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一個經常能出現猛男的國家，國家也由這些天降猛男塑造。
土耳其興盛於這些天降猛男，蘇萊曼大帝、默罕默德二世、穆拉德四世、凱末爾和埃蘇丹都是如此，同樣土耳其也會為這些天降猛男的造成的弊端買單。
強人政治有強人政治的好處，但是強人政治也有先天的問題和弊端。
從政治的角度看待強人政治缺陷，就不得不說古代帝國和現代工業國家的區彆。
在近現代，很多帝國都進行了工業化，越是集權程度高的國家，建立工業化國家的可能性越低。都需要劇烈的革命，徹底的打破原有的政治結構，建立新的政治結構。
東西方帝國曆史都說明了這個問題，都試圖建立工業化國家，都進行過洋務運動，結果都失敗了。他們簡單的認為工業化就是建設大量工廠、修建鐵路和建設新軍。這就是完全工業化了。
歐洲近現代工業化的成功，本身就是因為他們的政治體製並不是走集權的路數。英國天降猛女以後，迅速走向了工業化。
東西方帝國工業化失敗的原因出現在政治結構上。
古代帝國是封建帝國發展到巔峰的產物，中央集權程度就代表了古代帝國的發展程度。這和工業化國家是背道而馳的。
古代帝國的核心是人，是皇帝。權力是以皇帝為中心向外部擴散的。
比如東方的明朝的各大部長品級是二品，但是實際上掌握權力的卻是皇帝的顧問，閣殿大學士，這種五品官，隻有入閣殿被封各種大學士，才是領導人。清朝沒有品級的軍機大臣也是如此。各種皇帝的寵臣，太監。都不是以職務定權利。
西方的奧斯曼帝國也是如此，一堆顧問掌握權力，顧問的老大叫做大維齊爾，基本上出身貴族或者軍隊將領。這些國家的權利構架都是以人為核心，權利的大小根據距離皇帝的遠近來劃分。
權力由中央政府向外圍擴散，控製著各大州郡官員，這些官員實際上數量很少。一個省17個官員，一個縣就4個官員，剩下的都是吏。
奧斯曼帝國就更過分了，直接就是羈縻管理。羈就是大棒，縻就是胡蘿卜。地方上聽話的就是胡蘿卜，不聽話的就是大棒。
東西方封建帝國對於基層的管理，都體現在一個‘牧’字，把民眾當做羊群來管理。
帝國管理就兩個核心，一個是稅收，一個是軍事。這些東西方帝國本質都一樣，能收稅就胡蘿卜，抗稅自古都很嚴重，肯定是大棒加身。
用中央政府的軍事來維持稅收，用稅收來養活軍隊。無論曆史這些帝國怎麼改革，都脫離不了這個核心，當這個核心被各種原因打破，這個帝國就逐漸走向了滅亡。
在這套政治構架裡加入工業化元素本身就是格格不入的。
現代工業化國家則是圍繞事去建立的，政府根據需要處理的事建設各種部門，涵蓋了軍事、內政、外交等各種部門。學校也不是單純的培養官員，而是分門彆類的培養各種處理事情的人才。
政府的顧問也真的就是顧問，分析各種數據，做各種調查，提交各種報告供執政者參考。
工業化國家的會計也不是單純的賬房先生，是精細的作預算和算開支，還會執行政策上的宏觀調控。
這個構架就像現代化的工廠一樣，精細的計算自己的資源，可以產生的效益。因為政府和工廠在構架上本身相似，所以可以進行上下承接，進而形成一個整體，成為工業化國家。
在資源調配和利用率上，古代帝國和工業化國家是沒有可比性的。工業化國家可以吊打各種帝國，這是政治的先進性決定的。
而洋務運動，更像是幾個搞工廠修鐵路的大臣，陪著皇帝玩鬨一樣。
強人政治，也是以人為核心建立的政權體製。本質上更像洋務運動一樣，不在政治構架上動手改革，國家工業化隻是虛幻的泡沫而已。這就是強人政治的弊端。
但是強人政治也有優點，就是沒有強人政治，很難去推進國家政治構架的改革。這是非常矛盾的。
每個工業化國家都是在強人政治下，通過不斷的妥協，完成政治構架的改革。所以能出現天降猛男的國家都是幸運的，天降猛男還能進行國家政治構架改革，那就是幸運中的幸運。
21世紀的土耳其實際上是埃蘇丹的土耳其，軍政府一手好牌王炸帶四個二。被埃蘇丹一頓秀操作，最後被打的奄奄一息，最終亡於埃蘇丹之手。
可以說土耳其軍政府的搞政治的水平，不低於他們奧斯曼禁衛軍的先輩們。
埃蘇丹通過一套組合拳，把軍政府徹底打垮。這個時間不過十幾年而已。
埃蘇丹出生於伊斯坦布爾貧困家庭，祖上是格魯吉亞人，屬於典型的黑色土耳其人。因為家裡窮，念書都是靠宗教學校，最後進入大學。
94年當選伊斯坦布爾市的執政官，也就是市長，97年因為朗誦宗教含義的詩歌，諷刺白色土耳其人割裂社會，被判入獄。
這是土耳其版本的文字獄，他入獄當天發行了唱片直接大賣100多萬張。這是香港四大天王的水平了。埃蘇丹直接成為了當時土耳其社會的網紅。
埃蘇丹出獄以後成立賢德黨，在賢德黨被軍方打擊以後。繼續成立了正義和發展黨，由於軍方打壓伊斯蘭政黨，他的正義和發展黨直接成為了伊斯蘭政黨的獨苗。獲得了底層和伊斯蘭資產精英的支持。各種伊斯蘭政黨資源快速向他的政黨聚集。
在02年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03年當上了土耳其總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土耳其軍方的的噩夢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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