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黑土上的腳印
我第一次見到鄒紹博，是在校辦農場的打穀場上。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褲腳沾著新鮮的黑泥，正指揮著工農兵學員們平整土地，籌備秋收的曬穀場。陽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長，額角的汗珠砸在曬穀場上，洇出小小的濕痕。
“這位是鄒紹博，新來的工農兵學員，兼任團總支書記。”校領導介紹時，他伸手與我相握，掌心帶著農具磨出的厚繭，“以後團總支的工作，還要麻煩楊老師多指點。”
我是學校的留校老師，也是團總支副書記。因不是黨員，隻能屈居副職。鄒紹博的到來，像一陣風刮進平靜的農場——他不僅是黨員，還是乾農活的一把好手。
春耕時推廣秸稈深翻還田，彆人嫌麻煩，他帶著學員們跪在田裡，手把手教大家調整犁的深度，黑土地在他腳下翻湧出濕潤的浪。“莊稼人靠的是土裡生金，把地養好，玉米才能抗旱增產。”他擦著汗說這話時，眼裡亮得像撒了星子。
農場場長來視察時，看著綠油油的玉米苗，拍著他的肩膀笑：“要是今年能豐收，我就給學校打報告，把你留在農場，做技術員，還要給你記大功！”鄒紹博隻是撓頭笑，轉身又紮進田裡，連晚飯都忘了吃。
從農場回到學校，黨組織常派我和周紹博一起出差外調，去核實學生家庭成員的政治曆史情況，以便在時機成熟時發展為黨員。
那是一次前往西豐的旅程，當火車緩緩駛入站台時，夜幕早已如墨般濃重地籠罩了整個城市。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在昏暗的街邊尋覓著一家合適的小旅店。
終於，我們找到了一家看似還不錯的旅店，雖然它並不起眼，但至少能提供一個暫時的棲息之所。推開門，走進那間略顯簡陋的房間，我如釋重負地放下背包，準備好好休息一下。
然而，就在我剛剛鬆了一口氣的時候，鄒紹博突然開口說道：“楊老師，我今晚想回家住，明天一早再回來。”他的聲音在這寂靜的房間裡顯得有些突兀。
我愣住了：“你家在西豐？”他點頭，眼神有些躲閃。
第二天清晨，我剛洗漱完，就見他拖著沉重腳步走來，眼窩泛著青黑，精神蔫得像被霜打了的莊稼。
“昨晚沒睡好？”我遞過熱水。
他接過卻沒喝，隻是低聲說：“沒事，趕緊去外調吧，耽誤了周日的審查大會就糟了。”
我執意要他歇半天，他卻搖著頭收拾背包：“西豐的事辦完，還得去開原，一天都不能耽擱。”
火車上，他靠在車窗上就睡著了，眉頭皺著，像是在做什麼不安穩的夢。我看著他疲憊的側臉，忽然想起前幾天他收到的那封沒有署名的信，當時他看完就揉成了團，扔進了灶膛。
變故發生得如此突然，讓人猝不及防。就在我和周紹博回到學校的第三天清晨，一切都還顯得那麼平靜和正常。然而，當我路過禮堂附近時，眼前的景象卻讓我驚愕得無法動彈。
隻見後牆上貼著一張張白紙，上麵用濃黑的墨汁寫滿了字，這些字密密麻麻，讓人眼花繚亂。而最頂端的標題更是如同閃電一般，直直地刺進了我的眼睛，帶來一陣刺痛——《血淚控訴鄒紹博》。
這個標題如此醒目，仿佛是用鮮血寫成的一般，讓人不寒而栗。而落款處的“西豐鄉下未婚妻”更是讓我心中一緊，一種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
黨委副書記賈老師的臉色陰沉得像要滴出水來，他的嘴唇緊緊抿著，透露出一股無法抑製的憤怒。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那嚴厲的目光像兩道閃電一樣直直地射向我，讓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把大字報抄下來，一字不落！"他的聲音冷冰冰的，沒有絲毫的感情，仿佛我是一個犯了大錯的學生，而他則是那個毫不留情的懲罰者。
我趕忙拿出紙和筆，坐在大字報前的地上開始抄寫。我看到大字報，深吸一口氣，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周紹博的所作所為。我努力讓自己的手不再發抖，然後開始一筆一劃地抄寫那些字。然而，每寫一個字，我的心就像被針紮了一下，疼痛難忍。那些字在我眼中漸漸模糊，最後連成了一串淚水，順著我的臉頰滑落下來，滴在了紙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鄒紹博在鄉下竟然有一位相戀多年的女友。他們之間的感情深厚，早已私定終身，甚至女孩還懷上了他的孩子。
然而，鄒紹博卻為了能夠留在城市裡，為了那個所謂的“技術員，記大功”的承諾，選擇了隱瞞這一切。他不僅對周圍的人守口如瓶，還不斷地在給女孩的信中勸說她打掉孩子。
他在信中寫道，隻要等他在城裡站穩腳跟，就會立刻回去接她。可實際上，他內心深處或許並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會兌現這個承諾。
女孩等不到歸期，挺著孕肚輾轉來到學校，寫下了這七張字字泣血的大字報。
處理結果下來得如此之快，仿佛一切都已經注定。鄒紹博被開除了黨籍和學籍，並且要被遣送回鄉。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他整個人都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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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決定的那一天，陽光明媚，但鄒紹博的心情卻如同被烏雲籠罩一般沉重。他穿著那件已經洗得有些發白的藍布工裝，站在寬闊的操場上，顯得格外渺小和無助。他的身體微微顫抖著，仿佛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
同學們都遠遠地看著他，眼中充滿了驚訝和惋惜。而鄒紹博卻像一株被連根拔起的玉米，孤零零地立在那裡，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他的目光空洞無神，隻是呆呆地望著遠處的黑土地，那是他熟悉的故鄉，也是他即將回去的地方。
在這一刻，鄒紹博沒有絲毫的辯解。他知道，再多的言語也無法改變這個殘酷的事實。他的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樣，發不出一點聲音。隻有那通紅的眼眶，泄露了他內心的痛苦和不甘。
送他走的那天，我去了火車站。他背著簡單的行李，手裡攥著一張皺巴巴的紙，是當初場長承諾給他記大功的便簽。“楊老師，”他聲音沙啞，“我以前總覺得，把地養好就能生金，卻忘了有些根，斷了就再也接不上了。”
火車開動時，他忽然朝窗外喊：“告訴她，我回去了，不要在學校鬨了！”風把他的聲音吹散在空氣裡，像一粒被風吹走的種子。
後來我有一次去西豐外調，特意繞到他所在的村子。遠遠看見一片玉米地，一個熟悉的身影正彎腰鋤草，身旁站著個抱著孩子的女人。黑土地在陽光下泛著油光，玉米長得比往年都壯實。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鄒紹博說過的話——土裡能生金，可隻有把心紮在土裡，才能守住最真的東西。
火車離開時，我望著窗外倒退的田野，忽然明白：有些腳印，印在黑土地上，比任何功名利祿都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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