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沈陽，六月的風裹著槐花香，吹得燒鍋大院的青磚牆上，那幾株爬牆虎綠得發亮。我揣著兜裡溫熱的地瓜，跟在爸媽身後數自行車輻條——爸爸的“永久”牌擦得鋥亮，車座前的鐵椅子上坐著三弟，後座用麻繩捆了個小棉墊，二弟正撅著屁股往上爬；媽媽的“飛鴿”是去年爸爸評上先進得的獎，橫梁上綁著著個紅漆小座椅，兩歲的小弟攥著座椅扶手，嘴裡“咿咿呀呀”地晃著撥浪鼓。
“哥，你快點！”二弟回頭朝我喊，褲腳還沾著早上在大院裡玩泥巴的印子。我應著，眼睛卻盯著媽媽自行車後座的帆布帶——那是我等會兒要抓的地方。媽媽彎腰給小弟理了理衣領，直起身時朝我笑：“慢著點跑，彆摔著。”
爸爸率先跨上自行車，腳蹬子“哢嚓”一聲卡進齒輪，三弟在前麵抓著車把喊“駕”，惹得爸爸回頭瞪了他一眼，嘴角卻藏著笑。媽媽騎上自行車後慢慢騎行等著我跳上後座，我攢著勁往前跑，右手一把抓住帆布帶，左腳蹬地一跳，屁股就落了後座。“坐穩嘍！”媽媽喊了一聲，自行車緩緩騎出了燒鍋大院，車輪碾過門前的碎石子，發出“咯吱咯吱”的響。
柳條湖離城裡遠，環城路兩旁都是白楊樹林，葉子被風吹得“嘩啦啦”響，偶爾有輛解放牌卡車開過，揚起一陣塵土，爸爸總會往路邊靠靠。我坐在媽媽身後，鼻子裡都是她藍布衫上的肥皂香，還有風裡飄來的槐花香，混著遠處菜地的泥土味，是那年夏天最清晰的味道。
沒一會兒，就看見新開河的公路橋了。橋欄杆是刷了白漆的鐵管，橋底下的河水清清的，還能能看見幾條小魚遊來遊去。爸爸突然捏了刹車，腳撐在地上，開始推自行車。媽媽也放慢速度，回頭朝我說：“下來吧，該推車走了。”我有點納悶，跳下車跟著媽媽走，忍不住拽了拽爸爸的衣角：“爸，為啥不騎了呀？這才騎多一會兒。”
爸爸彎腰給三弟擦了擦臉上的汗，指著橋那頭的路牌說：“過了這橋就是皇姑區，交通規則說了，自行車不許二人共乘。我是警察，得帶頭遵守，不能讓人戳脊梁骨。”他說話時，陽光照在他的警服扣子上，亮得晃眼。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看見橋那頭有個交通崗亭，崗亭裡的警察叔叔正揮著指揮棒，心裡突然覺得爸爸特彆神氣。
北陵電影院門口早就排起了長隊，大多是像我們這樣的一家人，孩子們手裡攥著冰棍，嘴裡哼著不知從哪兒聽來的調子。爸爸去買票，媽媽帶著我們在樹蔭下等，小弟伸手去夠樹上的槐花瓣，被媽媽輕輕打了下手：“彆摘，讓它長著多好看。”
進場時，電影院裡已經坐了不少人，黑框的白幕布掛在前麵，旁邊的小窗戶裡透出微弱的光，頭頂上的風扇不停地轉，我真擔心它會掉下來砸著我。我和二弟、三弟擠在一排，小弟坐在媽媽懷裡，剛開演沒一會兒就睡著了。當《地道戰》的主題曲響起來時，整個電影院都安靜了，我攥著衣角，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幕布——那些藏在地道裡的八路軍，一會兒從這個洞口冒出來，一會兒又從那個洞口鑽進去，把鬼子耍得團團轉，我跟著大家一起拍手，手心都拍紅了。
散場時，天已經擦黑了，路燈昏黃的光灑在地上。小弟醒了，揉著眼睛問媽媽：“那些叔叔去哪兒了？”媽媽笑著說：“叔叔們去打勝仗了。”一路上，二弟和三弟都在模仿電影裡的樣子，一個當八路軍，一個當“鬼子”，追著跑著，爸爸在後麵喊“慢點”，聲音裡滿是笑意。
從那天起，燒鍋大院的孩子們就像著了魔。每天一放學，男孩們就聚在大院的空地上，扯著嗓子唱“地道戰，嘿，地道戰，埋伏下神兵千百萬”，跑調跑得厲害，卻唱得格外認真；女孩們則坐在石磨上，小聲哼“太陽出來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閃金光”，手裡還編著槐花瓣的小籃子。
有天下午，雷胖突然神秘兮兮地拉著我們往後院跑：“我發現個好地方！能挖地道！”後院有個早年燒鍋留下的大坑，深約兩米，周圍長滿了野草，平時很少有人來。二胖指著坑壁說：“從這兒挖，準能挖得深！”
