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團員大會上，我站在車間活動室的長條桌後，手捧著一篇名為《拳頭對準誰》的演講稿，準備將其中的激情與力量傳遞給在場的每一個人。
當我開始朗讀時，我的聲音充滿了激情，仿佛要衝破屋頂。我慷慨激昂地闡述著文章中的觀點，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內心深處噴湧而出的火焰。然而，在我的餘光中，竇花的身影始終若隱若現，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吸引著我的注意力。
她的眼神裡似乎蘊含著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情感，那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簡單的好奇，而是一種讓人捉摸不透的深邃。每當我與她的目光交彙，心中都會湧起一陣異樣的感覺，仿佛有一股電流穿過全身。
這是她第一次交給我的寫作任務，我深知其重要性，因此不敢有絲毫怠慢。為了能夠出色地完成這項任務，我花費了整整一個通宵的時間，反複琢磨、修改，直到自己滿意為止。
當我終於完成這篇文章時，天已經微微亮了。我伸了個懶腰，活動了一下酸痛的身體，然後仔細地檢查了一遍文章，確認沒有任何錯誤後，才放心地上床睡覺，這樣才能養精蓄銳，參加下午的團員大會。
我發言時，看到竇花正坐在我的對麵。她身穿一件藍色的布工裝，袖口被她整齊地挽到小臂處，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她的頭發被編成了一條長長的辮子，緊緊地紮在腦後，顯得十分利落。
作為團支部書記，竇花本應該板著臉，認真地記錄會議內容。然而，此刻的她卻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微微抬起頭，一雙明亮的眼睛直視著我，長長的睫毛在她的眼下投出一小片淡淡的陰影，讓她的眼睛看起來更加深邃而迷人。
散會後她堵在門口，大我一歲的人，說話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爽利：“你這稿子，沒寫空話。”那天風大，吹得她額前碎發飄起來，她伸手按了按，又補一句，“以後小組學習，你得多說兩句。你說的話，很有份量，我愛聽。”
那時中央正號召學習馬列六本書，竇花雷厲風行地建起了丁班學習小組。因為是四值三倒，隻要是沒碰到白班或後夜，每個星期天上午九點學習，都雷打不動。
她那間靠著廠牆的獨身宿舍擠滿了人。起初大家還揣著新鮮，聽著她站在木桌旁念《共產黨宣言》，她念得聲音洪亮且慷慨激昂。
那是馬列小組學習的第一天，學習結束時，她竟然喊起了口號：“立雄心，樹大誌，堅定不移學馬列！”這幾句話鏗鏘有力，信誓旦旦。
可日子一久，書中的油墨味混著夏末的熱，連窗外的鳥鳴都顯得蔫。有回休息時，王夢潔趴在木桌上打盹，鉛筆滾到地上。竇花瞅著，沒出聲，隻輕輕把自己的搪瓷杯往她胳膊處推了推。
晚上下了白班，她在車間門口等我。路燈照著水泥路，我倆的影子被拉得老長。“你覺不覺得，”她踢著腳邊的小石子，聲音比白天低了些，“大家學習沒勁頭了？”
“加點文藝元素吧。”我踢開一小塊碎磚，“學馬列也能摻入文藝活動啊，如賽詩、講故事，寫小說或散文都行。”
她猛地停下腳，路燈照在她眼裡，亮得像淬了光。“怎麼摻？”
“比如講馬克思，不光講他寫了什麼著作，也要講他和燕妮怎麼相扶著過苦日子；寫詩就寫車間裡大乾的故事，把‘為人民發電’落實到擰螺絲上。”我越說越起勁，她卻忽然笑了，是那種極淺的笑，嘴角彎一下又繃住，“你腦子轉得真快，這是個好辦法。”她頓了頓，“就按你說的試試。”
