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芸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
置身於同樣深受封建思想束縛的茅嶺村的她，卻猶如一股清流，是那麼的與眾不同。
初識時，她顯得尤為激進與嚴格，是盯梢小分隊中最不餘遺力監督我的一位。
如果授課的時候，我忘記歌頌山神，或者不按茅嶺村的要求將傳承內容植入，我可能會迎來她的抱怨甚至拳打腳踢。
一開始，我是非常厭惡她的。
但後來，我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女人，反而是所有人裡，轉變最大的。
正因為她的單純，讓她易於接受先入為主的觀念，視之為不可動搖的真理，但同樣，當新思想的浪潮衝擊而來，她便開始思考，開始質疑。
其他人百無聊賴地在教室裡坐著。他們其實並不關心我教了什麼，隻是完成村裡給的任務。
但何芸，她聽進去了我講的每一個字。
我逐漸看到了她眼神裡的變化。那是一種渴望，對知識，對新世界，對正常的人際關係的渴望……
思想的激蕩讓她夜不能寐，慢慢的，她開始意識到，她引以為傲的山神文化，並非神聖而不可侵犯，相反，它邪惡，墮落，黑暗，封建，像一塊頑固的毒瘤。
隱忍了一年，我終於通過了考核。村裡的盯梢小分隊也隨之解散。
那些按捺不住地年輕人，迫不及待地離開教室。他們要麼接受村裡的新任務，要麼就開始為自己的未來考慮。
但此後我卻多了一個學生——隻比我小五歲的何芸。
是的，在我剛剛到茅嶺村的時候，我22歲，而何芸隻有17歲。
何芸跟其他半大孩子一樣，開始每天到課堂裡報到。
其實她已經錯過了上學的年紀，她自己也知道，就算修完了小學的課程，以她的年紀也沒法再到外麵讀初中。
17歲在茅嶺村來說，已經不小了。有的人在這年紀，都已成婚。茅嶺村嫁娶可不流行扯證，行過禮，拜過山神，就是夫妻了。
但何芸不在意，她還是堅持上課。農活不忙的時候，上一天，有事的時候，可能隻上半天，但總歸是要來的。
她很聰明，學東西很快。
我越發覺得封閉的環境會將人扼殺。
聰明的人很多，但若不汲取，就隻能是具空殼。
她了解了新時代女性的故事，聽到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真摯的愛情，能勉強地跟我用英文對話，她聽說了哲學先驅們的啟蒙思想理論。
有一天下課之後，她第一次留堂，像所有好學的學生那樣，詢問未解之惑，探討她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多。
我帶她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
在一些無人知曉的間隙，我們會在田埂上聊天。我為她唱起仙兒的《高級動物》、唱《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唱《回到拉薩》。有時候還會吹笛子給她聽。
她驚訝於那些歌詞裡寫的世界。
我看到了她眼睛裡的憧憬。
逐漸的，她成了我在茅嶺村的救贖。隻有跟她說話，我才有種真正活著的感覺。
她是我在這個村子裡，唯一可以深入溝通的正常人。
偶爾，她會偷偷在晚上跑來找我。
我帶她去河邊看星星。這裡不像城市，星空要璀璨的多。
我告訴她，夏夜裡最醒目，最容易分辨的是獵戶座，我還會將北鬥七星指給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