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可謂是曆經無數風雨，也擔當過許多次護花使者的角色。而這一次，我護送的是那位美麗而堅強的關玉紅。
當我將她安全送回沈陽時，天空中突然刮起了一陣猛烈的北風，那風如同咆哮的巨獸一般，卷著無數的雪沫子，如同一群凶猛的蜂群，直直地撲向我的臉龐。
我不禁打了個寒顫，連忙裹緊身上的棉襖，試圖抵禦這刺骨的寒冷。然後，我毫不猶豫地轉身，邁著堅定的步伐，再次登上開往朝陽的火車。
網兜裡揣著集控821班那隻磨得發亮的足球，皮革上還留著小夥子們沒洗乾淨的汗漬——他們在實習前的最後一場球踢到天黑，愣是把這寶貝落在了學校體育場的器材室。而我必須趕在第二天，把足球帶回朝陽發電廠，這是和那群半大孩子的約定。
元旦晚會的那天，電廠俱樂部的燈光異常明亮，仿佛是為了迎接這個特彆的夜晚而特意準備的。在這個充滿歡樂和期待的氛圍中，剛從西安交大畢業的薛征紅成為了全場焦點。
她站在舞台中央，身姿挺拔，猶如一顆璀璨的星星。她手中緊握著的，正是我特意帶回來的那隻足球。這隻足球雖然普通，但在薛征紅的手中卻煥發出了彆樣的光彩。
薛征紅身著一身洗得有些發白的運動服，這顯然是她日常訓練時的穿著。然而，就是這樣一身樸素的裝扮，卻絲毫沒有掩蓋住她的光芒。她的每一個動作都顯得那麼自然流暢，仿佛她與這隻足球早已融為一體。
隻見她輕盈地將足球拋起，然後用腳巧妙地接住，接著開始了一係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技巧表演。足球在她的腳下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不停地跳躍、旋轉，時而高高飛起，時而急速下墜。觀眾們被她的表演深深吸引，不時爆發出陣陣驚歎和掌聲。
球從她左手滾過左臂，貼著耳際繞到頭頂，再順著右臂滑進右手，動作輕得像一片羽毛；接著又從後腦往下，貼著脖頸、後背，掠過腰線時微微一頓，隨即順著左腿穩穩落在腳麵，原地顛了三下，引得台下的師生和工人師傅們忘了鼓掌，隻盯著那隻上下翻飛的足球發愣。
直到薛征紅收勢鞠躬，俱樂部裡才炸開雷鳴般的掌聲，連平日裡最嚴肅的實習隊長穀老師，都忍不住拍紅了手掌。
那是1984年的冬天，電視還沒普及到家家戶戶，我們這群學工科的師生和天天圍著發電設備轉的工人師傅，第一次知道藝術體操能這樣美。
回沈陽的火車依舊擁擠，臨近春節，車廂裡塞滿了扛著包袱、拎著網兜的人。薛征紅穿著件棗紅色的棉襖，頭發紮成利落的馬尾，手裡攥著硬紙殼車票，臉頰凍得通紅：“楊老師，辛苦你了，陪我回沈陽。”我愣了愣，忙說：彆客氣，保護你的安全，是我最大的責任。”
昨天學校來電話，要她立刻回沈陽。穀老師怕她一個姑娘家路上不安全，特意讓我這個“小夥”當護花使者。
“你這是……學校又催你了？”我往旁邊挪了挪，想給她騰出點空間。薛征紅點點頭，眼神有點閃躲，雙手攥著車票邊緣，指節微微發白。直到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下去一撥人後，我搶著占了個座位讓她坐。她坐下後卻總想著站起來換我，每次都被我按回椅子上。
“你是女的，細胳膊細腿的，彆跟我這“小夥”客氣。”我笑著說，她這才紅著臉坐下，睫毛垂下來，遮住了眼底的情緒。
“學校人事處找你，到底啥事兒？”車廂裡的人聲漸漸低了些，我終於問出了憋了一路的話。
薛征紅的臉“騰”地一下紅透了，從臉頰一直蔓延到耳根，她攥著衣角，聲音細得像蚊子叫：“是……是對象的事。”
“你有對象了？”我著實吃了一驚。在電廠實習的這二個月，她要麼跟著我鑽汽輪機廠房，要麼在招待所啃厚厚的專業書，怎麼看都不像有對象的樣子。
她輕輕點頭，指尖在棉襖上劃著圈：“他也是學熱動的，我們是西安交大的同學。本來他能分到南方老家的，可他說……離我近點好，就去了內蒙古電力局。”
說到這兒，她的聲音軟了下來，眼底泛起一層細碎的光。“可內蒙那邊不放人，說我們沒結婚，調動理由不充分。這次回沈陽，是約了他去登記的——學校人事處說，隻要結了婚，就能幫我把他調過來。”
火車在黑夜裡奔馳，窗外的燈光像流星一樣閃過。到沈陽站時已是半夜，雪下得更大了。我陪著薛征紅往學校走，路燈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快到宿舍區時，她忽然停下腳步：“楊老師，不去獨身宿舍了，我怕吵醒室友，去穀老師家吧，她愛人在家。”
我送她到穀老師家門口，直到屋裡的燈亮起來，穀老師愛人拉開門，她回頭衝我笑了笑，說了聲“謝謝”，才推門進去。那一笑，像雪地裡開了朵小小的紅梅。
薛征紅講《汽輪機》課時的樣子時常浮現在我腦海裡。她站在黑板前，手裡拿著根粉筆，把複雜的汽輪機構造講得清清楚楚，遇到我這個“老司機”提出的實踐問題，也總能穩穩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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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我們倆湊在一起，把汽輪機調速係統的改進心得寫成論文，投給了《華北電力技術》，沒過多久竟真的發表了。那天她拿著雜誌跑來找我，笑得像個考了滿分的孩子，說這是她第一次發表論文。
後來的日子裡，我們在電廠和學校之間來回奔波，她成了動力係的骨乾教師。再後來，她評上了教授，成了汽機教研室的主任。她主講的《電廠汽輪機》還評為了省級精品課，網上都能看到她的教案和講課錄像。我偶爾會在科技期刊閱覽室碰到她，她還是那樣利落，隻是眼角漸漸有了細紋。
退休離開沈陽的前一天，我去學校辦手續，在辦公樓的電梯裡遇見了薛征紅。她穿著得體的西裝，頭發燙成了優雅的卷發，隻是抬手按樓層時，我看見她的手在微微抖動。她察覺到我的目光，衝我笑了笑，語氣輕得像當年在火車上那樣：“老了，這都是變老的信號。”
電梯門打開時，她先一步走出去，回頭揮了揮手：“楊老師，常回沈陽看看。”我站在電梯裡，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儘頭。
我忽然想起那隻足球。後來集控821班的學生們畢業了，有人留在了朝陽電廠，有人去了更遠的電站。那隻球最後被放在了電廠的榮譽室裡，旁邊貼著一張泛黃的照片——元旦晚會上，薛征紅站在舞台中央，手裡的足球正從她的頭頂滑下，笑容明亮得像那年冬天的太陽。
如今我在南方養老，偶爾翻到當年發表的那篇論文，扉頁上薛征紅的字跡依舊清秀。
窗外的雨淅淅瀝瀝，我仿佛又聽見了朝陽電廠汽輪機的轟鳴聲，看見了那個穿著棗紅棉襖的姑娘，和她手裡那隻永遠不會落地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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