打那以後，她的宿舍裡再也沒冷過場。我講馬克思和燕妮在流亡中寄信的故事。她坐在床頭，手裡捏著本翻卷了邊的《資本論》，聽得眼睛發亮。
王夢潔賽詩時念“共產主義真，真在大乾期間，食堂師傅遞來的熱饅頭！”她帶頭鼓掌，巴掌拍得響又紅。
我寫的《深夜攻讀》小小說，寫了夜班賀蘭在休息室看馬列書的樣子。她拿著稿子就往宣傳科送，很快就貼在了廠門口的宣傳欄上。貼的時候，竇花特意把邊角按得平平整整。
有回學唱歌，“把青春獻給偉大的黨”，唱到第三遍，她起調起高了，後半句卡了殼，她臉一下子紅透了，卻梗著脖子接著唱，大家笑著跟著和，窗外的月光都像暖了幾分。
我的《停機之爭》小說寫好時，秋老虎鬨得正凶。我把稿子遞給竇花時，她剛從汽輪機房出來，額頭上還沾著汗，接過稿紙時卻先找了塊乾淨布先擦了擦手。第二天我在鑼鼓隊倉庫練鑔，隊員們都走了，她推門進來，手裡捏著稿子，眉頭皺著。
“這矛盾寫得實，”她把稿子往鼓麵上一放，“但能不能往深挖挖？比如上升到路線鬥爭？”
我捏著鑔片的手頓了頓：“咱電廠政審嚴得很，哪來的階級敵人？就是老周師傅想省點煤，小李師傅想趕點進度，純粹是乾活的分歧。”
她沒說話，低頭翻稿子，翻到最後一頁，忽然抬頭看我。倉庫裡光線暗，她的眼睛在陰影裡，看不清情緒。“可你沒看《火紅的年代》電影嗎，那裡的故事情節，就加入了階級敵人應家培搞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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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電影，但在我們車間裡真找不出階級敵人。”竇花急切地說：“那你可以虛構啊……！”我還沒等她說完，就歎口氣搶著話說：“我不能說假話，說官話，失去了真實性，作品就沒人看了。我話一出口又悔了，她是書記，我不該這麼頂她。
倒是她先鬆了口，把稿子疊起來遞給我：“你說得也對。”她往門口走，腳邊踢到片東西，彎腰撿起來，是片楓葉，不知誰帶進來的，紅得透亮。她捏著楓葉轉了轉，忽然笑了：“你上次說的那個大仲馬，寫的啥？”
我一愣，隨即給她講起了《基督山伯爵》。這是我在中學紅衛兵團的辦公室裡，從收繳的一堆黃書中翻到的。我講得眉飛色舞，她靠在門框上聽，時不時問一句“後來呢”。
夕陽從她身後照進來，把她的影子描得毛茸茸的，連辮子梢都泛著金邊。末了她歎口氣：“這些書，我都沒讀過。”語氣裡有點悵然，卻沒半點不自在。
我要走的消息傳到她耳朵裡時，楓葉已經落滿了廠路。那天她來宿舍找我，手裡捧著本《短篇小說寫作知識》，這是我之前借她的。“給你。”她把書遞我，指尖碰了碰我的手，涼絲絲的。
我翻開書，一片楓葉掉了出來——正是那天倉庫裡她撿的那片，被壓得平平整整，紅得像沒褪過色。
“以後到了新地方，”她站在門口，背對著光，聲音有點悶，“彆忘了給我寫信。”
我捏著那片楓葉，葉尖的鋸齒硌著掌心。“你也得讀點雜書。”
她笑了，還是那種淺淡的笑，卻比以往都久些。“好！”
後來我常想起那天，她站在門口的樣子，藍布工裝，黑辮子，身後是漫天的晚霞。那片楓葉我夾在日記本裡，每次翻到，都像能聽見她念“立雄心，樹大誌，堅定不移學馬列”的聲音，也好像能看見她靠在門框上，聽我講大仲馬時，眼裡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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