我們一下子來了勁。大一點的孩子回家拿了鐵鍬、鋤頭，小一點的就用手刨，或者用瓦片刮土。我回家偷偷拿了家裡的臉盆，用來運土。太陽快落山時，坑壁上已經挖出了個半人高的洞口，往裡走了幾米，還特意拐了個九十度的彎——大孩說，這叫“防鑽”，要是“鬼子”進來，拐個彎“鬼子”就看不見我們，我們守在拐角處，拿杆紅纓槍，就能把鑽進地道的“鬼子”紮死。
那天晚上，不知是誰從家裡偷拿了蠟燭，點燃後放進地道裡，昏黃的光把地道照得亮亮的，土牆上的影子晃來晃去，像極了電影裡的樣子。我蹲在地道裡，想象著自己是八路軍，正等著“鬼子”來呢，連媽媽在大院裡喊我吃飯都沒聽見。直到爸爸的聲音從洞口傳來：“慶柏，出來！”我才猛地回過神，灰頭土臉地鑽出去，看見爸爸站在坑邊，眉頭皺著，卻沒生氣，隻是說：“該回家吃飯了，彆在這兒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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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躺在炕上，我還在想地道的事。我想明天要帶點饅頭和水藏在裡麵，還要讓徐姐她們編些草簾子擋在洞口，我們可以在裡麵過家家，當真正的八路軍。想著想著，就睡著了，夢裡都是蠟燭的光和泥土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我扒了兩口飯就往後院跑，遠遠地就看見大坑邊圍了不少人。我心裡一緊，跑過去一看，幾個小朋友正站在坑邊發呆，而我們挖的地道口，被幾根粗壯的槐樹枝和碎石塊堵得嚴嚴實實。居委會的張主任站在坑前，手裡叉著腰，看見我來了，朝我招招手：“小子，過來。”
我有點害怕，慢慢走過去。張主任蹲下來，拍了拍我身上的土：“你們這些孩子，知道這多危險不？這土都是鬆的，萬一塌了，你們在裡麵，那不就是活埋自己嗎？以後可不能再挖了，再挖，我可就找你們爸媽了。”我低著頭，看見她鬢角的白發，心裡有點委屈，又有點害怕，點了點頭。
沒過幾天，沈陽下了一場大雨，瓢潑似的，下了整整一天。大院裡的排水溝都滿了，後院的大坑裡積了半坑水，我們挖的地道，估計也被淹了。雨停後，我和二弟偷偷去看過，坑裡的水渾濁不清，隻能看見水麵上飄著的槐花瓣。
又過了幾天，水慢慢退了，大坑裡露出濕漉漉的泥土。我們再去時，都愣住了——原來挖地道的地方，整個塌了下去，形成了一條十幾米長的深溝，溝壁上還能看見我們當時挖的痕跡，隻是現在都成了鬆鬆垮垮的泥土。張主任說得沒錯，要是我們還在裡麵，後果真的不敢想。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爸爸找到我後，晚上就去跟張主任說了挖地道的事。他沒批評我，隻是第二天早上，特意帶我去了趟他工作的派出所，指著牆上的安全標語說：“玩可以，但得注意安全，不能拿自己的命開玩笑。”
再後來，燒鍋大院的孩子們不再提挖地道的事，隻是偶爾還會唱起《地道戰》的歌。那年的槐花開了又謝，自行車的輻條轉了一圈又一圈，北陵電影院的電影廣告又換了《三進山城》，但我總記得那個夏天，記得爸爸推自行車走過的橋，記得地道裡昏黃的燭光，還有雨後那條深溝——那是我童年裡最驚險，也最溫暖的回憶。
幾十年後，我帶著自己的孩子回燒鍋大院，那裡已經蓋起了樓房，後院的大坑早就被填平，種上了月季花。我告訴孩子：“這裡就是爸爸童年的家。”我指著那片月季花，想起那年的槐花香，想起爸爸的警服扣子，又笑著對孩子說：“這裡以前，藏著一群孩子的英雄夢，也藏著你爺爺對爸爸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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