來，大聲說道：“高日輝，你怎麼還在睡覺呀？快去上操啦，小朋友們都在等著你呢！”
高日輝被我這一叫，一下子就清醒了過來，她趕緊穿好衣服，跟著我跑了出去。
我們的早操路線是從胡同口跑到二十六中學的圍牆，然後再從圍牆跑回胡同口。一路上，小朋友們都跑得氣喘籲籲的，但沒有一個人掉隊。而高日輝呢，她始終跑在隊伍的最前麵，就像一隻輕盈的小鹿一樣。
我注意到，高日輝的辮梢隨著她的奔跑而上下飛舞，那揚起的弧度，簡直就像掛在屋簷下的風鈴一樣，清脆悅耳，美麗動人。
移動圖書館裡擺放的都是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書籍，每次我都會到居委會去領取大約三十多本圖書，然後拿回家給小朋友們看。等他們看完後，再去換一批新的圖書回來。就這樣，我家漸漸變成了一個“小人書店”，小朋友們經常會來我家看書。
有一天，我也像往常一樣全神貫注地看著書，完全沒有留意到一歲的弟弟竟然在炕上拉粑粑了。一開始，小朋友們都沒有察覺到這一情況，直到那股臭味逐漸彌漫開來，有一個小朋友才突然驚叫道：“慶柏，你弟弟拉粑粑啦！”我這才如夢初醒般地抬起頭，定睛一看，天哪！由於發現得太晚，炕上到處都是弟弟的粑粑，他的屁股上更是黃乎乎的一大片。
許多小朋友聞到這股臭味後，都無法再忍受下去，紛紛放下手中的書，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急匆匆地跑出了我家。我看著炕上那一堆讓人惡心的粑粑，頓時感到束手無策，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才好。我環顧四周，發現小朋友們都已經跑得無影無蹤了，隻剩下高日輝一個人還留在原地。
然而，就在我滿心期待著高日輝能幫我一把的時候，隻見他也默默地站起身來，然後頭也不回地轉身離開了我家。這一下，我徹底慌了神，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眼淚也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嘩嘩地流了下來。可是，哭又有什麼用呢？就算我把眼淚哭乾了，也不可能把炕上的粑粑給哭走啊！
沒過多久，高日輝手裡拿著一疊舊報紙走了進來。她小心翼翼地將報紙展開，然後一張一張地撕成小塊。撕完後，她抬頭看著我，微笑著說：“把垃圾桶拿過來吧。”
我趕緊跑去把垃圾桶拎到她麵前。隻見高日輝敏捷地爬上炕，開始擦拭那些令人作嘔的粑粑。她動作迅速而熟練，不一會兒，垃圾桶裡就裝滿了用過的粑粑紙。
“把垃圾倒掉吧。”高日輝吩咐道。我連忙端起垃圾桶，像離弦的箭一樣衝向廁所，將垃圾倒掉。
當我回來時，發現炕沿上放著一盆清水，高日輝讓我抱起弟弟在水盆上麵，她就開始給弟弟洗屁股，洗乾淨後又用我家橫杆上晾著的毛巾擦乾。接著高日輝又用擰乾的濕抹布仔細地擦拭著炕席。她的動作輕柔而專注，仿佛在對待一件珍貴的寶物。
隨著她的擦拭，炕席上的汙漬漸漸消失，原本彌漫著的臭味也隨之消散。不一會兒，炕席變得乾淨整潔，散發出一股清新的氣息。
我站在一旁，看著高日輝的一舉一動，心中充滿了感激和敬佩。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我的謝意，隻能像個傻瓜一樣站在那裡，咧著嘴傻笑。
和高日輝一起玩耍的時光，至今仍曆曆在目，難以忘懷。那時候，我們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包子剪子錘錘錘”，誰贏了誰就當醫生，輸的人則要當病人。
這個遊戲看似簡單，卻充滿了樂趣。每次玩的時候，我們都興致勃勃地喊著：“包子剪子錘錘錘！”然後一起出拳。而結果往往是高日輝贏得比較多，她總是能準確地猜出我出的是什麼，讓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聰明才智。
當高日輝當醫生時，她會非常認真地給我這個病人聽診、把脈、打針。她會把聽診器其實就是一塊橡皮塊）小心翼翼地貼在我的胸口，然後專注地數著我的心跳。接著，她會用紅頭繩的一端輕輕按在我的手腕上，再把另一端用手按在她的耳朵上，仔細地聆聽著我的脈搏。她的動作輕柔而專注，仿佛真的是一名專業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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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輪到我當醫生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高日輝隻肯解開一顆紐扣，露出鎖骨下那米粒大的痣。她還會晃著她那可愛的羊角辮，嬌嗔地對我說：“女孩子的皮膚像豆腐腦一樣嫩，你要輕點啊。”那時的我並不懂得什麼是害羞，所以每次當病人時，我都會像在醫院一樣，毫不猶豫地脫掉褲子，讓醫生給我打針。
除了玩“包子剪子錘錘錘”，我和高日輝還在家裡一起玩過打滑梯。隻要把家裡炕裡的長板子搭在高高的後窗台上，一個簡易的滑梯就做好了。我們會興奮地爬上窗台，然後順著板子滑下來，享受那短暫而刺激的快樂。
當然，我們也玩過捉迷藏。我會被蒙上眼睛，從一數到十，然後開始尋找高日輝的藏身之處。眼睛看不到，要用耳朵聽，用手到處摸，有時手從她的頭上方經過時，我感覺到了頭發絲的存在，立刻手向下抓住了高日輝。每次找到她時，我們都會開心地大笑起來。
這些回憶雖然已經過去了很久，但它們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成為我童年生活中最珍貴的一部分。
在1965年，我家即將搬走的時候，高日輝突然塞給我一個布包。我打開一看，裡麵竟然是她用作業本紙訂成的一本《兒童團日誌》！每一頁都整整齊齊地貼著我們一起撿來的糖紙，這些糖紙五顏六色，仿佛記錄著我們曾經的快樂時光。
翻到最後一頁，我看到了一幅畫，畫中是兩個手拉手的小人，旁邊還寫著一行字：“永遠的團長和衛生員”。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我們一起玩耍的日子，心中充滿了溫暖和感動。
然而，1966年的某一天，我聽到同學們說高日輝家被貼了大字報。我心急如焚，立刻從柳條湖飛奔到她家去看個究竟。當我趕到時，她家的後窗戶已經被大字報貼得嚴嚴實實，其中最醒目的標題便是“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高庫”。高庫，正是高日輝的父親。
我站在遠處，遠遠地看到了高日輝。她也看到了我，但我們誰都沒有勇氣開口打招呼。我們就這樣呆呆地互相凝視著，時間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高日輝，從那以後，我們便失去了彼此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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