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臨風的皮鞋跟碾碎一塊玻璃渣時，老宿舍區的風正卷著灰往領口鑽——那風帶著鐵鏽與陳年水泥的腥氣，像砂紙般磨過耳廓。
他仰頭望了眼後勤樓頂那根鏽跡斑斑的廣播杆，像根戳向夜空的舊桅杆，金屬邊緣在月光下泛著青黑，仿佛隨時會斷裂墜落。
孫玉花的手電筒光束掃過牆根，照見半片褪色的紅雙喜貼紙——紙麵浮著細塵，邊緣卷曲如枯葉，和李春來筆記本裡“第十七站，回家”旁畫的那朵花，輪廓分毫不差。
她指尖輕觸貼紙，觸到的是一層脆裂的膠痕，像乾涸的血痂。
“他要把聲音送回起點。”孫玉花的聲音裹著寒氣，她抱臂站在樓道口，警服袖口蹭到牆皮，發出細微的沙沙聲，肩頭落了一層白灰，像雪。
江臨風摸出戰術手電，光斑順著樓梯扶手往上爬。
扶手鐵管上有新鮮的摩擦痕跡，漆皮剝落處泛著金屬冷光，像是有人用布反複擦過，留下溫熱的掌紋記憶。
他說：“三層以上斷電二十年。”腳步頓在二樓轉角，水泥台階邊緣裂開一道細縫，踩上去時發出空洞的回響，“但李春來的電工鉗有銅屑，說明他接了私線。”
林川的腳步聲從後麵追上來，戰術背心蹭得牆灰簌簌落，像被風吹散的骨灰。
他喘著氣，呼出的白霧撞在斑駁的牆上：“剛問過周邊住戶，上周有人半夜扛著蛇皮袋往樓裡搬東西，說是收廢品的——”
“收廢品不會帶繼電器。”趙婉華的聲音突然從頭頂傳來。
江臨風抬頭，看見省廳總工程師正探出三樓窗戶，白發被風掀得亂翹，手裡舉著半段纏滿膠布的電線，膠布邊緣發黃，露出底下暗紅的線芯。
“老廣播係統用的是60年代的載波電路，這小子把當年的饋線拆了重接，還加了七台擴音器。”她的聲音像從舊收音機裡傳出，帶著電流的毛刺感。
樓頂鐵門“吱呀”一聲被踹開時，江臨風的後頸起了層雞皮疙瘩——那聲音像舊唱片劃針刮過紋路，刺得耳膜發顫。
黴味混著鬆香味湧出來，是木料腐朽與蠟燭燃燒後的混合氣息，鑽進鼻腔，令人微微眩暈。
二十平米的機房裡，七台墨綠色擴音器呈北鬥狀擺著，每個喇叭口都對著窗外不同方向，像七隻沉默的眼睛。
控製台蒙著灰，卻有塊圓形區域擦得發亮——正好是手掌按下去的位置，指痕清晰，掌心溫度仿佛還殘留在金屬表麵。
“十七個方向。”孫玉花掏出手機地圖比對，指尖在屏幕上點了十七下，玻璃映出她緊鎖的眉。
她抬頭時，光束掃過江臨風緊繃的下頜線，聲音低沉：“他不是要擴散聲音，是要精準投遞。”
趙婉華蹲在控製台前，用放大鏡扒拉電線，鏡片反著冷光，她呼吸輕得幾乎聽不見：“這是聲學定位裝置。”她的聲音發顫，指尖觸到一根細如發絲的導線，“每個喇叭播放不同片段，合成後就是完整的《法治前線》報道——90年代的廣播技術能做到嗎？”
“他師傅是西北廣播站的老技術員。”江臨風摸著控製台邊緣的刻痕，是些歪歪扭扭的簡譜，指甲劃過時發出細微的刮擦聲。
他的拇指停在一道淺痕上，那是個沒刻完的“奠”字，筆畫中斷，像一聲戛然而止的歎息，“李春來十六歲就在機房當學徒，拆過三百台老收音機。他要辦追悼會，隻有亡魂能聽見的。”
金小霜的鑷子突然發出輕響，金屬碰觸金屬的清脆，像鐘擺敲在寂靜裡。
這個總把碎發彆在耳後的小美女半跪著，鼻尖幾乎貼到控製台縫隙，呼吸在灰麵上吹出微小的漩渦：“江隊，蠟油。”她舉起物證袋，裡麵是米粒大的黃色殘渣，邊緣微熔，帶著淡淡蜂蠟香，“和祭壇蠟燭成分一樣。”更關鍵的是，蠟油裡嵌著根銅絲，螺旋紋路像極小的彈簧，指尖輕觸，能感受到那細微的彈性，“西北死者頸部的纖維，也是這種結構。”
江臨風的呼吸頓住。
他想起李春來筆記本裡夾著的老照片：穿藍工裝的青年站在廣播塔下，懷裡抱著拆了一半的收音機，背景是“西北人民廣播電台”的紅漆字，油漆剝落，像血痕。
他的指腹蹭過銅絲，那觸感像在撫摸一段被封存的記憶。
“他用廣播零件當祭品。”他輕聲說，“蠟油封存記憶，每根銅絲都是設備的‘骨灰’。”
“但係統啟動缺一段音頻。”金小霜調出模擬畫麵，進度條卡在1997年8月24日那檔，屏幕藍光映在她鏡片上，像未熄滅的星火，“結尾那句‘本台將持續關注此案，直至真相大白’，原始錄音找不到。”
江臨風的手機在這時震動。
他望著審訊室監控裡李春來的側影——那男人正用指甲在水泥牆上劃橫道，一下又一下，像在數日子。
指甲與牆麵摩擦的聲音仿佛穿透屏幕，刺入耳膜。
“他說每天都在等那句‘案件仍未偵破’。”江臨風突然懂了，聲音低得像自語，“儀式需要活著的播報，不是錄音帶裡的屍骸。”