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記得，1972年的秋天，機723班第一節數學課上，孟熙媛老師走進教室的模樣。那時她三十多歲，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數學係，是學校出了名的大姑娘。孟老師梳著齊耳的短發，鬢角彆著一枚黑色發卡，藍布褂子的領口總是係得整整齊齊。
黑板被她寫滿了工整的板書，每一道數學公式都像打印出來的一樣，連等號的長度都分毫不差。她講題時從不大聲，總是彎著腰問我們：“這一步要是換個思路，你們想想會怎麼樣？”陽光透過窗戶落在她臉上，那雙眼睛亮得像沈陽初秋的藍天，和藹裡藏著說不出的端莊。
我真正走近孟老師，是在留校之後。我成了動力科團總支副書記，她是教學秘書。我的辦公室和她的辦公室隻隔著一條走廊——她的辦公室寬敞，擺著科主任和書記兩張大辦公桌和她的小辦公桌。我的小辦公室隻夠放下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
每天清晨，校園裡的白楊樹還沒抖落露水，我就能在走廊裡遇見她。她總是提著一個軍綠色的水壺，見了我就笑：“小楊，今天又是你先到？”
我們倆的清晨時光總被打掃衛生的忙碌填滿。我擦完自己辦公室的桌子，就拎著拖把去幫她。女廁所遠在教學樓的那頭，離得遠，而男廁所離我們的辦公室近。
我總搶著幫她洗涮拖布，再去鍋爐房打兩壺熱水，一壺放在她桌上，一壺拎回自己的小屋。她起初不肯，說：“你一個小夥子，哪能總幫我做這些。”可我看著她纖細的胳膊拎著濕漉漉的拖布，心裡總覺得不忍。
後來她也不再推辭，隻是每次我幫她把熱水壺擺好，她都會從抽屜裡摸出一塊水果糖，剝開糖紙遞給我：“嘗嘗，我老家寄來的。”
孟老師的才華，在學校裡是出了名的。每到過年，她的辦公桌前就排起長隊，師生們捧著紅紙來請她寫春聯。她寫毛筆字時格外專注，眉頭微蹙，手腕輕轉。“春風化雨”“桃李芬芳”之類的字眼在她筆下流淌出來，既有力道又不失溫婉。
我曾偷偷在辦公室門口看過她寫字，陽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紅紙上，那一刻，我總覺得她不像個教數學的老師，倒像個從畫裡走出來的文人。
而到了傍晚，孟老師又會變成另一個模樣。下班後，她常常在我辦公室旁邊的鋼琴室裡彈鋼琴，我路過時總能聽見裡麵傳出《命運交響曲》的旋律。起初是沉重的“咚咚咚咚”，像命運在敲門，後來節奏漸漸激昂，琴鍵被她敲得鏗鏘有力。
我趴在窗外看過一次，她坐在鋼琴前，背脊挺直，頭發有些散亂，臉上帶著我從未見過的堅毅。那時我不懂貝多芬，隻覺得這旋律聽得人心裡發顫。
後來孟老師告訴我：“這個曲子涵蓋了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決不向命運低頭’，其核心精神是?麵對困境時保持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
我高考那年，孟老師給了我最大的幫助。那時我數學總卡在幾何題上，一有空就往她辦公室跑。她從不像其他老師那樣直接給答案，而是在草稿紙上畫一條輔助線，或者問我：“你想想，這個圖形要是旋轉九十度，會是什麼樣？”
有一次我為了一道題熬到深夜，第二天帶著黑眼圈去找她，她看著我笑：“彆著急，解題就像走迷宮，總得先找到入口。”說著從抽屜裡拿出一個蘋果，“先墊墊肚子，腦子清楚了再想。”
變故發生在第二年春天。那天我剛到辦公室，就聽見老師們在議論：“孟老師要結婚了，對象是學校的軍代表。”我心裡猛地一沉，跑去問她，她紅著臉點頭，手裡還攥著那支常用來寫教案的鋼筆。
婚禮辦得很簡單，沒有酒席，隻是分了些喜糖。從那以後，清晨的走廊裡再也看不見孟老師的身影——結婚後她就不坐班了。
動力科有事找孟老師時，總是派我去。她的家在校外，走路要十幾分鐘，是一棟老舊的筒子樓，她住在一樓。我第一次去時，敲了半天門才聽見她的聲音，開門時，我幾乎沒認出她——她腰間係著圍裙，上麵沾著黑色的煤灰，頭發隨意挽著，臉上沒了往日的光彩。
“快進來，”她側身讓我進屋，屋裡彌漫著一股煤煙味。
軍代表坐在桌邊抽煙，咳嗽聲不斷，雖然還穿著軍服，卻沒了領章帽徽，昔日在主席台上講話的風采蕩然無存。
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斜靠在沙發上彈吉他，琴弦彈得斷斷續續，他抬眼瞥了我一下，又低下頭去，一副遊手好閒的樣子。“那是他兒子，”孟老師湊到我耳邊小聲說，“從老家來的。”
我說明來意，她趕緊從櫃子裡翻出教案，一邊翻一邊道歉：“家裡事多，耽誤你們工作了。”我看著她忙碌的身影，心裡不是滋味——以前在辦公室裡，她的教案總是整整齊齊，可現在，教案本上沾了不少煤屑。
臨走時，她非要塞給我幾個煮雞蛋：“路上吃，彆餓著。”我接過雞蛋，看著她圍裙上的煤灰，忽然想起她寫春聯時乾淨的手指，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堵著，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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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考上了大學，離開學校前又去了一次孟老師家。她還是在做飯，煤爐上的鍋冒著熱氣，軍代表仍在旁邊咳嗽，小夥子依舊彈著吉他。
孟老師看見我，笑著說：“考上大學好，以後有出息了。”
我問她：“最近還好嗎？”
她頓了頓，說：“挺好的，家裡忙點，但是踏實。”
可我分明看見她眼角的細紋，還有那雙曾經寫過漂亮毛筆字、彈過鋼琴的手，如今變得粗糙，指縫裡還沾著煤灰。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了學校，當了一名專業老師。我問起孟老師，老同事們都歎氣：“她呀，被家裡的重擔壓垮了。軍代表身體不好，兒子又不省心，裡裡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操持。”我想去看看她，可終究沒去——我怕看見她如今的模樣，怕打破記憶裡那個寫春聯、彈鋼琴、在數學課上循循善誘的孟老師。
直到現在，我偶爾還會想起那個清晨，我幫孟老師拎著熱水壺，她遞給我一塊水果糖；想起傍晚鋼琴室裡的《命運交響曲》，想起她寫春聯時的模樣。我總在想，要是孟老師沒結婚，她會不會還在教室裡寫著工整的板書，會不會還在過年時被師生們圍著要春聯，會不會還能彈出那樣激昂的旋律？
可命運從來沒有如果。就像貝多芬的曲子，有沉重的低穀，也有激昂的高潮，隻是孟老師的命運，似乎永遠停在了那段沉重的旋律裡。而我能做的，隻有把那些關於她的記憶，好好珍藏著，就像珍藏著一塊永遠不會融化的水果糖，甜得讓人想起，曾經有那樣一位老師，用她的溫柔與才華，照亮過我年少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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