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郵戳
陳阿婆總在午後三點準時打開信箱。
鐵皮信箱在樓道拐角鏽出斑駁的紅，像塊被遺忘的胭脂。她戴著老花鏡，指尖撫過信箱內側的蛛網，取出今天的廣告單頁——超市打折的彩頁，旅行社的海島宣傳，還有印著“拆遷通知”的白色信封。
“又是這個。”她嘟囔著把通知塞進藍布挎包。三層小樓的木樓梯被踩得吱呀響，二樓的林醫生探出頭：“阿婆，今天還等信啊？”
“等。”陳阿婆揚了揚手裡的空信封，“我家老顧說，退休就回來看槐花。”
林醫生歎了口氣。整棟樓的人都知道，顧老先生十年前在南洋病逝，臨終前托人帶回來的信裡說，要把骨灰撒在老宅後院的槐樹下。可陳阿婆總說，那封信是郵局送錯了，她的老顧隻是記性不好，忘了寄信的日子。
後院的槐樹今年結了滿枝白花。陳阿婆搬來竹凳坐在樹下，陽光透過葉隙在她銀白的發間跳躍。她忽然想起1958年的春天，顧先生背著帆布包站在槐樹下，藍布衫的袖口沾著粉筆灰。
“我去南洋教漢語，”他把一枚刻著槐花的木牌塞進她手裡，“等這樹長到屋頂高，我就回來。”
那時的槐樹才到窗台。陳阿婆每天給它澆水，看著樹乾上的年輪一圈圈變密。後來郵差隔三差五送來書信，信封上蓋著陌生的郵戳：吉隆坡、檳城、新加坡。顧先生的字跡從遒勁變得潦草，最後一封信裡夾著片乾枯的鳳凰花瓣。
“這邊的鳳凰花紅得像火，”他寫道，“可我總想起咱家的槐花，甜得能釀蜜。”
陳阿婆把那些信都收在樟木箱裡，墊著防潮的油紙。去年梅雨季節，箱子底下的信洇了水，藍色的字跡暈成模糊的雲。她蹲在地上一張張撫平，忽然發現最底下壓著個沒貼郵票的信封，收信人是她，寄信地址是本地郵局。
拆開時掉出半片槐樹葉，葉脈在信紙上印出淺綠的紋。“阿英，我在郵局門口的槐樹下等你。”字跡是老顧的，可郵戳日期是昨天。
從那天起，她每天都去郵局。穿藏青色製服的姑娘認得她了，每次都笑著遞上一杯涼茶：“阿婆，今天還沒您的信呢。”
這天傍晚，陳阿婆又坐在郵局門口的石墩上。賣冰棍的老張推著車經過：“阿婆，回去吧，要下雨了。”
烏雲在天邊堆成灰黑色，風卷著槐花瓣打旋。她忽然看見街對麵的公交站台，有個穿藍布衫的老人正朝她揮手，手裡舉著枚木牌，上麵刻著小小的槐花。
“老顧！”她站起身，挎包掉在地上，拆遷通知飄出來，被風吹向馬路中央。
汽車鳴笛聲刺破雨幕。陳阿婆眨了眨眼，站台空蕩蕩的，隻有路燈在雨裡暈出黃圈。穿製服的姑娘跑出來給她撐傘：“阿婆，您看，這是今天剛到的國際郵件。”
牛皮紙信封上蓋著陌生的郵戳，寄信人是顧曉棠。陳阿婆的手抖起來，拆開看見張彩色照片：異國的墓園裡，一棵槐樹正開得熱鬨，樹下的墓碑刻著兩個名字。
“外婆，”信裡的字跡娟秀，“外公臨終前說，他把對您的思念，都種進了這棵從老家帶去的槐樹苗裡。”
雨點打在照片上，洇開一小片水漬。陳阿婆忽然笑了，摸出那枚刻著槐花的木牌，輕輕貼在照片上。遠處傳來挖土機的轟鳴，老宅的方向揚起漫天塵土，她知道，那棵等了半個世紀的槐樹，終於要和遠方的同伴重逢了。
雨停時，郵局的時鐘敲了七下。陳阿婆把信放進挎包，慢慢往回走。月光落在她銀白的發上，像撒了一把槐花的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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