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收回目光，屏幕上三女因認真修習“鍛體三十六式”而煥發的精氣神，令他感到滿意。
然而，他深知，僅僅是個人體質的優化和工業體係的升級，目前還遠不足以支撐起他心中那個宏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
因為這是一個超越了種族、文化、地域，以共同利益為紐帶，以科技和理性為基石的理想化全新社會形態。
而要實現這一切，首先必須解決人類社會最本質、也最複雜的驅動力——利益。
“利益是人類永恒不變的話題。”
李唐在心中默念著這句被無數曆史進程反複驗證的真理。
無論是部落的結盟，國家的興衰，還是文明的衝突與融合，其核心無不圍繞著利益的分配與爭奪。
單純的思想畫餅，在個體生存和群體發展的巨大壓力麵前，終究是脆弱且不可持續的。
最善莫過人心，最惡也莫過人心，這句古老的箴言，深刻揭示了人性的複雜與多變，它不以任何人的個人意誌為轉移，也無法被任何單一的道德或信仰所徹底馴服。
因此，李唐的策略，從一開始就摒棄了空泛的理想主義。
他需要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體係和機製，讓不同種族的族群不僅能看到利益，更能通過合適的方式和比例，公平、透明地分享這些利益。
這套體係必須精密如同一台複雜的機器，每一個齒輪的咬合，都經過嚴密的計算和測試，確保其能夠穩定運轉，並能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進行自我調整。
大西北，這片廣袤而貧瘠的土地，正是他搭建這台“利益分配機器”的絕佳試驗田。
在即將過去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李唐的西北王府以祈連山深處的“船山城”為核心，向外輻射，逐步在西域、隴右、河西走廊地區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
這些措施，無一不是圍繞著“利益”二字展開。
首先是生存利益的保障與提升。
傳統農耕社會受限於技術，糧食產量低下，遊牧部落則受限於草場和牲畜數量，生存資源極其不穩定。
李唐利用集裝箱貨輪上攜帶的現代農業技術和種子，以及李龍、李虎、李豹工具人三兄弟的高效高質量基建能力，在大西北乾旱的土地上，大規模興修水利，開墾良田。
“船山模式”的核心在於“土地股份製”與“勞動積分製”。
王府將新開墾的土地分發給願意定居耕種的部落和移民，但這些土地並非無償贈予，而是以“使用權”的形式進行分配，並鼓勵百姓以勞動入股的方式參與王府主導的農業合作社。
每戶分得土地的規模，與家庭勞動力數量、以及其在水利建設、開墾荒地中的貢獻直接掛鉤。
例如，在河西走廊的某個新墾區，王府投入大量資源修建了引水渠，並提供了優良的抗旱小麥種子。
當地的吐穀渾族和部分從關內遷徙而來的漢族移民，被組織起來進行耕作。
他們每日的勞動，都會被王府的基層官員記錄在案，轉化為“勞動積分”。
年終結算時，除了上繳王府固定比例的“地租”實為土地使用費和技術服務費），剩餘的糧食產出，將根據各家投入的勞動積分和土地質量，進行精確分配。
同時，王府還以高於市價的價格收購多餘的糧食，鼓勵百姓出售，並將收購的糧食用於儲備和進一步的貿易，形成良性循環。
這種模式的直接效果是，僅僅兩年時間，新墾區的糧食畝產便達到了傳統農耕的數倍，徹底解決了當地的溫飽問題，甚至產生了大量剩餘。
當一戶牧民看到鄰近的農戶通過辛勤耕耘，一年所得的糧食足以養活全家並有餘力換取布匹、鐵器時，他們對定居耕種的抵觸情緒便自然而然地瓦解了。
其次是健康與發展的利益。
新醫療體係的建立，以及“鍛體三十六式”和“基因強化藥劑”的推廣，便是這一利益的核心體現。
李唐深知，一個強大的社會，必須由強大的人民構成。他不僅僅將這套功法視為優生優育的輔助，更將其定位為全民體質提升的基礎。
在西北王府的各級學堂和軍隊中，“鍛體三十六式”被列為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