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專教授《自動控製原理》這門課程已經有十個年頭了。就在這一年，學校裡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同事——周誌國老師。
記得當時人事科給我們發來的通知裡，隻簡單地介紹了一下這位新同事的基本情況：“從丹東某單位調入，主講《電子技術》”。看到這樣的介紹，我對這位即將到來的同事並沒有太多的期待，畢竟在中專任教多年，我已經見過太多的新老師了。
然而，當我在教研室第一次見到周誌國老師時，卻讓我大吃一驚。隻見他頭發微白，臉上透露出歲月的痕跡，但眼神卻依然明亮而銳利。他說話時帶著濃重的東北口音，讓人一聽就知道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東北人。
在與周誌國老師的交談中，我驚訝地發現，這位看似平凡的老師，竟然是六十年代哈軍工的畢業生！要知道，哈軍工可是當時國內頂尖的軍事工程院校，培養出了無數優秀的人才。而周誌國老師能夠從這樣的名校畢業，其專業能力和學術水平肯定不容小覷。
我不禁對周誌國老師肅然起敬，同時也為能有這樣一位優秀的同事而感到高興。我相信，在他的教導下，學生們一定能夠學到更多專業知識，更好地掌握《電子技術》這門課程。
周老師比我大十五、六歲，他的辦公桌緊挨著我的，平日裡我倆關係不錯，沒事的時候他總喜歡和我聊上兩句，話題大多是關於他當年在哈軍工的那些日子。
有一次，我們倆一起備課，不知怎的就聊到了院校的沿革問題。周老師端起他那杯熱氣騰騰的茶，輕輕抿了一口，然後感慨地說道：“想當年啊，我們那個班可有三十多個人呢！如今，大家都各自有了不同的發展。不過要說最有出息的，還得數那位啊，他現在可是全國聞名啦！”
我起初以為是玩笑，直到見他翻出泛黃的畢業照——黑白照片裡的青年們穿著軍裝，周老師站在後排，笑容清亮。同時，我也看到了全國聞名的那個人。
在那個秋風蕭瑟的季節裡，東北電業管理局決定組織五所中專學校進行一次《電子技術》的統考。這對於學生們來說，無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驗。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考前的準備階段，周老師並沒有像其他老師那樣，讓學生們陷入題海戰術的泥沼中。相反，他采取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教學方法。
周老師帶著學生們走進了一個充滿電子零件和工具的世界。他們一起拆解舊收音機，探索其中的奧秘；動手組裝簡易電路板，感受電路的運行原理。就連實驗樓角落裡那堆積如山、多年來無人問津的報廢示波器，也在周老師的巧手下重獲新生，能夠正常使用了。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不僅學到了書本上的理論知識，更親身體驗到了電子技術的魅力和實用性。他們不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主動地去探索、去發現。這種教學方式讓學生們對電子技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為他們在統考中取得好成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統考成績公布的那一刻，整個校園都沸騰了起來！人們奔走相告，歡呼聲此起彼伏，因為我們學校竟然在這次統考中奪得了第一名的桂冠！
而這一輝煌成就的背後，離不開周老師的辛勤付出和卓越教學。他所教授的兩個班級，平均分竟然比第二名高出了整整十分！這個成績無疑是驚人的，也是令人矚目的。
當周老師手捧著那象征著榮譽的嘉獎令時，他的臉上洋溢著自豪和喜悅。那眼角的皺紋似乎也在這一刻被點亮，透露出一種彆樣的光彩。
周老師微笑著對大家說：“教技術就得接地氣啊！就像我當年在部隊裡修電台一樣，也是這樣一點點地去摸索、去理解原理。隻要肯下功夫，沒有什麼是學不會的。”
他的話語雖然樸實無華，但卻蘊含著深刻的道理。正是這種腳踏實地、勤奮鑽研的精神，讓他在教學領域取得了如此優異的成績。
我和周老師算“同命相憐”——都隻有一個女兒，且他女兒隻比我家孩子大一歲。有次下班一起走，我忍不住問起這事，他腳步頓了頓，聲音輕了些：“之前有個兒子，八歲那年沒了。丹東的老房子到處是孩子的影子，我跟愛人商量著，乾脆調去沈陽，換個地方過日子。”
風卷著落葉掠過家屬區的路燈，他抬頭看了眼昏黃的光，沒再往下說，我也懂了，那是藏在硬漢心裡的軟處。
家屬區那盞太陽能路燈，裝了不到半年就壞了，一到晚上黑漆漆的。某天清晨我出門買早點，見周老師蹲在路燈下，手裡拿著萬用表，旁邊站著後勤的師傅。
“周老師，這也歸您管？”我湊過去問。他擦了擦手上的灰，笑著晃了晃手裡的工具：“我現在兼著學校新能源公司的技術顧問，這點活兒不算啥。”師傅在旁搭話：“周老師厲害，昨天看了眼就說控製器受潮，拆開來一吹，果然好了——說是在部隊修通訊設備練的手藝，幾十年沒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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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退休搬去長沙，幫女兒帶外孫女，本以為和“軍工”的緣分就到這兒了，直到外孫女小學的“六一”彙演。那天我坐在觀眾席後排，旁邊一個穿海魂衫的男人正給孩子拍視頻，閒聊時得知他叫佟剛，是外孫女同班同學的爸爸。
“我聽女兒說你是國防科大畢業的？”我隨口問，他答：“是的，國防科技大學畢業，之前在部隊”。我心裡一動，又問：“學的什麼專業？”“製導。”佟剛的聲音很穩。我猛地坐直了身子：“巧了！我學的自動化，製導全稱是導航製導與控製，那是我們自動化的分支啊，咱倆算同行！”他愣了愣，隨即笑起來，說現在年輕同事裡，知道這個淵源的人已經不多了。
聊到孩子，我說“你兒子數學每次考滿分，肯定隨你”，他擺手，指著舞台上正唱英文歌的外孫女：“您家孩子才厲害，劍橋英語過了三級，我家小子連背單詞都費勁。”
佟剛說自己當年就是栽在外語上。在部隊搞導彈製導時，國外新出的技術文獻全是英文，他得抱著詞典查半天，等吃透了，人家又出了新版本。“後勁跟不上，”他歎了口氣。
“前年轉業到公安，做網絡警察，也算沒丟技術——現在抓電信詐騙，查ip軌跡，用的還是當年分析製導信號的邏輯。”
彙演結束時，夕陽把教學樓的影子拉得很長。佟剛牽著兒子的手，我領著外孫女，一起走出校門。他忽然說：“我爺爺當年也是搞軍工的，總說他們那輩哈軍工的，上課在教室，下課在車間，手裡的扳手和筆一樣熟。”
我望著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周老師當年說的話——哈軍工後來拆分，一部分成了國防科大，從“哈軍工”到“國防科大”，名字變了，可那種把技術刻進骨子裡的勁兒，一點沒變。
這些從軍工院校走出來的人，不管是站在講台教電子技術，還是在部隊搞導彈製導，哪怕後來轉做網絡警察、修太陽能路燈，手裡攥著的，始終是“為國乾事”的底氣。他們是職場裡的螺絲釘，更是國家的棟梁，從過去到現在，都是撐起國家強盛的那股硬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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